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后的中国已有十多个省份、自治区和直辖市换上新任书记和行政首长，大规模的职位调动和安排被视为是在为习近平未来几年得以充分落实十八大路线和方针做准备。由于牵涉的省份和直辖市等职位皆是未来重要政治人物的指标、新任书记和省长们的特质和政治倾向也可以反映出新领导层的政策方向，这次的人事变动也更加引人注目。
然而，在评量高层领导们的改革倾向时，或许更重要的问题是，作为中央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本身是否是位改革者？近来政府新颁布的政策方向以及南周事件的解决方法也许可以为我们提供某种解答。
“社会治理”经验者受重用
香港中国专家林和立1月4日于詹姆斯顿基金会的《中国简报》上表示这次的人事调动展现出新领导层追求的是渐变和稳定。同时，许多第六代的领导(1960年代出生的政治新星)也是这次的人事变动的主要角色，他们有机会在新职位上建立起全国性的知名度以及改革声誉。
由于这次几个省份和主要城市的领导层变动属于内部的升迁，林和立认为这显示北京领导层对持续性的重视。举例而言，上海、吉林、陕西和浙江的新任党委书记分别是韩正、王儒林、赵正永和夏宝龙，他们皆是同个辖区内的前任省长或市长。贵州、浙江、陕西、山西和吉林的新任省长或是代理省长分别是陈敏尔、李强(代理)、娄勤俭(代理)、李小鹏(代理)和巴音朝鲁(副省长及代理省长)，他们在此升迁前皆已在同个省份的高位上。
值得注意的是，59岁的吉林省委书记王儒林、60岁的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以及53岁的浙江代理省长李强皆曾在各自的省份担任政法委书记、负责警察与司法机构的调度和管理。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的政法经历更丰富，他曾任安徽省公安厅厅长、武警安徽省总队第一政委、以及安徽省和陕西省政法委书记。林和立表示这些领导的背景显示北京对所谓“社会治理”的重视，而此社会治理是指压制异议和尽可能削弱任何对中共政权的挑战。
稳定至上
最高领导层对稳定的重视也反映在一件事上：地区性的人事调动基本上是按照邓小平提出的“五湖四海原则”进行调整的。此原则要求在派置党领导时，应考量派别、行政专业和出身地以达到某种平衡、避免任人为亲。
举例来说，广东新任省委书记胡春华和吉林代理省长巴音朝鲁是胡锦涛领导的共青团团派的成员；政治生涯有大部分时间在上海的58岁的韩正则与团派和江泽民领导的上海帮都有渊源。此外，59岁的新任上海代理市长杨雄的政治生涯也几乎都在上海。韩正与杨雄两位在上海高层的委任是接续“上海人治理上海”的传统。李鹏的长子李小鹏则是第五代太子党中少数几位被视为可能有更多发展的人。
总书记习近平和即将接任总理的李克强的爱将们也在这次新一波升迁中出头。62岁的贵州代理省长陈敏尔在习近平于2004年至2007年任浙江省委书记时为浙江省委宣传部长。58岁的新任福建省委书记尤权长期在国务院当官，他被视为是李克强的心腹。
缺乏改革背景的“个性干部”
高层人事变动中没有几个新面孔具有改革背景。他们也不像是有群众魅力的领导人、也不是中国媒体曾形容过的“个性干部”。他们的升迁是基于长久以来的原则，也就是习近平表示过的：“选拔干部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林和立解释，在中国现有的政治脉络中，所谓“德”就是不经思考地跟随党的指示。以这样的解释来看，几位地区领导在接任新职位后的演说中强调对中央领导忠诚就不这么令人意外。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说：“中央决定我任浙江省委书记，这是党中央对我的信任和重托…我决心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紧紧依靠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等各大班子和省军区、驻浙解放军与武警部队及中央驻浙单位…为浙江的发展和人民的幸福勤勉工作，励精图治，奋力开拓，不辱使命。”新任内蒙古党委书记王君也承诺将“深入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和要求上来。”更有许多新任领导不具有可靠的金融、管理或资讯科技专业背景，仅因身为高级党干部而获得升迁。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是前任福建省委书记，她是政治局内仅有的二位女性委员之一。62岁的孙春兰的政治生涯自鞍山钟錶总厂的工人起始，在她转任福建省前，她曾是辽宁省妇女联合会主席、辽宁省总工会主席。但是林和立问道，她是否真的是金融与高科技的新中枢、中国大都会天津市的最佳领导候选人？
