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有个女博士和她的丈夫、孩子来我家做客，因为她只有一个孩子，我鼓动她再生一个，没想到她却说人口还是少一些好，理由无非是环境、粮食、能源等等。我问她：
“地广人稀的环境真的更适合人类生存吗？古代中国人口比现在少得多，但黄河动辄改道，出门担心被老虎吃掉，那样的环境真的适合人类生存？人类难道只会破坏环境，不会建设环境？为什么全世界都是人口密度高的城市比地广人稀的农村发达？这用‘人往高处走’是解释不了的，因为在个人拥有迁徙自由得国家，如果人口密度能摊薄人均财富，城乡差别将不复存在。为什么现在中国人仍然在从地广人稀的西部和农村往人口稠密的东南和城市集中，难道这些人都是傻瓜？所谓相反的趋势，并不真正相反：富人往城郊迁移并非往农村或山区迁移，它也是通过扩大城市规模的方式实现的，反映的仅仅是现代交通、通讯工具对城市化模式的改变。又中国现在的人口比上世纪50－70年代多多了，挨饿得人是多了还是少了？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是提高了还是下降了？地球上的煤炭、石油还远远没有用完，人类已经在大规模利用核能了，太阳能的利用效率现在还很低，总不会到了极限吧？自然资源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正日益让位于人力资源和科技创新，自然资源的贡献占GDP的比例越来越小，难道不是事实？”
她无法应对，就说，“地球就这么大，人口不断增长，总会有没地方站脚的一天。如果不加控制，人类的生活环境就会恶化，生活水平就会下降。”
她对自己观点的这段辩护存在多处逻辑大跃进。
第一，这个所谓“增长的极限”逻辑上只能证明地球上的人口达到这个她自己都不知道在何处的“极限”以后才应该停止增长，决不能得出远远未到这个“极限”的现在就应该停止人口增长的结论，尤其不能得出那些因为地广人稀而改善生活的人均成本极高（无论是管线等公共设施的铺设还是教育、医疗服务的提供）的地区应该停止人口增长的结论----尽管这些地区恰恰是生育率比较高的地区。中国政府一直允许农村和山区相对较高的政策生育率，尤其是最近十年来开始采用把山区农民集中居住的方法来扶贫，说明中国政府对于这一点也并非毫无认识。（杨支柱：《从迁出山区即可致富所想到的》，东方早报2010年4月30日。题目是编辑改过的，其实“致富”换成“脱贫”更合适些。）
第二，停止人口增长不等于应该减少人口。控制生育如果是针对生育率本来就已经大幅降低的城市地区，那就不但有“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之嫌，而且完全没有考虑人口减少以前不可避免的人口老化对于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的负作用，也完全没有考虑嫌弃人口太多并把某些人定义为不该出生的人所产生的伦理问题，包括对生命价值的蔑视，也包括对一部分人的歧视。
第三，既然地广人稀的地方还需要增加人口密度，城市人口本身的生育率又已下降得很低了，那么防止城市过度膨胀的办法就不应该是控制出生，而应该是禁止迁移。难道我们应该恢复收容遣送制度吗？恢复收容遣送真的对于经济发展有好处吗？我想这个问题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已经做了回答。
第四，如果真的人口不断增长导致地球上无法站脚的话，靠中国一个国家控制人口是根本不起作用的，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应该在全球推广强制计划生育防止人口增长，而不是减少某一个国家的人口。
第五，也是最重要的，生育率下降是大趋势，地球上的人口根本就不可能无限增长或不断增长。1997年全球已有51个国家和地区、44%的人口生育率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现在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生活在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国家和地区中。（郭志刚：《中国人口形势已进入低生育率新时代》，第一财经日报2008年6月30日）尽管根据联合国发布的人口预测中方案认为全球人口将在本世界末达到101亿的峰值，但假定生育率略有降低显然更符合实际，而根据低方案，全球人口将在2050年左右达到81亿的峰值，然后开始下降，到二十一世纪末仅剩62亿。（《全球人口世纪末预计突破100亿》，北京日报2011年5月5日）中国的生育率低于时代更替水平则已长达21年。我国主流人口学家多估计中国人口在2030年达到14亿后开始下降，但是这个估计跟第五、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是有矛盾的，存在明显得高估。易富贤博士的研究甚至认为，第五、第六次人口普查的重报多于漏报，中国人口2020年就可能开始下降，而且人口峰值甚至可能达不到13.1亿。那么，人口为什么不会无限增长呢？
