“60后”作为中国政坛的一支有生力量，正在迅速崛起。最近结束的地方两会，“60后”省级官员就大幅扩容：生于1960年的“60后”陈敏尔出任贵州省省长，使得全国的“60后”省长增加至4人，前叁位是河北省长张庆伟、新疆区主席努尔•白克力、福建省长苏树林，再加上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湖南省委书记周强、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团中央第一书记陆昊，“60后”省部级官员已达到8位，其中孙、胡两位更是晋升为政治局委员，进入中共的决策层和国家领导人行列。而从副省长来看，本届地方两会更是有71位“60后”履新，从而使“60后”副省长群体总人数达到了112人，其中女性“60后”副省长为14人。如果再加上上一届省委中有118位“60后”常委(这其中绝大部分常委会获得留任，再剔除一些重复的)，中国“60后”省部级官员(包括副部级)总共可达200人。
以年代来划分，“60后”之间横跨10年，最大的今年已54岁，最小的今年则44岁。作为一个群体，“60后”崛起于中国政坛，既是自然规律使然，也是中共干部年轻化的结果。虽然“60后”官员在中国政坛还唱不了主角，但他们最大的优势是年龄，按照自然的进化规律，18大结束后他们最大的才58岁，正是政治上大有作为的时候，而要大有作为必须进入权力中枢。所以，从19大开始的20年，即到中共22大，会是“60后”主导政坛的时期，他们中间势必会有人成为中共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从中国来看，18大后的30年会是中国崛起的关键时期，中国能否在这30年内成为世界主要大国，将与“60后”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们将影响未来中国的走向与命运。所以，考察这个群体的思想、特质及执政风格，对于我们认识“60后”官员群体和中国未来的发展，非常必要。
政坛“60后”高官现象是中共干部年轻化的必然结果
“60后”干部在中国省部级以下的官员中已经占据主角，本文主要分析的是省部级官员中的“60后”现象。
“60后”高官群体的出现，主要得益于中共的干部年轻化战略。
文革结束后，中共干部队伍青黄不接，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被起用而走向领导岗位，有感于此，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干部年轻化”就作为一项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任务被提了出来。1981年6月，中共十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提出干部“四化方针”，即在坚持革命化的前提下，逐步实现各级领导人员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十二大党章把“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写入党章。此后，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就成为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方针。
干部“四化”的关系是：革命化是“四化”的前提，是党的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是对干部思想政治素质、业务能力等方面的要求;年轻化是对干部自然条件的要求，是针对中共干部队伍的状况和党面临的任务提出的;知识化和专业化则是“四化”的重要内容，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班子成员应当具备一定的科技、文化、专业知识，形成合理的知识、专业结构。干部“四化”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但就当时而言，特别应该关注的是年轻化，因为它是适应新陈代谢规律，针对当时干部队伍严重老化而提出的，要不断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持续不断发展，保证中共的事业后继有人，就要实现年轻化，使广大干部年富力强，在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中有老、中、青，形成梯次年龄结构，因此，年轻化有着特殊的含义和特别重要的意义。