林和立认为陕西省代理省长娄勤俭是新任升迁领导中最具有专业背景的一位。娄拥有计算机工学博士学位，在2010年成为陕西省副省长前，曾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11年。在过去2年之中，娄为陕西省吸引了许多高科技跨国公司进驻此内陆省份。
第六代领导
在这波高层人事变动中最受瞩目的应该就是两位于十八大进入政治局的第六代领导人──胡春华与孙政才的去向。香港媒体流传胡春华很有可能是接任习近平的下一任总书记、而孙政才则是在10年后接任总理李克强的人选。
林和立表示假使光以专业性而言，接任重庆市委书记的孙政才比仅是党内事务专家的胡春华更有专业才能。孙是农业专家、曾任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副院长，在2009年成为吉林省委书记前曾作过3年的农业部部长。中央组织部部长赵乐际称赞孙不只“政治上坚定，领导经验丰富，熟悉党务和经济工作”，也称孙的“视野开阔，决策果断，组织领导和驾驭全局的能力强”。
接任改革派政治局委员汪洋成为新任广东省委书记的胡春华相比之下则只是党内的高级党干部，并没有金融、外贸或是高科技的专业背景。胡在西藏待了19年、内蒙古则是待了3年，他因而有许多面对法律和治安上的挑战的经验，包括解除西藏和内蒙古内反北京暴动的危机。
然而，像胡春华这样快速高升的政治新星是否可以接手汪洋的广东、成功地将珠江三角洲从“世界工厂”转型为全球性的创意中心？要注意的是，胡春华在接任广东省委书记的职位后，他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将建立可信任的党员团队视为首要任务，而非重视治理机构和体制的改革。胡在上任后对广东地方官员说要将广东省常委会“建设成一个团结的班子、干事的班子，一个有号召力和战斗力的班子。”
改革倾向仍不明显
林和立指出中国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政治局常委会的委员几乎全都担任过各个省份、自治区或是直辖市的党委书记。在7位新任政治局常委中，只有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不曾担任过省委书记。如同官媒《环球时报》在一篇社评中表示，省委书记是“中共最高领导集体非常突出的人才库”，而“中国的体制安排要求省委书记必须有驾驭全局的能力，他们需要有‘气场’，有权威，又要有亲和力，并有极高的学识和眼界。这是对领导者能力的综合考验。”
毫无疑问的，全部的新任党委书记──以及部分的省长──皆受过处理许多政治挑战的同时听从中央指令的训练。然而，林和立强调，这些新任领导是否能在改革议题上也有新发展，如同习近平的深圳行所想要展现的，仍是个未知数。
希望新任领导人在改革议题上有新发展，首先是要观察习近平本人的改革倾向，毕竟“中央”代表的份量是省份区域远远不及的。习近平的深圳行的确展现了经济改革的决心，但是改革者的脚步并不会停在经改上。习近平究竟是不是一位改革者？
《南华早报》总编辑王向伟认为虽然现在回答此问题还嫌太早，但是有一些令人乐观的徵兆显示习近平和新领导们不只承诺改革，更已经表现出他们愿意处理某些极端棘手议题的意愿。更重要的是，新领导层的接班其实还未完成，习近平必须等到3月的人大会议才会正式接任国家主席。改革的预兆或是昙花一现？
王向伟表示习近平到目前为止已经对一些议题展现改革意愿，在接任最高领导的初始阶段即作出这些决定让许多分析家感到乐观。
首先，中央政府提议进行一个为期2年的试验让私人企业提供国内电信服务、此举将可打破国有企业在此产业的垄断。这是新领导层挑战国有企业在某些利润丰厚产业的独佔所采取的第一项具体政策。王向伟认为此作为与过去10年胡锦涛与温家宝的空谈形成强烈对比，在他们在位的10年中，也曾多次提及清除私人企业的障碍，但却没有真正的具体作为。
更重要的一项政府改革政策是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近期承诺将在今年“停用”恶名昭彰的劳教制度。已延用55年之久的劳教制度让警方可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拘留遭逮捕人长达4年，此制度已是中国司法改革毫无进步的象徵。孟建柱的公告紧跟在习近平于中国宪法30周年纪念活动上强调法治的讲话之后。
