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来，东方和西方的竞争中，西方胜利了；东方宗教和西方宗教的竞争中，西方宗教胜利了。宗教的胜利是什么样的胜利？我认为是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没有信仰，就没有精神上的力量。中国人所缺少的，正是西方人所拥有的。”结论是如此斩钉截铁，给我们民族指定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接受西方的“永恒的神”，用基督教信仰改变我们的“民族性”。
此类高论，从“五四”前后迄于今天，每到一个历史转折阶段总会有一些人拿出来渲染一番，一群人实践一番，所以有必要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讨论讨论。
一、问题的提出
在咱们中国，鬼神之说古已有之，而且资源丰厚：科学理性好像是近现代才流行开来的，但作为包含“无鬼论”和“神灭论”在内的实事求是精神，也早已深蕴于我们民族文化的传统中。鸦片战争将西方的鬼神论和洋烟一起输入中国，使鬼神之说与科学理性的内涵有了现代性质，二者的对立有了全新的意义--伴同正确路线的确定，中国的前途、民族的复兴，是依靠鬼神信仰，还是依靠科学理性，就成了一个现实问题。
这个问题在知识界，较早是“五四运动”前后明确提出来的。
“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相继失败以后，中国之命运问题进一步尖锐化了。辛亥革命给出了一个方向性回答，“五四运动”则开始上升为全国人民的自觉。就在这个运动的前夜，1918年初，上海成立了一个“灵学会”，出版《灵学丛志》，设“盛德坛”扶乩，请孟子为坛主，给鬼照相，领袖是筹建中华书局的俞复和陆费逵，给以思想支持的是《天演论》译者严复，都应该属于当时的“新派”。1920年，北京成立另一个灵学组织“悟善社”，创《灵学要志》，建“广善坛”，以“孚佑帝君”为坛主，领袖是被视为白莲教残党的唐焕章，一个典型的封建余孽--其所以也用“灵学”的名称，是在追随上海的新潮。而这一新潮与会道门封建迷信的唯一差别，是多了一层“科学”的包装。“灵学会”的中心口号是“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悟善社”的中心口号是“借神道之糟粕，挽末流之颓靡”，“以神仙之妙用，补人事之不足”，两家的主张完全合拍。
这股新旧势力联合兴起以“鬼神救国”为宗旨的灵学思潮，带动了全国会道门的大猖獗，是继清末后党引导神拳“扶清灭洋”之后，第一次由文化人打出鬼神旗帜，将国家命运系于鬼神信仰的社会活动。
“五四运动”本是一场爱国主义运动，同时启发了以“科学与民主”为主题的新文化运动。这一爱国与启蒙密切结合的特色，贯彻在我国此后的全部文化历史中，最后溶解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主流里，成为我们今天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基础。
我们不能说，科学与民主的口号，只是针对灵学的，但灵学是当时新文化鞭挞最现实的靶子，绝对没有问题。《新青年》给我们留下了当时的记录，鲁迅为我们留下了犀利的杂文。不久，1920年，《灵学丛志》停刊，灵学会寿终正寝。北京的《灵学要志》及其“晤善社”，则直到北伐的大扫荡才得以溃散。
到1923-24年，文化界又爆发了“科学与玄学”的论战。这次论战的中心议题是围绕人生观问题开展的。如果人生观只限在个人范围，也许争论不会那么激烈和广泛，但作为一般原则，国人应该具有什么样的人生观，塑造何种国民性，与国家教育方针联系起来，同样会牵涉到国家命运、民族前途，所以参与讨论的文化人更多。其中，科学能否进入人生观领域，甚或树立科学的人生观，是问题的焦点，所以不可避免地又涉及到鬼神信仰和科学理性的问题。