有鉴于此，中共对干部队伍的年轻化非常重视。在省区市党委换届中，中共明确要求省级党委班子中，50岁以下的要有3名，45岁左右的要有1名;同时，进一步规范了任职年龄，规定省委书记、政府正职副书记为65岁，纪委书记为63岁，其他为60岁;在提名上述叁类任职人员时，如果年龄分别已经是63、61、58，则一般不列入提拔行列。在这一规定之下，在领导班子配备上呈现出“4、5、6”的叁级梯次格局，即：既有上世纪40年代出生的(60岁左右)，也有50年代出生的(50多岁)，还有60年代出生的(40多岁)，形成老中青搭配的官员格局。“60后”高官群体的特征及从政路径
对大多数观察者而言，“60后”省部级官员给人的印象是年轻、高学历、有实践经验和人文社科背景等。
首先是年轻。40多岁的年龄在高官队伍里还是一个年轻的年龄。需要强调的是，“60后”官员虽然年轻，却很早在团组织工作时得到了培养。分析“60后”省部级官员的个人履历，很多人都有共青团工作的经历，像前述8位省部级正职领导，周强、胡春华和陆昊都是曾任和现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努尔•白克力也曾担任新疆大学团委书记。此乃因为，“60后”考上大学后，成为恢复团组织时的第一批团员。作为中共的预备人才，在共青团系统里锻炼出来的年轻干部，往往成长很快，也因此比较年轻。
其次是高知化。上世纪40年代出生的人在其接受教育的阶段中国还处于战乱和动荡中，那时教育也不发达，许多人没有机会入学，而是靠战功升迁的;50年代出生的人则经历了“上山下乡”，耽误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最佳年龄。与他们相比，“60后”官员在改革开放年代长大，大部分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期间进入正规高等院校学习，具有完整的教育经历，此外，很多人还在从政之余再升造，所以，他们不但是一般的有知识，而且学历层次都较高。据统计，在已知学历的159名“60后”省部级高官中，100%具有大专以上学历，而本科及以上学历则占99.37%。其中，获得博士学位者72人，占比45.28%;获得硕士学位者68人，占比42.77%。7位“60后”省部级正职官员全部具有研究生学位。不过，在获得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干部中，逾2/3是通过在职学习获得的。
第叁是人文社科背景的多。与“知识化”相连的是，“60后”高官多数具有人文社科背景。统计发现，在158位获得学位的省部级官员中，人文社会科学学位获得者有97人，占比61.39%;理工科学位获得者61人，占比38.61%。而在97位人文社会科学学位获得者中，管理学学位获得者最多，为39人，占比40.21%;其次是经济学学位获得者29人，占比29.89%，而法学学位(包括法律、政治学等专业)获得者有19人，占比19.59%。众所周知，中国的第叁代和第四代领导人被称为工程师治国，这是因为他们当年在大学接受的理工科教育，其知识结构和思维更多呈现理工科的思维特点，带到国家的治理中，就形成了工程师治国。工程师治国有其优点，但缺陷也很明显，就是容易缺乏全局观念，“见物不见人”，对国家的法律制度建设不太重视。工程师治国的这个缺点会被有人文社科背景的官员的施政所弥补。尤其是经济、管理、法律知识与中国国情和发展所需相适应，因此，具有人文社科背景的领导干部群体崛起，符合现代国家治理的趋势。
第四履历完整，有丰富的实践经验。“60后”高官少有在某个职位上呆很长时间的，也很少在某个行业和领域为官并得到提拔重用。一般来说，他们都在多个岗位得到锻炼，有些岗位的行业跨度还非常大，并有着中央与地方的工作经历。这主要源于中共的干部交流机制。除非某些非常特殊的专业性强的职务，否则，中共的领导干部需要定期交流任职。以8个省部级正职领导干部为例，他们都在多个地方和部门担任党或政府的一把手，除白克力和陈敏尔外，都有着中央和地方的工作经历。这使得他们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管理能力，能够比较熟练地驾驭局面。
“60后”高官的上述特征致使其仕途一帆风顺，从职务晋升的速度来看，统计发现，“60后”担任副部级领导干部时平均任职年龄为43.8岁，从大学毕业开始工作到晋升至副部级的平均年限为21.3年，晋升至副部级的最短年限是14年，晋升至正部级领导干部的最短年限为22年。虽然“60后”高官的从政路径各不相同，但仍然可以根据不同标准划分不同类型。如果按照“60后”担任省部级领导干部之前的主要任职经历为标准进行划分，大体可分为六类：
第一类是机关路径，即大学毕业后直接进入党政机关工作，由科员逐步晋升至省部级领导干部行列。机关路径又分高层机关路径和基层机关路径。
第二类是共青团路径，即大学毕业后主要从事共青团工作，后转入党政机关担任省部级要职。第叁类是国有企业路径，即大学毕业后主要在国有企业工作，并逐步晋升到高级管理人员行列，后转入党政机关担任省部级要职。
