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开国大典后不久，政务院公安部成立。它是由原中央社会部、华北社会部、华北补训兵团直属机关三方面的人员组成，成立大会在公安部初期办公所在地—西皮市原北平银行工会小礼堂举行。首任公安部长罗瑞卿作报告后，他请应邀到会的彭真同志做指示。彭真同志身材高大魁梧，身着便服，声音洪亮地讲述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公安保卫工作的特殊重要性等。他还说，进城后我们有些同志对民主人士坐汽车、住北京饭店有意见，这是不对的。他们的“辫子”很长，但他们的影响力所起的作用，要比“辫子”短的同志大得多；他们能起到的作用，我们办不到。用浅显易懂的比喻论述了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性。彭真同志最后说，有它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推翻三座大山，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国家建设，也要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才能成功。
1957年春，在东欧一些国家发生了政治不稳定的风波。这种风波也影响到了国内。出于这一背景，彭真要他的秘书王林给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来电话传达有关指示：要认真清理劳改犯及未决犯的档案，允许劳改犯对自己不服的问题提出申诉，不留后遗症，要经得起后代的检验。
彭真高瞻远瞩的指示既有现实意义，又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彭真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分管政法工作多年。我在徐子荣同志身边工作12年期间，多次看到彭真同志对公安工作的重要批示。关于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反对通、供、信的批示，强调民主法制的建设，依法治国。他亲自领导起草的《刑法》搞了多年，费了大量心血，为后来《刑法》的出台奠定了基础。这一切给我留下了深刻地印象。
赫鲁晓夫执政期间，苏方提出要在我大连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无理要求，理所当然被我国政府拒绝，因此，激怒了赫鲁晓夫，单方面撕毁了苏联援建我国数百个基础项目的合同，撤走了专家，两国关系破裂，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面的立场观点发生严重分歧，展开多年的论战。
50年代末，彭真同志率我党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国际共运会议。他回国后给公安部干部作报告时说，赫鲁晓夫不讲道理，态度蛮横，一派“老子党”以势压人的架势。彭真同志说，他忍无可忍地指着赫鲁晓夫说：“你可以把我打扁，但休想压扁。”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兄弟党之间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平等对待的高度原则性和坚持真理，无所畏惧的气概以及彭真同志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采。
“文化大革命”初期，“四人帮”指使其同伙谢富治，唆使公安部“造反派”，精心组织了一次对彭真、罗瑞卿的斗争大会，在公安部礼堂开场。被打成“保皇派”的我被“造反派”安排坐在后区中间座位上。礼堂座无虚席，鸦雀无声，气氛紧张，不知“造反派”要干什么。大会开始，只见“造反派”将徐子荣副部长押进会场，坐在我前两排座位上。紧接着，人高马大的两条大汉押着彭真同志上台，令他坐在一条没有靠背、又小又窄、十分不稳的方凳上。接着叫喊把罗瑞卿押上台，也是两条大汉，架着一条腿已被截肢的罗瑞卿到台子前沿，坐在同样小的方凳上。
只见两位革命家神态自若，从容对待。与此同时，被批上台陪斗的有数十人之多。他们被按头、九十度弯腰、戴高帽，受尽侮辱。在斗争彭真同志时，“造反派”一直追问着彭真同志一个问题，彭真同志愤怒至极，高声驳斥：“说过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人要实事求是，我不能胡说。”那如同雷鸣般的反击震撼了全场。台上那些“造反派”们瞬时呆在那里。
彭真对邪恶的严正回击，令人钦佩，至今难忘。彭真同志作为一个革命家坚持实事求是，光明磊落、铮铮铁骨，同恶势力抗争的风采，给后人留下了最好的学习财富。
天晴了，“四人帮”被粉碎了。彭真同志从陕西商洛（他被囚禁的地方）回到北京时，公安部刘复之部长到机场迎接，同去迎接的人数众多，光汽车就几百辆之多。大家激动地流着眼泪，表达了成千上万共产党人对彭真同志的衷心爱戴。彭真原在台基厂的家此时已被别人侵占了，回北京后临时住在前门饭店。一天上午，我陪徐子荣同志的夫人孟松涛同志和她的小女儿去看望了彭真同志。他原来的卫士长把我们领进屋，彭真同志的夫人张洁清接待了我们；告知说，彭真同志在里间正接见一位老同志，请我们稍候。片刻后，彭真同志接见了孟松涛同志。看上去彭真同志还是那么魁梧而有精神，但消瘦了许多。他边同我们握手，边严肃诚恳地说：子荣同志是好同志，我过去证明过，今后还会证明。
彭真一言，道出了徐子荣同志为人民革命无愧的一生，也是他坚持实事求是，关心和爱护同志崇高精神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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