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标准是什么呢?就看你这个地方，有没有就是大规模地杀那些地主，这是一个土改搞得好不好的一个标准。他认为你广东没杀几个地主，他就认为冷冷清清，没有发动群众。
凤凰卫视2月23日《我的中国心》，以下为文字实录：
方方
(1904—1971)
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全国侨联副主席
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曾子墨：1946年12月9日，毛泽东在延安王家坪会见几位西方记者，当有人问到，“在香港问题上中共自态度如何”时，毛泽东回答道，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理好，先急于要这块小地方干吗?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但此时正值内地全面内战爆发，香港对于中共来说并非可有可无，不仅广东武装力量的领导机关选择隐蔽在香港。大批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也纷纷南来到港。在香港还秘密成立了代表中共的最高领导机关，香港分局，而它的领导者就是方方。方方，这个被党内外大多数人早已遗忘的名字，在香港这一方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为中共的建国大业，留下了鲜为人知却至关重要的一笔。
解说：1945年，一艘再平常不过的外国客轮悄悄驶进香港海域，船上一名戴着毡帽的中国籍男子，在船靠岸后，匆匆走入夜幕之中，这名男子叫方方。
杨奇(原香港《大公报》社长)：我第一次见面就是在他家里，国字型的面孔，浓眉粗眼，身材高大，英姿勃勃啊，有儒将的风度，显出这种文武全才的本色。
解说：自抗战胜利以来，方方对外是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叶剑英的政治顾问，受中共中央委派，潜行入港后的方方对外声称在港养病。此时的香港刚刚经历过太平洋战争，民生凋敝。但是在政治舆论方面，却有着内陆任何地区所没有的开放和宽容。
杨奇：英国是这样的态度，只要你不涉及到它的根本利益，不碰触碰它的根本利益，它眼开眼闭，这个是它的两手，两手啊，对国民党公开外交关系，对我们呢眼开眼闭。
解说：就在抗战的硝烟尚未消散时，毛泽东就曾提出，要在南京、武汉、香港等地，以群众面目出版的日报，必须尽快出版，越晚越吃亏。而此时国民党却在国统区竭尽排斥、压制，《新华日报》沪版因国民党百般阻挠无法出版，以郭沫若为社长的《救亡日报》在上海面世不到半月便被国民党查封。国统区的文化事业难以生存，初到香港的方方对当时香港报委的负责人员，提出要扩展宣传阵地，让海外听到共产党的声音。
但是此时香港的地下党财政紧绌，连带影响当时由中共在港创办的销售额，甚至是当时最知名的《华商报》在抗战后复刊，也一直身陷赤字困境。
杨奇：那个时候国民党在香港的势力，还是很猖狂，工商界在他们的威胁下面，不敢在《华商报》登广告。有一次甚至到有一个客户呢，签了合约了，宁可赔那个定金不要，也要撤回这个广告稿，这样的情况，所以华商报很困难。
解说：此时有人开始主张停刊，但是方方却认为，内战期间正是在港的民主人士，和海内外人士迫切需要《华商报》提供可靠消息，指明时局动向的时刻，报纸不能停。杨奇：方方就提出来要搞救报运动，一个是要依靠香港的读者来提供意见，怎么改进这个报纸，适合群众口味，另一方面就是捐款，让香港的市民捐钱来支持这个《华商报》。方方的意思就是你，你们坚持两年，坚持到解放，全国解放，就是这样估计的，这个厉害啊。当时是1947年，我们当时，我听了都觉得是不是那么快呀?但是救报运动呢，就真的搞了。
解说：陈嘉庚从南洋汇款一千块钱，冯玉祥在美国也捐了500块，又在香港民众的支持下，《华商报》最终收到捐款，竟达13万港币之多。《华商报》不但没有被拖垮，反而一跃发展成为在港舆论的重镇。而方方本人也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以笔名野草撰写长篇回忆录《三年游击战争》。