人口发展规律
梁中堂教授多年来一直呼吁人口发展有其自身规律，政府的干预代价很大、作用很小。李建新教授喜欢画一张人口长期变动的曲线图，几乎是两条水平线之间一个时间段非常短的陡坡。我们可以发现漫长的古代人口增加是非常缓慢的，只有近代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人口才进入高速增长的时期，但是最近二、三十年来世界上已经有大量的国家和地区进入人口低增长、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阶段，这些国家或地区不但包括了西欧、北美先发达国家，也包括了社会政治、经济制度跟我国大陆相同的前苏联、东欧地区，还包括了文化传统跟中国大陆相同或相近的港澳台、新加坡、韩国和日本。人口大国印度的生育率三十年来也下降了一半。由于生育率的下降，人口根本不可能无限增长，后一条水平线代表人口未来变动趋势。这个曲线图本身就说明控制人口增长是不必要的。
为什么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和遥远的未来人口增长缓慢或零增长？因为避苦趋乐、及时行乐是人的本性，人类天性就不喜欢养过多的孩子。养孩子是为未来储蓄，是需要远见和毅力的。所以凡是能够长期生存下来的人种和文化，都是鼓励生育的。世界各大宗教都反对堕胎，基督教、伊斯兰教和我国传统文化都鼓励生育。这种鼓励不仅仅是精神上的，也包括物质上的，只是古代的物质鼓励与现代的物质鼓励不同，不是依靠国家给与孕妇和儿童福利，而是通过大家庭内部对养育负担重的小家庭的帮助：爷爷奶奶帮带孙子女，父母给分家儿子的“份地”适当考虑人口，或者干脆三世同堂、四世同堂吃大锅饭。古代的高生育率还得益于避孕手段的缺乏。即便如此，由于高死亡率的缘故，古代人口增长并不快。
现代社会死亡率的下降使得生育较少的孩子就能确保后继有人，社会保障使得养育子女和养老的关系被淡化，妇女受教育程度和就业率的提高减少了妇女生、养孩子的时间，城市化导致的小家庭化使大家庭的辅助育幼功能丧失，避孕手段的发达使得意外生育基本可以避免，光这几个原因恐怕就足以将生育率打回世代更替水平。不育率的大幅上升使得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世代更替需要一些额外的人口，享乐主义泛滥更使得人口世代更替岌岌可危。人类真正需要担心的是未来人口的不断萎缩。
仅仅是两条水平线之间的一个很短的过度阶段，由于死亡率先于和快于生育率下降，特别是婴幼儿死亡率快速大幅下降，才导致人口高速增长。在人口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生育率并不是上升的，而是下降的。人口高速增长不是因为生得太多，而是因为死得太少，特别是孩子死得太少。孩子死得少了，怎么就成了需要政府干预的坏事呢？应该庆幸啊！即使是经济上，劳动力生产少出废品（夭折）也是好事啊！事实上人口高速增长也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前兆，后者不过比前者晚20年左右。而经济高速增长一段时间后，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家庭结构的改变，由于妇女受教育程度和就业率的提高，由于社会保障的建立，特别是避孕技术的发达，生育率也就降低了，通常会降得过低，从而需要鼓励生育。
有人动辄将中国大陆人口在二十世纪后期大部分时间内的高速增长归因于所谓毛泽东鼓励生育，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毛泽东建政以后不但没有建立北欧、西欧、北美那样的儿童福利制度，连古代的鼓励生育机制----大家庭结构也被瓦解了。低水平的乡村合作医疗制度和低质量的乡村小学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才有的，但是从1953年开始中国大陆就取消了对避孕节育的禁令，从1962年下半年开始中共中央就已经做出了计划生育的决议，只是受医学水平的限制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没有立即实施，拖到1971年才试行，1973年才在全国范围地实施。