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1月1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表示，他和新领导团队将在新的一年追求一个稳定扎实的开始。政治局常委另外六人，包括即将担任总理的李克强也在会上，另外，即将在2013年3月退休的官员们，包括国家主席胡锦涛以及总理温家宝也出席了此次茶话会。会上虽然没有提及反腐，但很明显的，不论是对2013这新的一年或是习近平所领导的新团队上任的第一年，贪腐问题都是中国必须正视的挑战。除了反腐工作，新政府团队也在政治改革唿声中面对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困境。
稳中求进
成为总书记后的第一次新年，习近平在政协新年茶话会上说201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中共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并表示中国政府要“稳中求进，开拓创新，扎实开局，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根据《南华早报》，习近平同时也希望维持香港、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
习近平在会上讲话的最后引用了毛泽东的诗来形容中国近几十年的进步：“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南华早报》指出这个举动很明显地是在试图拉拢前辈元老们以及党内的保守分子。
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现独立政治事件分析家章立凡认为任何新领导人上台后的首要任务都是巩固权力，而这件事需要政治上的稳定。但是习近平现在却必须在追求政治稳定的同时，在紧迫的事件上采取更迅速的动作以达到政策上的突破。章说：“寻求稳定和达到突破两件事其实是彼此矛盾的，习近平现在正在试图找到两者的平衡。”
习近平反腐宣言不具说服力
习近平虽然在新年茶话会上并未提及反腐，但他在成为总书记、也就是中国最高领导人时，他曾向外界宣言反腐将是他任内的首要任务之一。英国诺汀罕大学(University of Nottingham)中国政策研究所(China Policy Institute)所长曾锐生认为习近平的公开宣示很值得鼓励，但是不够有说服力。
曾锐生在《南华早报》上的文章中写道，习近平的反腐宣言不够有说服力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习近平自身是贪腐的。即使彭博社2012年6月报道了习近平家族成员拥有巨额资产，但报道却没有具体指出习近平本人有贪腐的嫌疑。同样在2012年遭外媒揭露的还有温家宝家族在温家宝在职期间累积了高达27亿美元的隐密财富。但《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同样也没有证据指向温家宝本人有涉嫌贪污。曾锐生表示他相信习近平和温家宝两人本身的清廉。但假使如此，为什么习近平的反腐宣言仍不够有说服力？
曾锐生提出两个理由，这两个理由都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政治遗产或基因无关。香港的例子显示就算不是民主的体制，中国人民也有可能成功地解决贪腐问题。香港经验对中国具有相当高的启发性。
第一个反腐宣言不够力的理由是政治制度。权力使人贪腐，绝对的权力则会导致绝对的腐化。中国的列宁式政治制度虽然在邓小平的改革后改变了许多，但它仍是人类史上最具权力或最极权主义式的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在权力的垄断上没有任何的制衡。
中国共产党的几近极权是中国的政治现实。共产党派任到各省各区的党委官员、以及这些党委官员的傲慢独断，使得党中央得以强迫实行任何它认为可延续党的绝对领导的政策。但是这些政策之中，只有一项是例外，即根除贪腐的任务；根除贪腐这项任务很可能会对共产党的生存造成巨大威胁。
第二个习近平反腐宣言不具说服力的理由是，中国高层领导的家族不断地利用他们的特权进行非法或不当得利。即使高层领导们自己高调提倡反腐，这种作为依然在中国官场频繁出现。这也就是为什么彭博社和《纽约时报》的报道非常重要且引人深思。
以香港为例