广东潮汕的普宁县是方方的故乡，方家是普宁当地的大家族，潮汕地区宗祠观念甚重，族门中清规戒律众多。方方原名方思琼，青年时代就接受了革命思想的他，却一心要开创一个新的世界。
王维(原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那时候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他去参加革命他父母就反对。他那个姓方姓在他普宁县是一个大姓，他方姓是大姓中的大地主。就方方他的这个家族，大地主。说他去参加共产党简直就是，这个对他父母来看，就是这个不能容忍的。你去，去当共产党。就他的父母家族，就让他不能去，你要去就开你出，驱逐你出方家这个家族，就是不准你姓方。方方就说，你们要驱逐我不准我姓方，我就是要加一个方，我是两个方，我以后就叫方方。
解说：差一点就与整个家族决裂的方方，毅然参加了红军，方方曾在红军主力长征后，在闽西南地区隐蔽下来，坚持打了三年游击战争。1937年，方方前往延安汇报工作，毛泽东亲自请他为当时的抗大学生，做关于游击战争的报告。尽管方方是党内深谙游击斗争之道的战将，但此时南粤地区的武装力量却不容乐观。
王维：原来我们这个经过十年内战打下的天下，这个老区，都把人家，都调到这个江南江北去抗日去了。抗日，抗日是对的，那个时候啊，抗日主要的是对的，但是你这个后方啊，自己的老家，这个党应该保留下来的，应该留下干部，留下一些枪支，所以这里啊后来就吃了亏，有的地方就给国民党打垮了。开始的时候，我们成立一个支队，只有三十一个人，一支机关枪，二十支驳壳枪，其他就短枪，只有三十一个人，这就是成立的叫做粤东支队啊。
解说：1946年，当方方初到香港时，中共中央对于广东的武装斗争提出了长期坚持，准备力量，等待时机的总方针。但由于过于悲观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造成边区的干部，对农村斗争看不到前途，留在城市工作的党员，也渐渐丧失了工作热情。随着国民党正规军大批北调，南方兵力空虚，中共提出了，要在广东全力领导恢复和发展游击战争。当时的广东区党委也决定，要在香港召开一次会议，对广东边区的武装斗争进行部署。但此刻要在港英政府眼皮下，寸土寸金的香港秘密地开一次军事会议，却并非易事。
欧初(原中共广州市委书记)：你找地方啊，他找到我，我是中山人，他说中山人很厉害，我当时办了很多事情都要靠关系，靠关系。中山的老乡呢，在香港啊特别又有钱又有地方，土瓜湾他有的是房子，他说你随便你去用我这个房子就行了，不要房租，所以我就带着方方去了。按他这个身份，他也是公开的，那应该坐的士去，不坐的士，咱们两个坐巴士去。
解说：通过各地党组织的秘密电台和交通员的联系通知，广东区党委在1947年1月，在香港的湾仔召开了区党委扩大会议，史称“湾仔会议”。
欧初：各路诸侯，各个江的负责人都去了，各个江，就是东江啊、西江啊、北江啊、南路啊，每个江去一个人，我就代表粤中地区去，我去参加了，我去参加。每个江去一个人，因为不容易在香港也不能太多人去，在香港开，秘密开的嘛。那次我们都公开就做很多掩护，白天呢，白天呢就打麻将，做一些模糊的事，晚上开会，港英当局当时不注意了，晚上开会。解说：湾仔会议上，方方明确了必须走赤色武装割据的道路，同时又结合了广东的实际情况，提出要发展群众来打击地方反动武装，而不过早地与国民党主力部队交战，同时方方还在香港举办了五期干部培训班。
欧初：办训练班我(夫人)容海云去参加了，临走的时候，容海云就问方方，我要回去了。你有什么事情要交代欧初的?他说的欧初自己知道怎么办。他讲这句话，我一辈子都记得住，就是他在战争年代，大家都是独立的嘛，中央离我们就远，都是靠自己独立的，要很慎独，很守纪律。
解说：1946年底，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指出香港地位日渐重要，领导机构需要适当解决，也就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决定设立香港分局，方方成为香港分局第一书记，而此时在国内的国统区却笼罩在素杀之中，方方和他领导的香港分局面临着新的任务。