其中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因为毛泽东说“气可鼓不可泄”、“人多好办事”，确实停止了对避孕节育的宣传，但很快导致了大饥荒，这几年反而是出生人口比较少的几年。事实上，毛泽东时代中国大陆的人口增长率仅仅略高于世界人口平均增长率，还低于发展中国家人口平均增长率。1970年中国人口是1950年的1.47倍，而“除中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是1950年的1.6倍。（这个数据来自易富贤博士尚未出版的新著，因为请我提意见而被我获知）毛泽东时代台湾、韩国、西德的人口增长比大陆、朝鲜、东德更快，经济发展同样更快；后来台湾、韩国、西德经济与社会发展与大陆、朝鲜、东德拉开巨大的距离，生育率才降下来。与西欧、北美为代表的先发达国家相比，后发达国家人口快速增长的这个过渡时期更短，往往只需用30－50年就走完西欧、北美花200年左右才走完的旅程。苏联、东欧地区是这样、日本、韩国和港澳台地区也是这样，这是由后发达国家和地区城市化过程与医学革命相重叠所决定的。过渡期缩短导致人口增长速度更快，引起人们对于人口增长过快的恐惧，但是这种恐惧现在已被证明完全是多余的：没有一个国家被过快的人口增长压垮，相反都在人口高速增长20年左右后迎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过渡期的缩短也很快展示了其负面效果，就是人口的快速老化，这才是需要认真应对的问题。中国大陆作为后发展地区，本来可以部分借鉴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教训，但是中国政府却反其道而行之，用强制性的生育控制来进一步缩短这个过渡期，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未富先老，其灾难性后果已经无法避免，现在停止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也不过是亡羊补牢。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中国大陆的生育率已经降低到了1.18，国家计生委《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表明中国大陆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已经降低到了1.73，这两个数据都已经属于世界最低之列。2006年卫生部就承认中国大陆育龄夫妻的不育率已经达到10％－12.5％，现在可能接近发达国家了。1996年以后中国每年出生的女性人口几乎只有1963－1990年每年出生的女性人口的一半，这意味着中国很快就要进入年轻母亲人数减半的时期，再不停止计划生育，以后补牢就找不到羊种了。
生育问题上中国国情
许多人认为中国应当继续实行生育控制的原因，或者说是借口，是国情论。他们认为中国人特别喜欢生孩子，如果不加控制就会有太高的生育率，就会导致人口爆炸，轻则妨碍经济发展，重则导致大饥荒、人吃人。为什么说中国人生育率特别高呢？他们说，中国人多就是证明！
但是中国人多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是人口总量多，那太容易解决了，把中国分裂成一万个国家，每个国家的人口立即就很少了，这样一来中国人就富裕了吗？如果人多是指人口密度过大，那么这显然不是事实，地球上比中国大陆人口密度大的国家和地区有五十多个，仅经济实力最强的8个西方国家中就有日本、德国、意大利、英国4个国家的人口密度比中国大陆高。所以他们嘴里的中国人多其实不是一个事实判断，而是一个价值判断：他们嫌中国人太多！这不但不能证明中国有较高的生育率，相反可能预示中国将来的生育率会更低：因为中国有相当一部分人嫌人多，而决定每个家庭孩子数量的恰恰是夫妻中生育意愿更低的一方。
中国人口众多是历史形成的，中国古代人口就多，1820年中国人口超过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现在已经下降到五分之一不到了，决定中国未来人口数量的每年新生女婴数量则只占全球每年新生女婴的约十分之一！而历史上中国人口众多也不是因为生育率或生育意愿特别高，而是因为死亡率相对较低或周边地区人口迁入，也就是这块土地特别能养人。世界各大种族的生于极限并没有多大差别，现存的世界各大文明在古代无不鼓励生育，而且古代社会也几乎没有避孕手段。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球人口高速增长时期，决定人口增速的仍然是死亡率而不是生育率的变化。只有进入低死亡率世代以后，生育率才成为决定人口变化的关键因素。