玄学派领袖张君劢，将科学定性为“客观的”、基于“论理”（逻辑），思维特点是“分析”的、受“因果律所支配”，从“自然界变化现象的统一性”掌管物质世界：人生观与之相反，它是“主观的”，“起于直觉”，思维是“综合的”、“自由意志的”，“起于人格之单一性”而掌管精神世界。关于此等分类是否妥当，此处不论，但就玄学派拒绝“人生观”接受科学和理性，而必须南“直觉”和“自由意志”掌控，就为鬼神信仰在人生观中开辟了莫大的空间。他反复引证西方某些学者的观点，强调科学是有限的，需要以“哲学、美术、宗教三者为辅佐”：“求真”之途，除理智之外，还有宗教。他特别把反进化论的神学当作权威，谓：“科学家于神造之说则深恶而拒之，然其不能谓为既已解决则显然无疑。或者永非人力所能及亦未可知。”如此一来，鬼神不单是信仰的对象，而且鬼神信仰成了追求真理的途径：科学的有限性，必须由宗教的完善性补救。
所谓“直觉”，是来自柏格森哲学，专用于非理性的；所谓“自由意志”既有柏格森，也有康德哲学，二者都是用来对抗科学规律，也都符合玄学的定义：
“玄学之名，本作为超物理界、超官觉解释”，“新玄学之特点，曰人生之自由自在，不受机械率之支配；曰自由意志说之阐发；曰人类行为可以参加宇宙实在”。
其中，“超物理界”就是超自然界，“超官觉”就是“超感觉”，总起来是堵塞认识通达客观世界的道路，断绝理智的思考，由此保障“意志”的“自由”驰骋，实现“人生在宇宙间独来独往的价值”。以此施之于教育，宗教须三分天下有其一。针对“科学在于求真”的论点，“依吾观之，最终之真者为何，终非人所能解决”。这样就为宗教进入国民教育体系找到了理由。
对玄学的批判，实是五四精神的继续和深入。首举批判大旗的是地质学家丁文江。陈独秀和胡适则是批判阵营中的理论代表，他们在捍卫科学理性的价值上一致，也都为《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作序。
陈独秀的序说：
“我们还在宗教迷信时代：你看全国最大多数的人，还是迷信巫鬼符咒算命卜卦等超物质以上的神秘：此多数像张君劢这样相信玄学的人--像丁在君这样相信科学的人，其数目几乎不能列入统计。现在由迷信时代进步到科学时代，自然要经过玄学先生的狂吠。”
胡适接续陈独秀批评丁文江将宇宙的未知部分“存疑”而让给了玄学家解释，进一步发挥说：
“在十九世纪的英国，在那宗教的权威不曾打破的时代，明明是无神论者也下得不挂一个‘存疑’的招牌，但在今日的中国，在宗教信仰向来比较自由的中国，如果我们深信现有的科学证据只能叫我们否定上帝的存在和灵魂的不灭，那么，我们正不妨自居为‘无神论者’。”
他欣赏吴稚晖对玄学鬼的抨击，尤其是这几句话：
“那种骇得煞人的显赫的名词，上帝啊，神啊，还是取消了好。”
“开除了上帝的名额，放逐了精神元素的灵魂。”
实际上，这已经是从科学对玄学的论战，变成科学理性对鬼神信仰的全盘厌弃了。问题似乎解决了。
然而超出历史和逻辑，问题远没有结束。公元进到1978年之后，我国社会的发展正在经历又一次伟大的飞跃，抛弃了“无限崇拜，无限信仰”，科学理性高扬。先是确立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认识，继之是进入“科教兴国”战略实践，最近十年又制定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指导方针，推动着经济、民生、国防等一直走在高速行进的轨道上，展望未来，国强民安，前途似锦。就在这个过程，前20年出现了用“科学革命”和“第二次文艺复兴运动”装饰起来的伪科学思潮，用反对西方科技和逻辑的名义，反对近现代科学，反对思维理性，同我们国家的走向背道而行，最后是随着邪教的取缔而失势。这段丑闻，大家相当熟悉。此处要谈的是新近10多年来的又一番现象。
从全国声讨邪教之初就有种舆论，认为“邪教”之兴在于“正教”不强，甚或认为，执政党从根本上就应该强化鬼神对人的控制，扶植宗教的扩展。2001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与时俱进》是这类主张中最有代表性观点，由于署名者用了“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的官衔，一时影响巨大。此论有两个突出的论点：一是鬼神之说有特别的效用：
“人从动物演化而来，包含着野蛮、自私的本性，仅靠人性的自觉，不足以约束其行为。出于恐惧，人要借助神的威力来规范自身，这就是宗教道德功能存在的依据。”
由此我们知道，宗教之所以具有道德功能，原来是为了对付那些“野蛮自私”非“人性”的人的。二是科学理性有局限：
“宗教属于价值信仰，科学属于工具理性，二者的关系既有冲突，也可相互促进--爱因斯坦与牛顿都信教，他们早知道月球上没有上帝，之所以信教，是把宗教伦理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与探索动力。”