1946年7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和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相继被暗杀，10月，国民党就宣布，民主同盟会为非法团体，要“严加取缔”该同盟成员的一切活动。在周恩来的安排之下，民主党派和文化人士紧急转移到香港，而他们的安全和生活，全权交给中共在港主持工作的方方。
位于香港半山的罗便臣道92号，在60年前一栋三层楼的小洋房，这里就是1947年李济深一家20多口人避居香港时的安身之所。李济深来港后深居简出，但没多久他就受到在港各种势力的注意。
李筱桐(李济深之女)：就到了就是说1947年、1948年这段时间，就是国民党的所有的人，就除了陈果夫、陈立夫以外，全都到这里来拜访过。甚至于何应钦的亲哥哥也来了，叫何应禄也来，也来。当时就是大家都是，处于一个大变动的年代，分崩离析的年代，那么就是来，都来跟他商量，咱们，咱们怎么办。
解说：此时在国统区，“中间路线”、“第三种势力”的说法，甚嚣尘上，而方方却一直努力推动国民党各民主派人士团结起来，建立统一的组织。就在此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香港弥敦道180号4楼，是方方的住所，1946年11月25日，曾任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的朱学范来方方家中拜会，但他离开后，却遭遇了一场车祸，这起车祸至今仍然是一桩无头悬案。但经过《华商报》大幅报道后，却引起华人世界震惊。在朱学范住院期间，方方曾带着刘少奇的慰问电赶到医院去看望，令朱学范感动不已。几个月后，大难不死的朱学范在医院里与国民党左派领袖何香凝，提出了组建统一组织的倡议。
嘉宾：何香凝就是，当时就提出来，在当时这个情况下，蒋介石已经公开反共了，所以这个内战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假如不成立一个组织是不行的，后来从医院里出来以后，四月份他就去看李济深去了，成立一个组织，把这些国民党内部意见分歧的人，把他团结起来一致反对蒋介石。
解说：1947年11月12日，在香港坚尼道52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而在酝酿主席人选上，方方和香港分局城委的领导做了大量说服工作，使一些原持异议的人士同意推举李济深当主席。民革《成立宣言》中宣布，脱离蒋介石劫持下的反动中央坚持同共产党合作，为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与和平而奋斗。
1948年3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行宪国大”选举自己为中华民国“大总统”，标榜要“还政于民”。仅一个月后，在河北西柏坡的中共中央发出“五一节号召”，首次倡议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5日在港的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等民主人士就联名通电全国，热烈响应中共在“五一”节口号中提出的倡议。
杨奇(原香港《大公报》社长)：所以1948年这个5月1日的口号出来之后，香港就出现了一个新政协的热潮，一个活动啊，一个热潮。方方亲自上门去拜访主要的人物，方方都去了，征求他们的意见，新政协什么时候开好。你比如说意见不是很一致的，有些就主张现在就开就筹备了，李济深说北平解放再开，后来是照李济深的意见啊。那个时候跟民主党派的关系是真的风雨同舟，真的就是互相尊重。
解说：当时的香港没有直飞北方解放区的航线，走海路，中共手中没有轮船，乘火车或汽车北上，南方各地又仍在国民党的控制下。1948年7月底周恩来致电方方，要求尽力“邀请与欢迎港沪及南洋民主人士及文化界朋友来解放区，要为他们筹划一条安全的道路。杨奇：既光荣又艰巨啊，这个任务很艰巨啊，所以方方在电报上写了一行字，兴奋与担心交并。如果这个输送这些民主人士不成功，那就更差了，失败就不行了。如果不能够按时在1949年8月之前送上去呢，新政协就开不成，那么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推迟成立，你不可能共产党宣布成立新中国，所以这个工作香港分局做得了不起的。