中国人的生育率很高吗？中国大陆的生育率从1991年起就低于发达国家的人口世代更替水平2.1（由于我国人口性别比过高，而且婴幼儿死亡率也比发达国家高，我国人口维持世代更替至少需要2.3的生育率）。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该年的生育率是1.22，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我国该年的生育率是1.33，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该年的生育率已经降低到1.18。这么低的生育率意味着我国每一代人比上一代人几乎要较少一半！
易富贤博士曾经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中国大陆的超低生育率是可信的：“一个人群共127个孩子，有27个来自三孩家庭，42个来自两孩家庭，58个来自独生子女家庭，很多人会觉得超生严重，生育率很高。但计算一下，会发现这127个孩子是88个妇女生的，外加12个不生育的妇女（1/8家庭不孕），共100个妇女，平均每人只生了1.27个。”（易富贤网易微博）我认为还没这么高的生育率，因为育龄妇女不生孩子的除了医学上夫妻一方或双方不育外，还有终身未婚不育、丁克和育前死亡的。假如这群妇女里没孩子的不是12个而是17个话，那么这105位育龄妇女的生育率将降低到1.209。大量没户口的“黑孩子”的存在，同样不能否定中国的超低生育率，因为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告诉我们，第六次人口普查的人口数据中已经包含了1300多万没户口的“黑人”，其中大部分是学龄前儿童。中国大陆无证寸步难行，四十年计划生育下来计生委的触角已经无处不在，现在生孩子又普遍在医院而非在家里，要隐瞒可不是件很容易的事。
否认全国人口普查的生育率数据，继续根据估计的生育率数据坚持现行生育控制政策，无法解释或解答下列问题：第一，涉及每年几百万胎儿生命的事项，以估计的生育率作为依据，合适吗？第二，估计的1.6或1.8的生育率仍然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不足以作为控制生育的依据。第三，中国育龄妇女1.73的生育意愿来自2006年国家计生委自己的调查，国家计生委断无缩小妇女生育意愿的动机，因为这会削弱国家计生委自身存在的理由。如今避孕手段发达，堕胎习以为常，1.73的生育意愿扣除夫妻一方生理不育、终身不婚不育、丁克和育前死亡，能生多少孩子？估计连1.5都不到。如果中国的实际生育率不是1.2左右而是某些人口学家们杜撰的1.8或1.6，那么计划生育到底是降低了生育率还是提高了生育率？第四，对没有强制计划生育的与我们同文同种的港澳台地区的超低生育率如何解释？
易富贤博士曾列举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说明中华文化圈的生育率是全球最低的：“2010年全球生育率倒数第一是台湾（0.895），第二是澳门（1.09）、第三是香港（1.11，户籍人口生育率只0.5）、第五是新加坡（1.15）、第七是中国大陆（1.18）、第八是韩国（1.22）、第十六是日本（1.39）；而世界平均为2.45，阿拉伯世界为3.21，拉美为2.2，欧盟为1.59。”（见易富贤网易微博）造成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东亚国家超低生育率的原因，易富贤认为是儒家生育文化比较世俗化，过于依赖家庭结构，一旦工业化和城市化将旧的家庭、家族结构打坏，生育文化就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不像欧美，生育文化的鸡蛋装在家庭结构和宗教信仰两个篮子里，城市化和工业化只是打坏了其中一个篮子。
后发达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不但生育率下降的速度更快，而且作为其结果的现行生育率本身也更低。除了跟中国地理上和文化上邻近的东亚国家，前苏联东欧阵营所包括的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除了中亚几个发展程度较低而且文化传统上属于穆斯林的国家外，同样显著低于以西欧、北美为主的先发达国家，成为全球另一个超低生育率地区。譬如古巴的生育率低于邻近且发展程度相当的墨西哥，东德的生育率低于西德，朝鲜的生育率低于韩国。易富贤认为这与无神论意识形态对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的破坏有关。前社会主义阵营的生育率数据表明，“社会主义大锅饭”并不像我们想当然的那样因为降低父母的养育成本而提升了生育率，它的育幼低成本优势远远不足以抵偿它对生育文化的破坏、对防老动力的削弱和对堕胎的放任。随着前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又因为陷入暂时的经济困境和市场化改革导致的贫富分化而削弱了公民养育子女的能力，生育率进一步降低。