说爱因斯坦“信教”没有根据，但他不信上帝并且劝告宗教放弃上帝，却有他自己的言论为证。至于将科学定为“工具理性”，把宗教归为“价值”的载体，是拾人牙慧，也是玄学的继续，都算不上新颖。
然而它从上述两个基本点中得出了一个上下五千年的中国似乎从未有过的结论，却起了大作用：
“一个民族的精神产生于文化，文化的灵魂体现于道德，道德的支撑在于信仰，而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更是如此。”
据此，“信仰”就成了民族的命根，民族得以发展的源泉和力量。我们正在从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驱逐科学，弘扬信仰，应该成为头等大事--尽管此处并没有指明这信仰是宗教，但全文的论题只有宗教，并不含糊。不久，网上又流行了一位将军的大怍《宗教信仰与民族命运》，说得更坦率：
“民族性就是道德。宗教决定了文化，文化决定了民族的性格，民族的性格决定了民族的命运。”
此处是用“宗教”替换了“信仰”，话是说的更直白了，但又进了一步，是中国的宗教根本不行--中国有佛道儒三教，“历史证明，这三个教根本无法振兴中华”。为什么？因为
“中国人心中没有永恒的神的位置，再说深一点，就是没有终极性的文化精神追求！这种人是不会把自己的关心范围扩大到家庭、甚至个人以外的。如果扩大出去，一定就是伤害别人。这样的民族怎么能不是一盘散沙？
“千年来，东方和西方的竞争中，西方胜利了；东方宗教和西方宗教的竞争中，西方宗教胜利了。宗教的胜利是什么样的胜利？我认为是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没有信仰，就没有精神上的力量。中国人所缺少的，正是西方人所拥有的。”
结论是如此斩钉截铁，给我们民族指定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接受西方的“永恒的神”，用基督教信仰改变我们的“民族性”。
此类高论，从“五四”前后迄于今天，每到一个历史转折阶段总会有一些人拿出来渲染一番，一群人实践一番，所以有必要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讨论讨论。
二、宗教学界当前的更新趋向
从我国社会前进的大局、执政党主导的发展方向、劳动人民关注和从事的各种事业来看，相比于科学理性牢不可破的主流地位而言，召唤鬼神信仰之声，微不足道。然而若聚焦在所谓“宗教学”及其影响范围，情况就不同了，文化传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它冲破了《宪法》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令《教育法》宣布的“国家实行教育与宗教相分离”，失去效用，堂皇地进入了高教系统和科研单位，并成为向社会公众领域传播鬼神信仰最具影响力的平台。这当然不是小事。最近，“文化传教”又一次变脸，一是直接走上社会，张扬“宗教”必须全面介入社会生活，作为政治力量发挥作用；一是改“宗教”为“信仰”，“为民族的复兴提供坚实的价值支撑”。前者有在天津某大饭店举办的《渤海视野》，发表“五十人高层论坛”《倡议书》；后者有上海某刊物发文向国家进言的《信仰中国》。二者南北呼应，都提到国家“战略”高度喊话，引起网络的相当关注，即使“脱敏”到了全麻程度，人们也不能不有所回应了。
据《倡议书》称，参加“渤海视野”研讨会的“高层”成员“不仅包括对宗教和文化发展素有研究与关切的著名学者、教界代表、商界成功人士，也包括部分社会贤达及文化精英”。
这确实有摆脱高教和科研的体制限制，走上社会大舞台的气势。尽管看看名单似乎并没有那么著名、贤达或精英，但他们要求“我们”从“宗教与文化战略视野”考虑的问题，确实有点“高端”：
“意欲统合古今中外之视野，以包容、开放的胸襟，为宗教与中国文化之战略发展把脉，为中华文化复兴中宗教之独特价值和使命张目”。
这独特的价值和使命是什么？倡议者如是说：
“使社会文化在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撑上有更明智、更有利的选择和取向，努力把宗教从社会存在、文化意义、精神影响和政治归属上全面纳入我们社会的整体建构和一统体系，使宗教作为政治力量，成为我们国家自身政治力量的有机组成部分，宗教作为灵性信仰，成为我们重建精神家园的重要构成。”