一些维权运动者还是抱持着存疑的态度，主要因为孟建柱或官方的公告上皆避免使用“废除”或同等效力的字眼，反而强调将对劳教制度进行“改革”。但一些分析家认为官方希望保持模煳空间的原因在于，制度的完全废除还需今年3月的人大会议批准。
另外，对于此次不只在媒体界、甚至在中国民众之间皆引起轩然大波的南周事件，官方最后采取的是利用协议进行和解的温和手段，王向伟认为这也是代表中国新领导层实用主义路线的象徵之一。
“党管媒体的方式要与时俱进”？
中国政治分析家、北京中国研究中心教授墨儒思(Russell Leigh Moses)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表示，习近平在南周事件上的沉默很可能反映出的是保守派当道，改革派也对是否要继续在事件上做文章、推进改革一事有所迟疑。有没有可能新领导层对新作风新气象的要求全是一场秀，目的只是为了让民众以为新领导层代表的是新的风格，但实际上却没有丝毫实质的改变？
墨儒思不这么认为，他也相信因广东省宣传部长事后审查新年献辞所引起的南周事件并非一次性的单独事件。也许习近平并没有对此事件明显地表态，但是有许多徵兆显示习和他的盟友们并非完全反对与媒体进行对话、讨论北京可容许的报道界线。
官媒《人民日报》1月7日的社评甚至希望“党管媒体的方式要与时俱进”。墨儒思强调在这类主流的党媒体中出现的评论不会在党中央不知情或不支持的情况下出现。的确，这篇社评不是在头版、也并非那种当领导层希望强调某个观点时会看到的尖锐社评。但重要的是，这篇社评的出现使得党内保守派必须反击，并快速地利用另一家以异常敌对任何外国批评而闻名的全国性报纸、暗示这次媒体争议中有“境外势力”的介入。
假使习近平与他的领导团队所展现和要求的新作风是在欺骗中国民众和党员，他们其实大可以回到他们前任者所建立起的预设保守状态、并以其它方式重击《南方周末》。他们选择不遵循此道路也许代表着他们认为在党内这些老旧手法已经不再受到欢迎。
当《新京报》拒绝听从中宣部指令刊登批评《南周》的《环球时报》社评时，官方最后也以不伤面子的方式取得《新京报》的妥协，双方皆有台阶可下。墨儒思表示保守派最后可以做的只剩集结地方公安力量逮捕一些在广州南方报业集团总部外抗议的抗议者。
但这场抗议事件对希望整个体制改变的改革者而言也不算是一场胜利，毕竟广东省宣传部长庹震最终并没有下台，一些强力要求庹震下台的记者也很可能在未来遭到报复而被默默地牺牲。无论如何，那些希望习近平打破中国政府以维稳为首的传统治理模式的改革者必然将感到失望。然而，墨儒思仍强调，对单纯希望中国政治能出现一些不同与以往的新气象的人而言，南周事件仍然是一种进步：政府采行的是一种满足大众但同时也让官员更好做事的策略。这次在网络上所引发的愤怒并不小，但党的确也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维持住了现有的界线。
习近平的方向
在南周事件后，习近平将朝哪个方向前进？墨儒思认为新领导层可能的路线可以从1月11日《人民日报》标题为 “改革需要更广泛群众基础”的评论中看出一些端倪。
尽管这篇社评首先是指出小微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困局，但它随即提出了更广泛的困境：“别让群众的创造热情撞到‘玻璃门’、碰到‘天花板’”。社评中写道：“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殷切期待，对改革发展的参与愿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热切。”因此，政府提出的改革“必须充分吸纳群众不同意见，积极推动公众参与。”社评更强调，公众参与是否成功地被推动“直接关乎改革方向、改革效果、改革成败。”
墨儒思认为这篇社评相当重要，它以两种方式在推动政治界线的扩大：提高公众参与和期待、以及增加习近平团队可伸展的可能性。南周事件中官方所展现出的妥协姿态或许已经是种进步，但希望公众能在政策制定中扮演主要角色具有更重大的意义、任务也更加艰困。
或许在新领导层刚接班的几个月以来，改革政策仍显空洞不足，但至少习近平与他的团队在现阶段还没有完全向保守派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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