易富贤在《大国空巢》（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年9月出版）第二十章第二至四节中还令人信服地阐明了中国大陆超低生育率的原因。中国大陆像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一样是个绝大多数人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家，生育文化完全依托于传统家庭结构。中国大陆的传统生育文化在经受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打击以前就受到了无神论意识形态的打击，其中城市人口的生育动力也已经受到大锅饭的削弱。中国大陆也像变革后的苏联东欧地区一样，父母的养育孩子的能力被贫富分化和养育成本的提高严重打击。除此之外，中国大陆还经历过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四十年强制性生育控制。中国大陆的生育率和中国大陆人的生育意愿将来如果降到世界最低，那是毫不奇怪的；相反，不是世界最低才奇怪！
取消生育控制也无法逆转中国的超低生育率
那些反对恢复生育自由甚至反对放开二胎的人，除了无视人口普查数据人为地“估计”中国大陆的生育率外，还极力鼓吹反弹论，人为一旦放松生育管制中国人就会像五六十年代一样大量地生孩子。这是不可能的。1.73的生育意愿扣除夫妻一方生理不育、终身不婚不育、丁克和育前死亡，能生多少孩子？连1.5都不到。这还没考虑经济条件对生育率的约束。这么低的生育意愿当然不是正常的，显然跟四十年计划生育有极其密切的关系。问题是生育意愿本身既然不受直接强制，也就不会因为取消强制计划生育而发生改变。四十年来计划生育的宣传无恐不入，不但占据了电视、报刊、书籍、互联网和各种政府文件，而且以标语或横幅的形式遍布农村的墙壁、电杆、石山；不但走进了中小学生的课堂，而且进入了公认的科学真理载体----数学教材，通过捏造现有人口数据和排除生育率下降的非计划生育因素来对青少年进行恫吓（见《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必修）•数学1（A版）》第57页、第58页、第85页、第103页、第104页，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1月第2版。）。计划生育宣传长期以真理的名义和法律的名义占据人们的头脑，并且通过惩罚和奖励来使信奉它的人得利、使反对它的人受苦，从而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对相当一部分中国人来说，其中甚至包括很多反对强制计划生育的国民，计划生育的观念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成了一种无法改变的思维方式和宗教信念。这种信念迎合了父母趋乐避苦的本能和母亲自我实现的需要，极大地降低了人们的生育意愿。
真正的改变恐怕只能从现在还不是育龄妇女的小学女生开始----这还是以政府尽快采取行动清除大众传媒和教科书中的计划生育宣传为前提的。而日本、韩国的先例表明，计生意识形态的清除虽然有助于消除国家和社会对多生孩子的歧视，但能否有效提升个人生育意愿和国家的生育率仍然是未知数。我曾经提出过一个假设：人的生育意愿与他（她）在兄弟姐妹中的排行有关，排行越小的生育意愿越强，因为人在潜意识里不愿自己消失。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独生子女政策对生育意愿的打击将是永久性的。
而生得起、养不起的社会现实，则会使实际生育率与生育意愿的差距越来越大。即使取消了计划生育，中国大陆的生育率经过短暂的三、五年反弹之后，仍会下降，直到比中国大陆目前的生育率更低，也比现在港澳台和韩国、日本的生育率更低。