第四类是大学路径，即大学毕业后主要在高等院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逐步晋升至大学高层管理人员，后转入党政机关担任省部级要职。
第五类是研究机构路径，即大学毕业后主要在科学研究机构从事科研工作，逐步晋升至科研机构的高层管理职位，后转入党政机关担任省部级要职。
第六类为其他路径，包括从新闻媒体单位、作协和军队晋升，后转入党政机关担任省部级要职。
“60后”高官群体的施政特质
考察“60后”高官群体，不能不对他们的施政或执政风格进行分析。从政治学角度讲，一个人的工作经历、知识结构、学识背景、思想倾向等都是决定执政风格的因素。
与之前的“40后”、“50后”或之后的“70后”相比，“60后”官员群体的一个最大不同，就是成长经历显示出特异性。“40后”官员幼年时期处于战乱中，“50后”官员青少年时期则遇上“上山下乡”和文革，这两类官员的人生经历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社会的不稳定和物质匮乏伴随着他们从少年到中年的成长过程。所以他们在成为执政者后，特别强调稳定和经济发展，这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解释目前的国家政策，为什么高度重视维稳和经济建设。“70后”官员作为整体，他们成长的年代国家的政治生活已经走向正轨，而他们思想和人生观的形成也正好和国家的开放及市场经济的实行同步，所以他们的国际视野和市场经济观念相对较强，当然，因为他们现在还未到在政坛上大显身手的时候，讨论其执政风格为时尚早。
相对于这叁个群体，“60后”官员群体尤其省部级领导，他们的人生履历要特别的多。“60后”官员多出生于叁年困难时期和文革，他们中的一些人(主要是65年前生人)在进入青年时还赶上了“上山下乡”的尾巴，所以他们对文革和“上山下乡”有一定的记忆，对人生的苦难有一定认识。此外，虽然在他们青少年时期适逢国家改革开放，但中国社会贫穷的面貌在此时并未改变，因此，在“60后”官员的整个早期成长时期，物质匮乏也同样存在，只是程度可能有所减轻而已，这使得他们和前两代官员一样，也强调社会稳定和发展经济。
不过，“60后”官员幸运的是，在他们迈入青少年后国家开始改革开放，大学也得以恢复，他们中的多数人因此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考入大学，接受正规的大学教育，而且很多人选择了人文社科专业。他们中的一些人之所以选择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文学、历史学、政治学等专业，而不像其前辈一样选择理工专业，很大程度上是抱着探究改变中国社会的贫困、动乱和落后的塬因这样一个目的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对十年文革的一种否定和反动，在整个80年代，社会的思想非常解放，各种主义、学说、理论和观点争议交锋，大放异彩，那是中国思想史上继五四后的又一个黄金时期。当然，这个时候的思想解放带有补课性质，对外来思想特别是西方思想的学习有一种生吞活剥、不求甚解，这是长期营养不良必然要出现的现象，但不可否认的是，那时的青年特别真诚，意气风发，对改造国家充满着理想。“60后”群体正盛逢其会，他们参与了这场大争论，是80年代思想解放的受益者，这对他们的人生产生了很大影响，变革成为今后他们施政的主旋律。
另一方面，“60后”官员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其后改革的波折和反复也影响到他们对事物的看法，深知改革之艰难。此外，在他们踏入官场后，一般从基层做起，对中国的基层比较熟悉，有着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而干部交流也拓宽了他们的知识面和对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了解，从而使得他们对社会有着更深的理解，锻炼了他们处理不同事务的能力。总的来讲，“60后”既有对生活苦难的体验，又残留着那个时代特有的理想主义情怀。他们是现实主义者，但他们骨子里又追求变革，不过，他们对社会的变革又带有一种保守的性质，不愿用激进的方式去推进改革，而是对渐进改革情有独钟。另外，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大学教育虽使他们的学习研究能力和接受新事物、新思想、新观念的能力增强，具有国际 视野，对现代性的认同度较高，可同时，也并不妨碍他们对中国社会事务的了解和认识，扎根本土，有国家荣誉感。这看似矛盾的现象统一于一体，孕育了“60后”官员独有的治理风格，即强调社会变革中的秩序重要性，推崇法制和制度建设以及柔性治理，从而使其施政具备较强的包容性。