解说：在方方的领导之下，香港工委成立了接送民主人士北上的五人小组，眼看一场新政协热潮就要在香港轰轰烈烈地兴起。1948年12月门庭若市的罗便臣道92号，一位从美国来的客人引起了人们对李济深的猜测。此时的李济深已经成为国民党内武装反蒋的一面大旗，但有过反共历史的李济深，会在蒋介石一下台后倒向哪一方，一时间香港流言四起。
杨奇：他联系很多国民党的那些高级将领他都写过信，劝他们要站到人民方面来，就是做起义的工作了。那李济深一方面做这个工作，另外他在广东广西组织地方武装，准备配合解放军解放华南的。
解说：三个月之后，包括沈钧儒、章伯钧、蔡廷锴、郭沫若在内的，第一二批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早已秘密离港开赴东北，但就在第三批北上名单拟定好时，香港分局迟迟没有收到李济深的回复。
杨奇：到了最后第三批他答应走了，最后最后他还说走很困难，方方登门拜访问他还有什么事要帮他，他就很坦率的跟方方讲，我还欠两万块钱现钞安家，安顿家里，他家里很多人呢。
解说：当时的香港分局并不富裕，身为分局书记的方方本人在生活是省吃俭用，连妻子苏惠在怀孕中想要吃一个橙子，他也因为觉得价格太贵并没有买，但是为了能顺利护送李济深北上，方方想尽办法筹到了这笔“安家费”，并对李济深离港作出了周密的布置安排。
1948年圣诞节，同时受到中、英、美各情报机构，严密监视的李永济深悄悄走出家门，最终登上停泊在维多利亚港内的“阿尔丹”号货船。临去港口前，方方专门设宴为他壮行。从1948年8月到1949年9月，由方方所领导的香港分局，护送北上的民主人士与文化精英总共350人，确保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协会议能够在北京顺利召开，也成就了中共与民主党派风雨同舟的典范，一个新的国家也即将建立。
1948年，香港分局从事经济情报工作的人员，发现大批资金正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崩溃，开始加速从内地南流向香港，方方和许涤新提出要争取在港的民族工商业家，尽一切可能沟通在港企业和解放区的经济联系。
高宏的(党史学者)：因为他们都在香港嘛，时不时的都见面，特别是统战委员会、财经委员会，经常利用我们叫做周二聚餐会或者每周也搞个聚餐会，不同的人参加，大家吃顿饭，就邀请各种头面人物大老板一起吃饭。
解说：当时在香港的大老板们，通过民主人士和香港分局的秘密工作人员牵线搭桥，加入这个“聚餐会”，但并非每个人对于与中共做生意这件事毫无顾虑。
高宏的：因为共产党毕竟要建立的是个社会主义社会，跟老板的那种民族资产，资产的经济方式呢所区别，那么这时候方方就要向他们讲，我们的民民主主义的理论，是包容这些民族资本在内的等等这些东西，让他们打消疑虑。
解说：当时“厦门帮”的黄长水，和香港大成银行总经理陈祖沛带头捐款集资，率先开始与解放区做生意，而他们首航解放区贸易的成功，一扫当时港澳工商界的疑虑，通过香港分局财经委与解放军做生意的人，开始越来越多。但就在1949年1月31日，共产党的军队和平进驻北平城，夺取全国政权已指日可待时，华南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命脉仍由国民党控制，既使在解放区也仍然流通着国民党的金元券。
杨奇：当时蒋介石的钞票啊，国民政府发行的钞票，早上发行的话，晚上就跌得买不到东西了，这样的严重程度，老百姓对国民党发行的钞票没有信心了。方方考虑到呢要争取外汇，你南洋很多华侨啊，潮汕地区也很多到东南亚去的华侨，广州方圆地区也很多到美国檀香山、夏威夷群岛啊，要吸收外汇，吸收外汇要换成港币，换成国民党的钞票的就不行了，所以他就主张先筹备，在自己的游击区根据地里面发行(新)币，到别的地方不发行，这个任务就交给庄世平。解说：庄世平早年曾在东南亚星马泰地区经商，内战爆发后，因为当时东南亚各国与国民党的邦交，查封了庄世平在河内、新加坡、曼谷的公司，同时将他和公司职员驱逐出境。在庄世平山穷水尽的时候，身在香港的方方曾帮助他绝处逢生。而此刻庄世平也帮方方想了一个替代黄金储备的办法，发行南方流通券。