如果说，宗教是一种“社会存在”，具有特定的“文化意义”和“精神影响”，在有些情况、有些教派，带有特定政治倾向，都不是问题，因为现实就是如此，“我们社会的整体”也不例外。但要把宗教的本质属性从鬼神信仰改变为“政治力量”，而且是“国家政治力量的有机组成”，那首先得改变我们的国家性质，或实行中世纪的政教对立之合一，或像美国一些政治人物宣称的那样，宗教立宪，宗教建国。这种“选择和趋向”是否“更明智、更有利”？且不说我们“国家”的态度如何，恐怕广大的教徒也不一定赞同：你不让他去享受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硬要他撇开他的信仰或利用他的信仰去充当什么“政治力量”，他自愿么？教徒和非教徒，同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他的政治诉求就在于他的公民身份，为什么要把属于私人信仰的事当作公共的政治工具？这是要把宗教信众抬举成社会上的特殊群体，还是实行宗教歧视，认为他若参政只能启用教徒的身份？
至于让“宗教作为‘灵性信仰’”来“重建”我们的“精神家园”，为“社会文化”承担“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撑”的功能，以迫使“放弃单一价值定位”，用“开放‘灵性’和优秀资源”以填充之，这类话题有机会可以专题讨论。此处得先弄清所谓“灵性信仰”是种什么信仰？将宗教信仰更换为“灵性信仰”，这“灵性”是个什么东西？近来是“灵性教育”、“灵性生活”、“灵性世界”，以至“灵气”、“灵修”，触目多多，但却看不到一个认真而明确的界定--按“高层”的一贯说法，《圣经》是基督徒必读之书，是教徒“寻觅信仰的真谛，获取灵性生活的依据”；像《基督教文化丛书》就是“再现其灵性、灵气和灵修对世界文化发展的启迪及感染”的论著。据此，“灵性”就是取自《圣经》，“灵性信仰”等于基督教信仰。
如此看来，《倡议书》对宗教信仰的召唤，仍然是“汉语基督教神学运动”的基调。
从麦克斯·缪勒的比较宗教学立场，给中国的土教一个地位是合适的，也符合“宗教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但表达的语气有了不同：明显地增强了一神教的“张力”和“排他”力。此前只劝说国人在宗教问题上“脱敏”，现下却要“打破学术界之狭隘阈限”，“改变国人长期以来对于宗教之偏颇理解”的进击了--在国人正在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之际，得优先决定“宗教的合理定位与优先价值”；在推动“放弃单一价值定位”中，第一个点名须要放弃的是对“科学技术精神的过度推崇”。在有关机构正在贯彻执行“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关键时刻，必须“开放探讨宗教信仰在中国社会的认知与认同，对宗教信仰知识的通识教育”。为什么突然如此霸气起来？
上海的《信仰中国》与渤海的《倡议书》是声气互通，但侧重于发掘鬼神信仰资源，解决如何使之能够成为政治力量的问题。其为国家设想之周到，尤为感人。总其中心主张，是运用“国家力”，建构“信仰中国”，以改变西方的“无神论中国”和“迫害宗教”的形象，化消极为积极，使信仰中国之友遍天下，无往而不利。它的《提要》说：
“中国国家力对‘信仰中国’的积极叙述、塑造与展示，不仅将为民族复兴提供坚实的价值支撑，也将对中国国家主权和利益的维护与拓展产生积极意义。”
现就几个问题，看它的一些道理能否成立。
第一，对国内外宗教形势进行评估，是一切鬼神信仰提倡者的立论前提。就世界言，他们普遍断定全球正处在一个宗教复兴时期，《信仰中国》称之为“全球宗教复兴和世界性非世俗化趋势”，时间定在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9.11事件”以来，“使宗教从所谓‘威斯特法利亚的放逐’回归国际关系的中心，并且成为国际舞台上冲突各方争抢的资源”--如果宗教确实成了国际冲突的“资源”，是广大宗教信徒的悲剧，不是宗教的常态，加以讴歌和利用，是火上加油，很不道德，也缺责任心。
