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月至2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对其后中国政治形势所产生的复杂影响，一直是人们着力探讨的问题。比如，“七千人大会取得了在历史条件下所能取得的重要成果，对推动国民经济全面调整起到了积极作用。会议发扬党内民主，实际上是党内关系的一次调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596页）此种论述基调的前身是1991年的官修党史：“这次大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会议对错误缺点的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会议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的精神，给全党以鼓舞，使广大党员心情比较舒畅，在动员全党为战胜困难而团结奋斗方面起了积极作用”。（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380页）“当时历史条件”到底是什么，“党内关系”到底指的是什么，语焉不详。同类的论述还有张树华的专著《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另有学者在1989年的论述是：“七千人大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取得很大成功，起到了团结和动员全党齐心协力为战胜严重困难而斗争的巨大作用。由此之后，国民经济的调整逐步全面展开，政治关系上的调整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12页）此处又提出了“当时历史条件”而不加论述，倒是对“政治关系”何谓做出了具体解释，该作者指出，“党中央领导核心即政治局和中央常委内政治生活上存在的缺点错误，却没有得到检查改正”。（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13页）这段1989年的论述显然比2011年出版物的论述要符合实际更为精当，但是，因为缺少具体深入的分析，其对“七千人大会”的总体评价，还是没有摆脱旧框框。
“七千人大会”的根本意义从毛泽东在会议以后的行踪描述中可以初见端倪。“七千人大会”后至北戴河会议前，毛泽东曾两次离开北京外出视察。先后经过上海、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等主要城市，一共在外地停留了近四个月时间。在同当地党政军领导人的接触中，他把很大精力放在了了解调整中的政治经济形势特别是农业生产和农村所有制方面，几个月下来，他逐渐形成了自己对形势的看法。而这些看法，同北京的中央一线领导人之间是有分歧的。7月8日，在毛泽东住处召开的小型会议上，毛泽东介绍了河南、山东两省的夏收情况，说形势并不那样坏，建议刘少奇等找河南、山东、江西的同志谈谈，了解一下农村的形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708页）根据这一史实记述，从1962年2月“七千人大会”闭幕到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对克服经济困难而实施的许多政策方针进行政治上的批判，其酝酿期有6个月，其中2/3的时间毛泽东是远离北京政治中心的，少参与当时的第一线工作的。“七千人大会”实际上是毛泽东与中央其他领导人之间政治分歧在党内更趋公开化和更趋升级的起点，也是毛泽东针对有损于他的个人权威的种种批评进行政治反击的酝酿起点。一些史书或一些学者认定这次会议在“起到了团结和动员……巨大作用”，是不符合实际的，恰恰相反，这次会议甚至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四五年之后走向完全分崩离析的起点。
原本要“统一全党认识，增强团结”（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593页）的大会何以导致上述如此严重的政治分裂结局，是一个应该认真研究的问题。从史实看，大会从筹备开始阶段就不可避免地触及了当时党中央面临的最核心矛盾，而这一矛盾正是有关各方面竭力要掩盖的或着力要解决的。会议有许多具体议题，其中两个最关键，一是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一是“大跃进”以来经济严重困难的政治责任。大量事实表明，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仅仅是从深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落实角度来确定会议宗旨的，即便他们对经济困难的直接成因心知肚明，也偶有公开半公开的言辞表达。