杨奇：结果行得通，而且到全广东解放以后，才报中央收回人民币，用人民币来换回南方券，老百姓没有损失的，不像国民党发行钞票要刮老百姓的钱，我们是用人民币兑换，合理的兑换完了，这个是方方出的主意，庄世平做的工作。
解说：此时的中国，眼看着一个新的政权就要建立了，庄世平和当时许多在港的热血青年们一样，带着对新中国的无限憧憬，愿回到内陆投身新中国建设，庄世平是方方的妻子苏惠的侄子，但是方方却并没有同意他的请求。
高宏的：就说当时对香港是阵地，连中央也没有非常明确的认识到底有多重要看不出来，因为香港这个时候经济，还不是真正的有什么重要作用，另外在贸易上也没有感觉它特殊性。但是方方作为一个先觉者，就是他不管怎么样认识，他觉得方方既然香港不收回，它就要发挥它作用，而且它一定能发挥它的特殊作用，那就要有人长期在这里坚守，而庄世平就是留下来坚守的人之一。
解说：新中国政府计划对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在建国伊始就提出不收复香港的主张，英国随即在1950年1月宣布承认新中国，此后香港成为了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相互博弈的一盘棋，而被方方劝留在香港的庄世平，再后来的半个世纪中，成为了这微妙棋局当中一个可以沟通双方的管道。
1949年年底，原国民政府最重要是空中运输队中国航空公司，联同中央航空公司在香港的职员，通电全国接受北京政府的管理。
1950年1月，中国银行驻香港分行行长郑铁如，听从庄世平的劝告通电全国接受北京政府的管理，香港十几家中资银行纷纷效法，印度、新加坡以及英国等海外机构也陆续响应。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出兵援助朝鲜，美国对中国实行金融封锁，庄世平的南洋商业银行成为中国政府进行国际间资金划转的唯一机构。
解说：而此时在内地经过3年内战，华南7省的广大地区从无到有建立7支游击纵队，武装力量共达10多万之人，仅广东的武装部队就有8万余人，党员3万多人。1949年9月，毛泽东致电叶剑英，肯定方方领导的华南地区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王维(原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电报最高是三个A的毛泽东亲笔写的那个字，毛泽东亲笔写的，就表扬我们的胜利很大，让野战军就中央把它印发各个军，以鼓励士气，就是说南方现在，因为南下那个时候打到了江西湖南，我们解放军过了长江，就在江西湖南休息。就1949年的七八九月，正是这个时候我们就解放了三十几个县。
解说：同月叶剑英带领200多名南下干部，陈赓带领二野四兵团，邓华率领四野十五兵团，以及方方领导的原华南分局，在江西赣州汇合，并召开了赣州会议。在会上，叶剑英特别强调了，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团体的重要性。但在部署南下大军，安置南下干部的工作过程中，方方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刘子健(原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方方就认为呢，中央派干部来，就派一些县以上的干部，就区一级的干部我们这里已经很多了。我们已经在这个抗日战争啊，游击三年解放战争的时候，已经培养了很多的干部了。就因为这个时候全国各个地方解放，很多新区都需要干部，那其他急需要干部的地方呢，是不是可以让这些区级的干部给他们。他是从这，应该说这个是好意的，所以用方方的夫人苏惠的话来说，这是好心遭雷劈。解说：早在1949年初，为了准备南下大军需要的粮草，保证供给，方方就曾经致电庄世平，从泰国进口大米，木材和煤。陈赓就曾经跨过广东之前工作做得好，是渡江以来所仅见。但是就是因为方方在赣州，只要了县以上的负责干部，而没有要1000名区级干部，为后来批判他“排斥外来干部”，说他是广东的“地方主义”头子，埋下了祸根。