但据欧美另一些组织的统计，全欧以至加拿大、日本等发达国家，宗教势力如日薄西山，科学普及和世俗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已将鬼神排除出日常生活，一些宗教节日正在习俗化。说它们的宗教在复兴，出现了“非世俗化趋势”，缺乏共识。很早就有人把苏东解体归功于宗教之力，因此还导致西方统治力量将宗教渗透当作颠覆“共产制度”的法宝；“9·11”以及“反恐战争”，激发了亚伯拉罕一神教世界及其与其他宗教民族和国家的多重冲突，宗教对抗波及全球，从而造成宗教“复兴”的假象，实际上并没有根本改变宗教版图及其消长的大趋势。由于宗教战争和宗教极端主义带来的人际仇恨和无尽灾难，反而推动了人们对宗教功能的反思，西方“世俗人文主义”的持续发展和“新无神论运动”的兴起，以及有关无神论和非宗教性影视和著作大量面世，就是显著的信号。
最新的统计显示，即使在美国，宗教信仰的人数也不是在增加，而是在减少（见2012年11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至于说“中国国内宗教信仰的复兴”，那得看在什么意义下讲。我国进入近代以来，宗教极少有如此高速的发展，而且没有出现强力的反对之声，尤其与新中国建国以来相比，这确实是一种“复兴”。但现下公布的教徒人口为一亿左右，只占总人口的1／13，称之为“信仰中国”有点名不副实。《信仰中国》宣称：“各种权威数据均表明，中国不仅是传统而且是新兴‘宗教大国’，主流宗教的增长、新兴宗教的崛起以及民间信仰的复兴相互交织。”糟糕的是，它宣称的“各种权威数据”一个也没有公布，更不知其“权威”在哪里。据此而定中国为“宗教大国”，显得轻率。事实是，迄今为止，全球还没有一个宗教统计的“权威”标准。假若从多神主义考察，我国信教的人口可能与日本相似，当会超过全国人口的总数；但从一神教的标准看，说中国是无神论国家也很恰当。《信仰中国》所谓的“新兴宗教”是什么货色，也没有任何交代。最新有一个叫“宗教共同体”的，赫然出现在国家宗教局的网站上，提倡“诸神同一、诸教融合”，还特别声明它不是“新兴宗教之一”，但给人的直觉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因为这类教派，世界上有，我国也不短缺。前述的“悟善社”别名就叫“世界六圣宗教大同会”。从这里看，确定何者为“新宗教”，也不那么简单。美国就把中国取缔的“邪教”当作新宗教豢养。如果连中国宗教的ABC都不了解，所谓统计只能姑妄听之。
在对待形势的判断上，尤其是引用数据，必须拿出根据来。否则信口开河，随愿估算，既自损学术的严肃，也令人怀疑那判断或是别有用心。
第二，“无神论”给中国国家安全和民族复兴造成“局限”。这个判断是构建“信仰中国”的主要理由：
“中国国内宗教信仰的复兴与国际上根深蒂固的‘无神论中国’印象之间的认知差距，恰恰反衬出了中国宗教在海外投射力上的限度，以及中国在建构与展示较‘无神论中国’更为真实的‘信仰中国’以及宗教自由政策方面的能力不足。”
据我所知，美国给我国的称号之一是“共产主义无神论中国”，而“共产主义”在它的主导意识形态中是什么用意，大家都知道。至于其与中国人在“认知”上有如此巨大的“差距”，我以为“反衬”出来的不是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方面的能力不足”，而是包括无神论在内的我国话语权在“海外投射力的限度”。按作者的论证，我们已经是“宗教大国”，而美国则认定我们是“无神论国家”，那真正的原因何在，作为西方基督教神学的专家理应知道。从西方基督看，中国只有偶像崇拜和迷信，连“神”都没有，哪来的“宗教”？
说我们是“无神论”国家也是一种“僭越”。当前的一类专家官员要中国人自认“蛮夷”，以引进西方的“神文明”，根子也在这种“认知差距”上。因此，不论儒释道和民间的宗教资源如何深厚、信仰如何自由，对他们来讲，全是废话。他们推进的是基督教对中国的全盘占领，这是他们唯一的兴奋中心。这个大方向的最新制定也不下百年了，论者不能装作全然不知。
从字面看，“信仰中国”的本意是要替换“无神论中国”。为什么要如此改旗易帜？理由很多：
“部分国家尤其是海外华人”，“对中国的宗教生态与政教格局存在疑虑”，削弱了他们“对中国的好感度与向心力。”
“在中国和平发展的宏观背景下，与其他国家及其普通民众在宗教信仰上的隔阂，已然成为制约中国树立文化大国形象的现实瓶颈。”
“国际社会在对于中国是否和平崛起的解读中，宗教信仰状况正在成为一项重要的参数。”
据此而罢黜“无神论中国”应该是逻辑的必然。然而结论却是这样的：