计划生育法律体系并不限于专门的计划生育法律、法规、规章和计生系统的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它还渗透到许多其他法律领域。在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和《人口和计划生育法》的影响不，我国收养法、所得税法、婚姻法、母婴保护法、劳动法、户口登记和迁移办法、义务教育法、社会保障法等领域产生了一系列计划生育配套措施，极大地增加孩子的生养成本，特别是增加非独生子女的养育成本。这些配套措施不取消，将严重阻碍停止计划生育以后生育率的回升。但是这些计划生育配套措施因为深藏在其他法律、法规中，不能像专门的计划生育法律、法规、规章和计生系统的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取消了事，必须认真清理、修改。这些修改会涉及到政府、公民（尤其实孕妇）和企业之间利益的重新划分，会损害一些政府部门和一些公民的既得利益。取消计划生育以后清理、修改这些配套措施估计就至少需要好几年时间。
中国特有的独生子女教育模式也将继续成为提升生育率的拦路虎。独生子女的父母一方面养育负担较轻，一方面不免将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这个唯一的孩子身上，结果是从幼儿园开始，就不断地送孩子上各种培训班，什么钢琴班、绘画班、舞蹈班、游泳班、英语班之类，这些培训费用远比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前的教育费用高。孩子某门功课学习差一点，就不惜代价请家庭教师。花钱很多，也把孩子搞得很累，严重损害孩子的学习兴趣和创造能力。由于中国大陆城市里独生子女的比例超过世界上任何地方，这种教育模式成为城市家庭培养孩子的主流模式，让那些因为养了两个孩子而不得不节省费用的普通家庭的父母自惭形愧，不得不打肿脸充胖子模仿这种培养模式。又由于城市人口总体经济实力远高于农村，再加上中国大陆青年农民工特有的两栖动物生活方式，这种培养模式也被带到农村，被农民打肿脸充胖子用到独生儿子（无论是否有姐妹）身上。这种从独生子女政策派生出的独生子女教育模式，极大地降低了年轻一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率。政府所倡导的城市住宅小户型化，显然也是与少子化的家庭结构相配套的。中国大陆的幼儿园，很少有收3岁以下小孩的；即使收，孩子的接送也会跟工作时间发生冲突。随着中国劳动力的紧缺，工薪阶层请得起保姆的人越来越少了，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愿意脱产做专职主妇的有几个?请父母进城帮带孩子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总不好意思让父母睡门厅吧？大中城市的房价已经那么高，换大房子谈何容易？两居室最多能养两个孩子。一居室连父母帮带一个孩子都住得很艰难。
因为生育控制而加速的人口老龄化，几年之后也会降低中国大陆的生育率。1990年以前中国每年出生的女孩都在1200万以上，但1996年之后就只有600多万了。当1996年之后出生的女孩成为生育主力时，由于育龄妇女中处于旺盛生育年龄的人口比例明显降低，即使这些妇女每人所生的孩子跟上一代一样多，总和生育率仍会有所下降，每年的新生儿出生数量则降低得更快。老龄化对生育率的另一个抑制作用，是它加重育龄人口的负担，使人们养了老就养不了小，其作用机制与苏联东欧体制转轨时期因为经济困难导致人们养不起孩子从而降低生育率类似。
中国人常常简单地将生育率与贫富挂钩，认为二者是反比例关系：越富越少生孩子，越少生孩子就越富裕。如果真有这样的规律，那么人类很快就会灭绝于黄金屋里。事实并非这样，国家贫富与生育率的反比例关系不过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医疗水平和生育率关系的歪曲反映。真正降低生育率的是工业化、城市化和医学革命，率先发生工业化、城市化和医学革命的国家和地区都比较富裕，于是人们产生了贫富与生育率成反比的错觉。其实在已经完成工业化、城市化和医学革命的国家和地区，贫富已经不产生生活方式的区别，从而对于生育意愿影响不大，相反富裕却成为养育能力的标志。社会发展指数（由人均GDP、人均寿命和国民受教育程度构成）最高的那些国家，除了日本，生育率反而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除了苏联东欧体制转轨时期因为经济困难导致了生育率大幅降低外，我们还可以发现，凡大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时期，发达国家的生育率也会降低。
应对人口老化两项基本措施的先后顺序
由于生育率下降和人均寿命的延长，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计划生育又加速和加剧了中国大陆人口的老龄化，使得中国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任务变得更加艰巨。