现今大陆的情况可与香港在1970年代的败坏情况作比较。集团性的贪腐在1970年代的香港非常严重、深入根底，那时即使是公共服务如救命的消防队很可能都需要先贿赂或付钱才能让他们出动。
一件恶名昭彰的案例是香港警队总警司葛柏(Peter Fitzroy Godber)，这件贪污案引起港人的愤怒，当时的香港政府因此开始对贪污事件展开肃清行动。在短短10年内，香港的打腐工作不只结束了集团性的贪腐，也替香港社会注入了新的反腐公共意识。
从那时开始，即使个人的贪腐还是持续地在暗中进行，港人整体已经视贪腐为一种不可取的行为。
但是，曾锐生认为香港经验其实并不能被大陆复制，因为现在中国有两个基本问题是当初殖民政府下的香港并没有的。
首先，殖民政府并没有像中国共产党政府现在拥有的绝对权力。相反地，英国人知道殖民统治只能在与其他政权相比更不令人反感的情况下维持其统治的稳定，而在当时，这个可拿来作比较的政权就是香港即将回归其统治的中国政府。另外，贪腐在香港殖民时期晚期或许具有高度的组织性，但是它并不是制度上的贪污。虽然贪污当时在香港是集团性的，但是贪污从没有侵蚀到达最高官员或是他们的家属。
当香港总督麦理浩(Murray MacLehose)意识到殖民政府的可信度受到质疑并采取行动时，他并没有受到来自殖民政府高层的阻碍。他也不需要担心他有可能需要在这波反腐行动中将自己的亲戚送入监狱。
在不用将自己亲戚带上手铐这一环节上，习近平没有麦理浩来的两袖清风；结束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也不像是习近平可能或能够做到的事，毕竟政治局常委会全员大概都没有要如此做的准备。但是，曾锐生认为，习近平仍然可以在不民主化的情形下有所影响，他可以从他的亲戚先开刀。
假使习近平无法作出类似程度的大动作，他的反腐宣言不会被当真。今日中国的现实
曾锐生写道，现今的中国现实是，即使习近平的亲戚没有要求贿赂，他们还是会不断地收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昂贵礼物。除非他们自己积极坚定地拒绝这些礼品、并向习近平报告所有的贿赂案件，使得这些企图贿赂的人得到惩罚，否则贿赂、送礼习惯不会自己中断、更无法完全根除。
除非习近平有破釜沉舟的决心、有意愿将自己贪腐的亲戚送入监狱、或是要求亲戚们向上提报任何试图贿赂他们的朋友并将这些贿赂人士绳之以法，否则他的反腐运动就只是一种对其他官员的好意提醒：贪腐的官员不应该高调炫耀自己的非法得利，太高调的一些人会被牺牲以换取党“反腐”的成功。
曾锐生表示，假使习近平希望自己的反腐更具有可信度，他必须作出更戏剧性、更剧烈的行动，让党员和一般民众看到政府真正的决心、形成当初港人建立起的反贪风气。否则的话，好听的话说再多也是白说。
新的一年初始，除了讨论中国严重的贪腐问题，关心环境议题的双语网站《中外对话》主编伊莎贝尔•希尔顿(Isabel Hilton)也在《卫报》上撰文讨论中国领导人在接下来的2013年将面对的挑战。
希尔顿文中开头表示中国共产党所经历的2012年，大概是自邓小平和其盟友在毛泽东死后短短几个礼拜内打倒四人帮的1976年后，最精彩的一年。希尔顿指出，就在四人帮被逮捕后，有他们身影存在的毛泽东追悼大会的照片马上就重新发行，在新的照片中，他们的身影被抹去留下四个空白；而薄熙来在2012年遭到的待遇也相差不远。
已遭双规的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也在他曾经支配五年的城市中被消影消音。在他统治下的受害者现在公开地控诉他们遭受到的虐待，薄熙来在任时所提倡的毛泽东风格的集会现在也已经不再流行。薄熙来自己还未以贪污罪名受审。虽然四人帮在1980年代早期的审判极其冗长，但薄熙来的审判很可能会是短暂的。希尔顿表示，这是因为审判的目的是将薄熙来的政治生涯彻底封死，而非让人民好好地温习他所犯下的罪行，因为对一般中国民众而言，共产党为薄定下的罪名，在共产党内部很可能稀松平常。
薄熙来贪腐？民众可能会耸耸肩。他的家族夸张地富有？中国最富有的一些人是党元老或领导的儿女或孙儿辈。中国共产党只是希望任何可能成为领导人的人记住，没有人可以比组织还大、还更有权力。希尔顿说，这可说是中国共产党与黑道共有的特质之一。共产党想经由对薄熙来的审判向大众传达的讯息很明显也非常简单：薄熙来彻底地输了。
但是薄熙来的倒台发生在中国发展的一个转捩点上，一如当初四人帮倒台事件的1976年那样重要。连接2012年的2013年对中国而言是个试炼，它将测试中国是否拥有实行几项关键转型的能力：朝向少污染少浪费、更具创新力的经济、朝向或是背对更法治的制度、朝向一个更公平的社会或是回到专制主义并将权力和特权集中在少数的精英手中。