“一百多年来，中国以”富强“(分别对应了经济与军事实力）为依归的国家发展目标，由于缺乏在文化和宗教信仰等精神层面的观照，无论就对内还是对外而言，都已呈现出其明显的局限性。”
原来罪在“以‘富强’为依归的国家发展目标”，而不是“无神论”。为了换取海外华人对中国的好感度和向心力，解除国际社会对中国和平崛起的疑虑，树立文化大国的形象，必须打掉“富强”这个中国人的梦和国家的发展目标。驱逐无神论不过因为它是个软柿子。
第三，建构“信仰中国”的好处太多了，“至少从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国际形象、国家统一等四个方面对中国国家主权和利益的维护和实现产生潜在的积极意义”这里只讲中国的“国际形象”，尤其是在美国心目中的形象：
“自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宗教问题的‘政治化’手法（如所谓‘中国宗教自由问题’）以及政治（主权）问题的‘宗教化’和‘国际化’运作（如西藏问题），不仅形成对中国的国家主权与安全的挑战，也强化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制度偏见’。面对此种局面，我们与其在宗教问题上不断面临外交的被动卷入，不如正视和顺应全球宗教复兴与国际关系‘宗教回归’的大趋势，积极寻回我国外交中的宗教因素。如何把宗教从中国国际战略中的‘负资产’转变为‘软权力’，在国际宗教舞台上化被动为主动，已日益成为我国需面对的一项迫切的战略选择。”
作者被认为也是研究安全问题的专家，但出的这个主意很馊。明明知道给中国制造“宗教问题”或挑动我们国内的宗教事端，是出于外国的“政治化手法”：将事涉我国家主权的“政治问题宗教化”，将西藏等国内问题“国际化”，“尤其是美国”干的，那么，按一般逻辑，对这种“政治化”的“运作”，就应该据实揭露，依理驳斥，外交抗议，并采取实际措施，以应对其“对中国的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挑战”，纠正其向国际社会散布“对中国的‘制度偏见’”。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作者反转回头来要我们国家“正视和顺应全球宗教复兴与国际关系‘宗教回归’的大趋势，积极寻回我国外交中的宗教因素”。而要寻回的这因素看来就是“信仰中国”。--这真有点基督精神了：人家打我的左脸，干脆，我把右脸也让给你打。你不是说我“宗教自由”度不够么，那我就建个“宗教国家”给你看。这是一种什么国民品格？不说了。
三、鬼神信仰为什么不能维系国运民魂
一方面是无中生有：“信仰危机”、“信仰空白”；一方面证明信仰资源丰厚，力挺“信仰中国”。前后对照，为何变调？同时比较，对立明显。然而论者毫不避讳这类错乱，一心用在将信仰定为国运民魂所系的主题上。现在就让我们看看这一建构的愿景。
在我国大众的语境中，信仰一词的含义可以《辞海》的解释为代表：“信仰”是
“对某种宗教，或对某种主义极度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行动的准则”。
这一界说是陈述性的，词语本身并不含褒贬之义。美钞上印有“我们信仰上帝”，连钱都显得虔诚，令人钦佩；我们国人相信“钱能通神”、能使“鬼推磨”，所以信仰“财神”，司空见惯。此中“信仰”的内涵，就是“极度的信服和尊重”云云，中美没有高下区别。
在我们前边提到五四人物反对玄学鬼神论当中，都宣称“无神论”是他们的“信仰”。陈独秀说：
“什么神灵与上帝，我们已无疑可存了。说我们武断也好，说我们专制也好，若无证据给我们看，我们断然不能抛弃我们的信仰。”
他的无神论信仰是从“唯物的历史观”得出来的。胡适则随顺陈独秀的“无疑可存”，以“现有科学”为依据，自居“无神论者”。就此而言，“信仰”表示的是坚信不疑、不可动摇的态度。像这类话语，我们也经常在革命人物的传记里读到，如说“我们信仰共产主义”，表示立场坚定，大义凛然。
但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中，“信仰”不单是一种态度和立场，更多的是与理性对立的一种思维模式。我们且看《不列颠百科全书》：
“信仰，在无充分的理智认识足以保证一个命题为真实的情况下，就对它予以接受或同意的一种心理定势（或态度）相信某人或相信某件事，与信仰某一命题是真实的，这完全是两回事”。