在这方面，湖南省委书记周强是一个例子。这位现年51岁的法律专业出身的“60后”省委书记，在其治湘时强调建设法治湖南。2008年4月，湖南正式推出《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是周强依法执政的一次重要创新试验;2011年7月，湖南省委正式颁布《法治湖南建设纲要》，法治自此被赋予了制度化的意义。
对中国未来的影响
对“60后”高官这一群体的特征和执政风格的分析，目的是为了预测在他们当政，主导中国的发展时，会给中国未来带来什么有利影响，使中国的发展导向人类文明的普世大道。从这个角度看，“60后”高官对中国的影响既取决于他们的理念和执政方式，也取决于历史是否有变革的需要。
从前者看，《学习时报》2012年8月20日刊出的一篇文章分析了60后”官员对中国社会发展会产生影响的叁个方面。一是“60后”省部级干部在知识化、专业化上所具有的优势，以及他们的知识结构更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符合改革开放和国际化的需要，符合今天中国继续发展的需要。二是在坚持改革开放问题上，“60后”领导干部意志将会更坚定，思路可能会更开阔，方法也会更多样。叁是他们会更注重民生，亲民务实，“60后”领导干部有基层经历，知道中国百姓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同时兼有对国际社会发展潮流的了解和把握。
不过，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考察和分析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是否会给“60后”官员提供解决问题的空间和时间，以及他们是否能够满足民众的变革需求。历史固然是人创造的，但在一些特定的时候，人能否创造历史关键看历史是否提供了相关条件，环境是否允许;也就是说，一个人有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还不行，还要看是不是到了解决问题的时候，所谓环境决定人，或形势比人强是也，这就是人的主动性和历史的主动性的区别。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能否青史留名，取决于他对历史是否自觉。当然，也不排除一些人被形势所裹挟，被动参与历史而成为英雄的。
本文开头说了，“60后”官员在中国政坛活跃的黄金时间是在18大后的30年里。这一时期是中国崛起的关键阶段，所谓关键，包括对内对外两个方面，尤其是对内部事务和矛盾的把握和解决。中国在未来30年的一个最重要最关键最迫切需要处理的事情，就是还权于民。中共文件一向强调，要优先解决关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未来30年尤其是“60后”官员执政的后20年，老百姓最关切的利益问题就是自己的事自己做主，国家的事也要百姓做主，换言之，不但要有个人的自由，还要能积极参与国家的公共事务，真正做国家的主人。这既是由个人私有财产的增长决定的，也是由世界大势决定的。经济的发展，最终的结果是要增加老百姓的财富，这样才合乎正义，而财富的增加必定就需要国家对财产的保护。另一方面，世界大势就是自由民主，中国不能自外于这个大势，虽然实现自由民主的路径不同，但指向一样。所以，如何设置一个合理的政治构架，满足和实现民众参与政治事务，做主人翁的要求，就成为中国政治发展、政治改革的头等大事。它不能无限期拖延下去，“击鼓传花”，要“70后”甚至“80后”主政时去解决，历史不会给执政党这么宽裕的时间，必须在“60后”官员能够掌握主导权时予以解决。
那么，“60后”官员是否有能力、魄力和智慧去解决这一问题?现在还看不清楚。从他们的阅历、学识、性格、理念和对世界发展大势的了解和把握，对民众需求的认识看，应该有意愿推进还权于民的。不确定性在于，“60后”官员意志不坚定，遇到困难容易妥协。尽管“60后”官员在其早年成长时受到过饥饿和苦难的威胁，但他们毕竟没有像“40后”、“50后”官员那样经受过苦难的锤炼和洗礼，这是“60后”官员性格中的一大弱点。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彻底的实用主义者，所以，在未来的政治改革中，当遇到大风大浪时，“60后”官员是否有勇气有魄力推进政改，还是妥协煺缩，现在看，是一个未知数。当然，不管怎样，有一点应肯定，“60后”官员在工作中会更加重视法制和制度建设，更多地依靠制度而非个人魅力来保证国家的发展，会更加重视和听取民意，亲民和清廉。这些品格非常适合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有助于推进政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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