1950年6月，刘少奇在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上，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提出在今后的土地改革中，不能容许混乱现象的发生，对于新区土改的某些政策和建国前北方解放区的土改政策，也应有所不同。
王维：就强调现在在情况变了，现在是我们已经夺取了政权，是在和平时期搞土改，现在应该同战争时期有所不同，应该必要采取比较温和的，严格按照政策来搞的。对地主是怎么样，地主也是，地主也是人，他是地主剥削人有犯罪，但是他也是个劳动力。
毛泽东看了以后批了几个字“少奇同志写得很好”，还写了一句“很有用”，毛泽东批评的。那个土改就是完全是按照政策，按照党规定了政策，应该这样来做，不能随便乱打乱杀。
解说：针对广东地处东南沿海，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工商业发达等特点，叶剑英和方方提出要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基本上不动华侨地主的房屋，对华侨地主的余粮不准追到海外。10月，上级领导中南局就批示，由分局第三书记方方兼任土委会主任，协助第一书记叶剑英领导广东土改。
刘子健：他们每一步开展那个工作，每一个步骤都向中央报告，毛泽东都有批示，同意你们的计划，你们的这个计划很好。因为1950年不是朝鲜战争爆发嘛，毛泽东就要求广东加快，加快所有速度，叶剑英方方也加快了。原来是三个点后来八个点，后来是十一个点，后来又逐渐出搞到六十几个，全省都搞起来了。
解说：但是1951年4月，中南局派出工作组来广东检查土改工作，负责人确认为广东土改，缺乏农村运动的高潮。
刘子健：当时的标准是什么呢?就看你这个地方，有没有就是大规模地杀那些地主，这是一个土改搞得好不好的一个标准。他认为你广东没杀几个地主，他就认为冷冷清清，没有发动群众。
解说：对于叶剑英方方关于广东工商业发达，华侨众多等特点的分析，中南土委会负责人却认为，他们遇事缺乏阶级分析，往往只从现象看问题，作为下级。在沉重压力下，华南分记开始第二批63个的土改，但仅仅一个月不出现了问题。
刘子健：结果农民一哄而起啊，因为有土地分了，有财产分了，那些原来没有土地没有财产的农民，大部分是，就是一哄而起来。这个今天抓一个地主，明天抓一个地主，今天斗这个，明天斗这个，这个到处出现了乱打乱杀。
王维：方方在1939年在大浦住，住在一个我们党员的家里，他爸爸妈妈是华侨，盖了一栋房子，同一个哥哥，那个堂兄啊就残疾的。土改的时候，要把她的那个瘫痪的儿子推出去斗争，他的妈妈就想不通，就跳到塘里自杀死了。
解说：时任中侨委主任的何香凝，专门写信给方方询问，在广东土改过程中，侨眷被罚被打的情况。1951年12月，中央就对广东的华侨问题做了指示，明确规定对华侨地主余粮不准追至海外，但此时中南土委仍坚持要追至海外。
刘子健：很多侨眷写信到国外去，哎呀你赶紧，你们赶紧寄钱回来啊，要抵押这些余粮交给农会，交给这些当时土改工作队，都要追这些，结果很多那个侨汇没寄回来，就抓啊斗啊就打。
解说：就在这一年的7月，叶剑英在纪念，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的文章中，指出了广东土改运动中，存在着宁左勿右的错误倾向。而方方也在纪念文章中指出，要坚决反对与封建阶级妥协的思想，又要防止不讲斗争策略，不分主次轻重，甚至打了自己的混战状态。几乎同一时间，中南局的机关报《长江日报》连发两篇社论，不点名地批评叶剑英和方方。更有人此时提出，叶剑英和方方在认识广东的土改情况时，发生了“特殊论”的错误。而如果广东真的有什么特殊的话，那最大最重要的特点就有两个，一个是新区，第二个是干部的不纯很严重，至于严重到什么程度，有人翻出方方曾经没有要那1000名区级的南下干部的旧账。说地委以上，基本上是我们的，县一级一部分是我们的，一部分不是我们的，县以下基本上不是我们的。