《全书》又引洛克在《人类悟性论》中的话：
“信仰是一种关于同意和信念的永恒不变的确定原则，它不允许任何怀疑和犹豫”。
《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词典》说，“信仰”一词源自拉丁文，指
“自愿地把某些一直没有或不能得到理性或经验支持的观点作为真理，特别与对宗教信条的信奉有关。因此，信仰是相对哲学和科学知识而言的。从中世纪哲学以来，如何协调信仰和知识之间的张力，一直是主要的课题。对康德来说，信仰就是接受先验理念、上帝、自由和灵魂不朽。
它们超越了经验的王国，不是理论知识的对象，但它们在道德事务中起着重要作用。”
《东西方哲学大辞典》：
“信仰(Faith)的一般含义指相信不能被证明的东西。古希腊哲学家认为，只有理性才能决定什么是可信的。与此相反，德尔图良提出，‘正因为它荒谬，所以我才相信’，把理性与信仰对立起来”。
以上四个说法，只有一个说法中的一半与我们的习惯用法比较一致，那就是“不允许任何怀疑和犹豫”，其余说法都是把“信仰”作为与“理性或经验”等对立的概念使用。其所以如此，与西方长期处于基督教的文化专制相关，那就是把信仰的“不思考当成一种美德”。此处提到的德尔图良应该是这一美德的奠基人--他大约生活在2-3世纪，号称“拉丁教父”，他的神学与希腊哲学的“爱智”“求真”精神极端相反，认为人的知识，不论是感性的还是理性的，都是“有限的”，因为《圣经》记载的神和神迹，只能靠信仰掌握。他在《论基督的肉身》一文中说：
“上帝之子死了，这是完全可信的，因为这是荒谬。他被埋葬又复活了，这一事实是确定的，因为它是不可能的。”
于是信仰就成了对“荒谬”的“确信”，对“不可能”的“确定”。引申出来，就是反理性，不思考。
在当前中国学界走红的“信仰”，就属西方这个门类。1992年出版的《人类信仰论》认为，“信仰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单独而永恒的方式”，当前有学者论证马克思也把宗教视作“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那涵义其实就蕴藏在德尔图良的神学里。不过一旦改作“掌握世界的方式”，就让信仰超越了宗教的范畴，而宗教问题泛化成了信仰问题，有助于改变中国人对宗教的“狭隘偏颇”认识。作者断定“信仰是比宗教更为根本的东西”，这个“根本”就在于把宗教的外在形式转化为神学的内在内容，方便其于作为一种“世界观和价值观、人生观”混入文化教育和社会文化领域。
2006年又有《信仰的智慧--信仰和科学信仰研究》出版，更着力将“信仰”推进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教育领域，其对信仰的释义，也大量采用了基督教背景的材料。例如《圣经》说，信仰是
“对看不见、然而却渴望求得到的东西的信念。”
“保罗主张信仰是上帝的礼物，这种观念在奥古斯丁和阿奎那那里得到很大的发展。”
作者将此类解说的信仰，界定为“统摄整个价值观念的核心问题，因而也是世界观和价值观、人生观的集中体现”。由此也使我们见识了它“集中体现”的特点：是基于
“一种本能、一种情感冲动、不含有知识和理性成分，非逻辑、非理性的情感方式、思维方式”，而“信仰的客体一定得具备‘超验性’、理想性和终极性”。
“由此导向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崇尚神圣，获得自我的提升和人格的完善，一种对世界爱的方式，使人们的生活转向了崇高的精神目标。”
显然，这是把基督教信仰注入了世界观和价值观以及用以支配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了。
现在的问题是，既然信仰是如此非理性、反知识，为什么还能保障国家安全、民族复兴、经济繁荣、提升人格？最近某个“智库”的《高层内参》中有篇大文，给出了答案。此文说，
“中国社会文化的重要任务是召回被逐的精神”，因为“精神是文化的灵魂，一个社会如果没精神，必然走向崩溃”，而“宗教在人类历史中，始终是价值和精神的集中载体”。
此话我们可能很熟悉了。现在即以发财致富为例感受一下：
武汉有条汉正街，一批“聪明”人在改革开放之初“创造了大量财富”，但“他们后来都完了”--
