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特务组织的关系并不复杂。刘其昌是组长，他领导着刘进昌、刘从志，利用着刘从文、孟建德。而他们几个又同是河北省阜平县王快镇人。
人都是复杂的，自身充满矛盾的。刘从文的演变过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出身比较寒苦。全家7口人，共有两亩半地。他当过店员，沿街叫卖过烧饼，到江西去出过苦力(修铁路)。抗战爆发后，参加了抗日义勇军，在新乐县作战负伤回家。1939年9月由人介绍到晋察冀军区供给部合作社当炊事员。后来调到军区司令部小伙房当炊事员、上士、司务长。可以说，他是在革命军队里成长为革命干部的。
在一些人看来，当“老炊”，当司务长是比较低下的差使，也不会有什么大的用处。然而那些想利用他的人，却很看重他这个位置。
当司务长，要经常外出采买一些东西，接触的人自然会多一些。终于有一天，他碰到了一个叫王宝生的商人，两人谈得很投机。
王宝生问：“你家的生活眼下怎样?”
“政府不供给，自己做点买卖也能凑合。”
“我来回跑保定，你需要什么，我可以给你捎来。你给他们工作，他们也不照顾你家里。”
刘从文当时恐怕没有意识到这是他走向深渊的开始，更不会想到王宝生是国民党军统特务。
不久，刘从文外出采买东西，见到了本村的刘其昌。乡亲相见，自然亲热。
“你在干什么呀？这副穷相。”
“给军区采买东西。”
“跟我们去一趟保定。保你有钱花，你看我们，花钱比你方便多了。”
“以后再说吧，保定是那边的(指敌区)。”
“王宝生不是说给你从保定买东西吗?我也可以帮你办理。”
这时，刘从文才知道刘其昌和王宝生是勾结在一起的。刘从文虽然受到他们的引诱，但还没有下决心跟他们去干什么勾当。
这些国民党特务也似乎没有立即将刘从文拉入他们圈内的想法，只是想利用他这个能够接触军区领导的小灶司务长，探知有关情报。
刘其昌或是通过王宝生，或是亲自出面，多次与刘从文联系。有时利用赶集、上庙会的机会，有时干脆到村外的菜园地里装作买菜。王宝生给了刘从文500万边币，说是自己花不着，让刘先用着。刘从文没有拒绝，把钱收下了。王宝生问他一些情况，他当然力所能及地告诉了他。诸如军区司令部在什么地方，中央局在哪里，首长到石门开会去了，过四五天回来……
这些情况，在刘从文眼里不是什么秘密，但在国民党军统局那里，却是很有价值的东西。几天之后，我华北军区所在地烟堡、石门一带，遭到飞机轰炸，房屋损坏100多间。
看着呼啸的飞机和升腾起的烟雾，刘从文心中直打鼓，他弄不清楚此事是否和自己有关。他想起曾经同刘其昌等人说过军区司令部的驻地，也知道他们是那边(国民党)的人。他希望自己的行踪不被人觉察。
上碑庙会上，人群密密麻麻，摊位摆满了街面。刘从文装作买东西，来这里同刘其昌见面。
在一个临街饭店里，刘其昌请他吃饭。同时交给他十二匹白粗布，说：“这是给你的。”刘从文犹豫了一下，还是收下了。刘其昌说：“只要照我说的做，不会亏待了你。”
事情的发展，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有一天，刘其昌见到刘从文，交给他一个包。
“这是什么?”
“看了你就知道了。”
刘从文把包打开，看到一支精致的小手枪，几十发子弹，还有两个红纸包。他指着红纸包问：“这是什么?”
“药。能毒死人的药。”
刘从文不解地看着刘其昌。刘其昌嘿嘿一笑，说：“你有这个便利条件，放到毛泽东、聂荣臻的锅里……”
“这……”刘从文的手在颤抖。
“给你两个月的时间，用什么办法都行。如果完不成，就到保定去找我。”
刘其昌说完，走了。刘从文听完，傻了。
后来，他交代说，看到这些东西，我好害怕，叫我谋害人民领袖，我不敢----毛泽东就有如此之大的震慑力量。
于是，刘从文生病了。头晕肚痛，不思饮食，卧床不起。白天似睡非睡，到了夜晚经常惊叫起来。可惜，这些都没能引起人们的注意。
他心惊胆战地把毒药扔到了村外，把手枪藏了起来，心里还是不踏实，总是担心会被人发觉。疑心生瘴鬼，他的病越来越重，一直病了一个多月。如果这时候有人吓唬吓唬他，非得灵魂出窍不可。他说他一直念叨：“再也不能跟他们联系了!再也不能跟他们干了。”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发现没有什么动静，他的胆子又大了起来。只要搞得神秘，还是不会被人发觉的。因而，当刘其昌派刘从志(刘从文的堂兄)来找他联系时，刘从文又说了不少军区司令部的情况，甚至让刘从志住在部队，吃在部队，还送他点大米、白面之类的东西。不管刘从文承认不承认，他已经成了地地道道的内奸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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