那些信奉计划生育意识形态的人并不认为人口老龄化是一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程恩富教授甚至公开说超低生育率和未富先老都是大好事。他们认为无需合理的人口结构，依靠个人储蓄、社会保障和科技进步就能解决养老问题。
其实“养老保险”不是真正的保险（射幸），而是变相储蓄。储蓄养不了老，储蓄的只是纸币。粮食无法储蓄三年以上（否则只能喂猪），服务更是只能即使提供。储蓄的价值是要依靠整个社会有合理的人口结构来支撑的。又无论科技怎么进步，也提高不了养老育幼的效率。事实上家庭劳动的效率是下降的，过去带五六个孩子还包揽全部家务的妇女很多，现在你让一个妇女带两个孩子并包揽家务她就会感觉累得受不了。整个社会严重欠缺劳动人口的时候，许多老人烂在家里了都没人知道，这恐怕已经是计生中国的许多老人无法改变的命运。现在多生一些孩子，也只能稍微减轻一些这类人道灾难。
好在政府似乎还没有这样幼稚和疯狂。政府显然已经意识到了日益严重的老龄化趋势，并多次把推迟退休年龄的话题拿出来让人们讨论。
为什么要推迟退休？无非是嫌干活的人太少、拿退休金的人太多。发达国家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无非是两个，一个是鼓励生育，一个是延迟退休。一般采取前一个办法要比采取后一个办法早二三十年。这两项措施存在明显顺序的原因有三个：第一，生育率刚刚降低到世代更替水平的一段时间，由于养老负担尚不算重，育幼负担明显减轻，整个社会的抚养比反而在降低，根本就不需要延迟退休。中国的例子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中国的生育率1991年就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了，但劳动力总量却是2011年才开始下降，而老龄化最高峰则将在2035年以后发生。第二，延迟退休对于解决老龄化问题的作用虽然有限（能延迟退休几年？而且老年劳动力的质量显然不及青壮年），见效时间却是立竿见影的，但培养一个劳动力需要接近二十年的时间。第三，老龄化高峰到来的时候，育龄妇女尤其是年生殖力强的轻育龄妇女的人数已经大大减少，而且养老负担奇重，既缺少生孩子的妈妈，又缺少养孩子的能力，那时鼓励生育还有用吗？中国政府都已经在考虑延迟退休的问题了，同时却还限制生育，实在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政府到底在顾虑什么？主张坚持计划生育的人说，是停止计划生育后会出现补偿性生育高峰。这个问题易富贤博士也做过专门研究，60后育龄妇女已经基本上没有生育能力了，80后还谈不上补生，所谓补生的主体应该是70后育龄妇女，考虑到这些人36%左右接受了输卵管结扎手术并且这些人基本上都已经生育了第二胎，同时考虑到高龄育龄妇女30％以上的不育率和1.73的生育意愿，一共大概还有补生3400万孩子的意愿和能力。（易富贤：《国际背景下的政策调整》，香港《财经文摘》2009年第7期）这3400万孩子只要分布在两年内补生，以中国目前的年出生数加上1700万，也不过相当于1963年的生育总量。国家现在的财力和医疗、教育水平远高于刚刚走出大饥荒的1963年吧？1963年的中国并没有因为孩子生多了而被拖垮，现在怎么可能会因为连续两年出生的孩子像1963年那么多而被拖垮？实际上第二年补生不可能使生育规模达到1963年的水平，因为总有些人在第三、四年甚至第七、八年才补生。
因此需要顾虑的根本不是补生孩子的总量，因为这个总量对于解决中国的过度老龄化问题还远远不够；而是3400万孩子不能绝大部分集中在第一年补生。中国人对于生孩子其实是相当理性甚至过于理性的，只要国家充分公布信息，讲清楚集中在一年补生对医疗和教育事业的压力及对孩子的不利影响，号召1975年以后出生的育龄妇女尽可能安排在停止计划生育后的第二年及以后补生，我想绝大多数1975年以后出生的育龄妇女是会响应的。
中国大陆真正需要担心的不是补生高峰太高，而是补生高峰过后生育率的快速下降，直到降到比现在的生育率还低，比港澳台地区的生育率还低。
也有人说：政府根本就不是因为顾虑什么补生高峰，二十年前应该停止限制生育而没有停止，是因为有生育限制计生系统才能收钱；推迟退休提前二十年，是因为推辞退休社保系统就可以把部分支出转变成收入。我实在不敢相信政府掉钱眼里这么深，以至于杀鸡取卵而不顾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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