刘子健：因为广东这个那个知识分子多啊，很多都是大学生，中学生参加了革命队伍，参加了党组织。你像我们这个东江总队这些留学生啊，大学生很多，在一些原来的老区干部里边就认为，哎呀你们这个社会关系太复杂了，因为有海外关系，就认为是这个复杂了，一复杂你就严重不纯了。因为毛泽东曾经多次说过，广东的干部水平差落后，比不上北方的干部。他怎么说呢，他说广东的干部跟北方的老解放区的干部，相差隔了几个朝代。
解说：在这种情况下，方方做了自我批评，同时根据对干部队伍的分析，提出整编队伍，要以思想打通为主，组织整顿，纪律制裁为辅。但中南土委会负责人员，在华南分局会议上不断强调，地主阶级反动派，从1947年刘邓大军进军中原后，就有计划打入我们的各种基层组织，目前是敌我问题还没得到应有解决。所以要采取三反的做法，要狠狠地整，广东的土改，不可避免地结合了镇压反革命，清理军队的斗争，以及改造旧基层。作为广东省为数不多的，几位参加过中共7大的老党员，王维，此时也成为被整肃的对象。
王维：一个南下干部就在大会上说，这个你们南方这些什么游击队，都是土匪，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土匪啊。国民党的时候就骂我们是土匪，现在共产党来了也还说我们是土匪。后来汕头的副专员，她就老公死掉了，后来她就说了，她要走，她不在广东了，受不了这个气，就要求一个女同志，就要求调到西安去了。她走的时候，碰到我就问我，王维，你走不走啊，我不在广东了，我走了，你走不走，就这样问题我啊，我说我不走，我要看看省委怎么做结论，意思就是是不是土匪啊，我们是不是土匪啊
解说：看着曾经战友一个个被标记为“坏分子”、“异己分子”，或被开除出党，或撤销职务。方方对于这样处分干部的做法，“反对得特别厉害”，被批评为“怕此关冲破，无法阻止，因此特别固执”。
王维：明明方方就是保护好人，汕头地委书记曾广，陶铸就反复要杀掉他，是我们党的地委书记要枪毙。方方就再三不同意，一次不同意，两次不同意，三次不同意，好在方方那么坚定，这样救了曾广一条命，不然曾广最后要杀掉了。
解说：1951年12月，中央调陶铸到广东认华南分局第四书记，解体方方负责土改运动，同月毛泽动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叶剑英、方方、陶铸等。
刘子健：在这个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打方方两个棍子，说方方你土改右倾，干部问题你搞地方主义，你回去检讨，等放你回去让广东的人那个围攻你三天，围攻他三天。结果一回到广东就不是三天的问题了，等回到广州以后呢，华南分局马上召开扩大会议，批斗方方，那个批评方方，开了十几天大会啊，要方方检讨，方方检查一次又检查一次都通不过。
解说：自方方被冠名以头号“地方主义”，接受铺天盖地的批判以来，“官僚主义”、“分散主义”错误，也扣在方方头上。1953年5月，华南分局的《报告》向中央、中南局建议，将方方调离广东。毛泽东阅后，把办公厅原拟好的批复，改为《关于方方同志的错误的批示》，撤销方方在广东的一切职务，并通报全国各地。在此期间，先后因为土改整队，受处分的干部达7000多人。而在1957年，反右和反“地方主义”时，错误分的厅局级、副省级以上干部近90人。1955年，方方被调入中侨委，但是在他后半生中，他始终没有摆脱“地方主义”的阴影。1971年9月，方方含冤去世。临终前他挣扎着说，我不愿死，我不能死，我还可以为党工作二十年。
曾子墨：方方随后就因所谓的“地方主义”、土改右倾”“官僚主义”等问题，被一贬再贬。他不断向组织写检查，还说自己在香港由于脱离群众，滋生了“右倾的根子”，犯了错误，但是方方仍旧不断遭受批判，直到文革命含冤至死。而他所谓的“地方主义”问题，也一直拖延到1994年，才获得平反。1997年7月1日，方方无法亲眼目睹，香港回归祖国，但是在不再偏执的新时期，方方曾为这一天的到来，默默做出的卓著功勋，应将久远长存，受人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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