固然，他们在“大跃进”期间以及1959年庐山会议上再充分不过地感受到毛泽东至上的个人权威对中央的工作部署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秩序的扰乱性影响，也身处党内缺少最基本民主机制的压制性氛围之中，所以，他们并没有企图或没有能力从一开始就将“七千人大会”设计成为一次进行政治清算的大会。但是，要开好这次规模空前的大会，为落实“八字方针”，又不得不涉及一些具体问题。通过党组织系统收集的党内外各种意见，这些中央领导人对各级干部和民众的所思所想，也不完全是懵懂无知的。他们又不甘于完全漠视各种严峻的困难和社会各方面的意见。1961年11月22日，刘少奇对会议文件起草小组成员提出了四点意见，以作为对以刘少奇名义发表的大会讲话稿的修改补充。结果，这引发随后政治冲突的导火索。毛泽东并没有看完全部讲话稿，一反党内重要会议文件起草的惯例，下令，无须经过政治局讨论，直接发给会议代表讨论。这就回避了对讲话稿基本观点的事先表态，也为日后对讲话稿进行政治否定埋下了伏笔。可见，会议还没有召开，火药味已经在党内高层散发出来。在会议筹备阶段，未见有恰当的机制来对高层的意见分歧进行必要协调。关键是刘少奇的四条意见中专门提到，中央要为过去几年出现的问题担负责任，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在过去几年中存在着严重的分散主义现象。事后看，这些意见恰恰击中了毛泽东当时的政治软肋。
分散主义的政治帽子实际上就是指责过去几年时间里各省市自治区领导人随意违反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原则，在经济建设中借助“大跃进”运动各搞一套，破坏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在1962年1月19日的第3次讨论中，周恩来也指责说，“一个省搞几个独立的工业体系，理论上站不住”。在刘周陈邓的引导下，大会一开始就把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问题上。这些中央领导人在会议讨论中言辞空前一致，陈云的话说得更直白：“什么叫计划经济，就是要集中统一。”这样的政治指责落在地方领导人身上，但矛头直指“大跃进”动员时期和高潮时期毛泽东对地方领导人的巨大政治激励。本来，从1961年开始实施的“八字方针”已经明令废除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下放给地方的各种权力（用周恩来的话说就是“指标”、“下放”、“独立体系”）。
地方领导人在初尝空前放权带来的经济跃进上的自主权甜果以后又要受制于加倍严苛的中央计划及中央机关的种种管束，已经心生不满。“七千人大会”以反对分散主义为突破口，令他们又受到政治上的指责，更激起他们的情绪反弹。问题的核心是，他们在“大跃进”期间所获得的自主权都直接受惠于毛泽东的直接决断，主要省市自治区领导人都受到毛泽东的直接而具体的跃进激励。此时却以分散主义来对此下政治定论，必然引起复杂的政治后果。刘少奇等领导人未必事先不清楚这一点，但他们别无选择。问题是，地方领导人也未必是反对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原则，而是要奋起捍卫自己的政治颜面和政治业绩，况且，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期待获得毛泽东的支持。所以，他们并不赞成对分散主义的指责，努力寻找各种客观理由来为经济困难局面卸脱责任，他们认为，如此反分散主义，是在泄气泄劲，而不是在鼓气鼓劲。在大会第一阶段的政治争锋中，背后有不同力量支持的地方领导人的立场之间是有明显差别的。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公开指责刘少奇讲话草稿把形势说得一团糟，“越看越没劲”。
他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直接支持而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成为建政以来直接晋升为中央领导人的第一位省市自治区党政一把手。他的发言自然是在为毛泽东的“大跃进”主张张目，兼有为自己地方的“大跃进”举措进行主张辩护的功能；而建政以后一直受到刘少奇控制的华北地区地方领导人则在许多问题上持有与刘少奇一致的立场。实际上，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政治分歧日渐生成与公开化的过程中，地方领导人也有相应的分化趋向。这表明，在以毛泽东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度框架里，地方领导人的政治依附是一种必然的附属现象。因为这种依附关系，一些地方领导人的政治影响力有所上升或权力有所扩大，本来就不是地方自主权扩大意义上的扩权，相反，倒是地方领导人更深地卷入中央的思想政策及权力纷争的标志，实质上是地方自主权进一步丧失的标志。1954年以前的地区中央局存续时期是如此，在1960年地区中央局重建之前的省市自治区领导人直接受制于中央领导时期，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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