“充满智慧的一党专政”
希尔顿写道，新领导者会继承许多已发生和即将发生的危机，其中最戏剧化的就是西藏，自2009年开始，藏人的自焚人数就不断攀升，至今已将近百人。希尔顿认为假使新领导人能对西藏采取新的政策，会是他们领导能力的展现。
在贪腐问题上，如曾锐生表示的，希尔顿也认为习近平将要有更多的作为才能说服大众他的承诺不只空谈。他的前任们皆无法实现这个承诺，胡锦涛在任期间就高唱反腐，但至今未见成效，温家宝曾经要求官员们紧盯自己的家属，不要有自肥的行为出现，但是他自己却在2012年10月被《纽约时报》揭露自己的家族累积高达27亿美元的财富。2011年，温家宝曾向伦敦的听众表示：“真正的民主离不开自由。真正的自由离不开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保障。”但是温家宝任职总理的10年间，法治方面没有什么进步、经济和政治权利在纸上被高举、实际上却少被尊重。
即将退休的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和谐社会”试图平衡已变得极度不平等的社会秩序，但是这个口号只落得被民众用来讽刺政府高压手段的下场。中国政府非但没有平衡中国的贫富差距，它甚至在11年前起就放弃公布评量国家贫富差距的指数的基尼系数，中国政府不公布的理由是它所拥有的针对富人的调查资料还不完整。
希尔顿问，习近平有可能做得比他的前任者都好吗？初期的征兆对那些希望中国更加自由的人（如2012年12月71位联署发表《改革共识倡议书》要求权力分立以及终结国家对法律的干涉的学者）而言不甚乐观。事实是，这份被一些异议人士视为过于温和的倡议书，在网路上也迅速地遭到屏蔽。网络审查变本加厉、官媒甚至以爱国为名倡导中国民众遵守从网络到文化面上的各种官方规定。
习近平的演说至今为止强调了民族主义的梦想：一个强大的中国，维持一党专政也会是他的首要任务。当他提及改革时，希尔顿问，他是否意味着采取更多必要的手段以让共产党统治制度完整无缺？
也许共产党希望它自己能变得更强大，成为“后民主秩序”的第一个典范，如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校董、成为资本创始人李世默(Eric X. Li)在新一期《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发表的文章中所提出的那样。李世默在这篇希尔顿认为极其谄媚的文章中写道，共产党将会克服这些短期的困难、展现出中国充满智慧的、任人唯才的、以服务人民为取向的一党制度的优势，于此同时，西方民主的缺点也将显露无遗。
交易破裂
中国现在的政治制度对人民而言，似乎并不如李世默说的那样以服务人民为取向，但是或许这在李世默形容的“后民主”制度中，并不太重要。希尔顿指出，事实是，即便中国近20年的生活水准已提高许多，中国人民却也渐渐地开始展现自己不满的情绪：他们以每年18万件群众事件、以网络上和社群媒体上的发文、以不断地讽刺共产党的手法来表现不满。
在中国第一阶段发展和现代化到了尾声的时候，新的领导团队也许会开始思考，已有诸多不满的中国人民将会对一个放缓的经济有什么样的反应。希尔顿表示，经济放缓表示过去20年中国政府与人民所作的交易将遭到毁损。在过去，中国政府以经济成长的承诺换取人民对政治专制的接受。
中国的新领导人也许很快就会知道结果。中国过热的房地产市场是少数崛起的中产阶级分子可投资的市场，也是占了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约10%的“灰色收入”的投资市场，更不用说对地方政府而言，房地产的销售更是它们主要的收入来源。2012年在中国内部已经有愈来愈多声音警告房地产这个泡泡即将爆破：曾经繁荣一时的温州，自2010年起房地产价格已经跌了70%、上海的开发商已经开始减价以求售出过多的库存、2012年12月中国着名商业杂志《财新》发出警告，表示投机的房地产占了全国住宅的20%到40%。
房地产市场问题对已经摇摇欲坠的金融机构产生的累积效应、以及对储蓄者和投资者将产生的后果是极端严重的。中国的新领导层面对这些经济挑战所采取的方法和手段，将是测试李世默所称的贤明的精英制度的时机。希尔顿说，我们将可以看到，中国的共产党制度是否能比中国领导人十几年来不断宣称的反腐决心更具有实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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