“原因是什么？很简单，他们的发财致富没有一个神圣的观点”，“加尔文教的重要性就在这里”，它所显示的“精神，就是受一种观念的影响：要工作，要刻苦勤奋，同时目的不是在活动本身，有一个神圣的目标。你本来是向天国，但是没想到导致世俗世界的发展”，譬如说，“人是猿变过来的，那最早变成人的，肯定是喜欢异想天开，眼睛老盯着天空的猿；而老是盯着脚底那片土地的猿还是猿。如果你总盯着天上，无意中就导致了人间的繁荣”。
加尔文教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派别；美国加尔文学院还是使用邓普顿基金会的美金扶持在中国“文化传教”的一个据点。它这派的信仰就有让你发财和变人的魅力。
“中国人通常富不过三代，而犹太人富甲天下至少有2000年。宗教因素无疑起着决定性作用”；因为“在犹太人看来，积聚财富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只信奉一部《圣经》，传世已有2000年”。
不止如此，信仰还能令人成才：
“一个人如果彻底相信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主宰着生活的一切，他（她）将有可能释放出巨大的潜能。”为什么？因为“当人相信宗教的时候，生活的一切将变得简单和明确。因为生活中存在着一种‘绝对真理’，你不需要去思考，也不必去判断，信得越虔诚，你的苦恼就越少”。
这个“智库”提供的此类内参，并末署名，但考其来源，当是出自名牌大学的教授专家，还有什么中国体改会的特约研究员。所以可以再引一点，以见共鸣者之多：
“信仰宗教的民族与中国人思维上最大的差距在于，他们从根本上说不是在‘审时度势’，他们完全不必在战略决策上浪费时间，《圣经》上已经把事情交代好了，剩下的事只有执行！”
“当人完全依靠自己的理性分析、判断和抉择时，他（她）必将承受极大的心理压力，在反反复复的情绪纠缠中，将自己搞得筋疲力尽。”
质言之，不思考、不判断，是信仰的要求。信仰是按《圣经》提供的世界，并规定了掌握世界的方式。此亦谓之灵性。由此可知，鬼神信仰必然导向是愚昧。用信仰“教授”我们的大学生，按此方式“改革”我们国家“体制”，甚或将倡导者定为构建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理论体系和指导思想”的“首席专家”、封之为“权威学者”，我们的国运民魂如何，也就昭然若揭了。
鬼神信仰在变中国为愚昧，科学理性才是文明大道。
从历史上说，西方的文艺复兴、中国的鸦片战争，开启了科学理性的现代文明之路。在今天的中国，对于民族复兴的道路之选择，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方针，以及科教兴国的战略决策，就是科学理性的时代体现，我们因此已经取得全球瞩目的伟大胜利，也正在指引我们民族走向灿烂的未来。
我们所谓的“科学”包含“技术”；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来讲，没有科技的独立发展和创新，就不可能有完全意义上的民族独立，我们向往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难以实现。西方想方设法向我们输出的是宗教，所以有《国际宗教自由法案》之向我们立法，有《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对我们的压迫，有金钱的收买，有对藏独、疆独、邪教的扶植和基督教的渗透。但与此并行的，是竭尽其力地对我国实行高科技封锁，动辄以间谍罪惩处科学技术的自由交流，垄断人类的文明成果。两相比较，意图异常明显。回头来看，连我们一些党员学者和党政干部也加入对鬼神信仰的推崇行列，同样地伴以轻蔑科学，反对科学，加罪科学，这算是什么现象？是同气相应，内外呼应么？
我们这里所谓的“理性”就是“思考”。从一定意义上说，知识即源于思考，而“知识就是力量”。我们的教育，主要任务就是传授知识，学习思考。思考是创新的前提，也是做人报国、利益人民和奉献国际的前提。让鬼神信仰侵占教育体系和科研机构，令我们的未来一代缺失知识，不会思考，那叫愚民。教育者应该首先受教育，教人愚昧的教育者首先应该接受启蒙教育，从鬼神灵性中醒悟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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