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镜，让我们永远铭记”.张红兵作为一名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小红卫兵，由于他当年的指控导致亲生母亲被处以死刑。
中国曾经的文化大革命
张红兵依旧能够清楚的记得当时的每一幕。那是在1970年2月13日的一个夜晚，张红兵的母亲私下表示自己怀疑毛泽东的领导并发声支持清洗官员。张红兵拍案而起，极其愤慨的跟随其父亲离开家将母亲告发。
在父子返回家里的时候，发现母亲正在从墙上将毛泽东的画报撕扯下来。张红兵上前打了她，并依照父亲的命令在母亲未被逮捕前用绳子将其绑住。在一份报告中，张红兵亲自建议应对其母亲执行死刑。张红兵的母亲随后遭到了公开审判。
在当时，这个十五岁的小男孩受到公开表扬，并成为了一名模范红卫兵。四十多年后，张红兵说，在当时他并没有感到自责，而现在他承认自己承受着极大的痛苦。他向政府提出，希望通过法院裁决将其母亲的墓地认定为文化遗产。他恳求道：“我呼吁人们共同说出‘让我们永不忘记’”。
今天2月份，在张红兵的家乡安徽省东部的蚌埠，官方拒绝了张红兵的最新提议。这一举措并不出人预料。198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否定了自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在当时毛泽东动员年轻的红卫兵反抗父母、教师以及知识分子，让数以百万计的人遭受屈辱、酷刑甚至死亡。但是公开讨论这一混乱时期还是被禁止的。因为部分人士可能担心那些被挖掘出来的历史上的冤魂会破坏其合法性。
有迹象表明此种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变。北京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在2月20日出版的中国青年报的专栏中指出，中国恢复人道主义的唯一途径就是重新审视文化大革命，这一悲剧的恐怖程度和波及范围甚至可以公开与纳粹德国事件相比。但是，欧洲有针对于此纪念活动，而在中国则没有类似活动。张鸣就当时自相残杀的特征指出可以举办一个吃敌人心脏与肝脏的仪式。除非中国直面过去，否则它仍是一个"食人部落"，张鸣写道。此文章一经发表，五天之内在网络上就有了超过30万的点击率。
此篇文章允许发表意义深远。在2006年的审查当中，官方禁止任何有关文化大革命40周年的纪念活动。此文章的发表是中国政治禁忌的一种放松。2012年，即将离任的总理温家宝警告说：如果改革不成功，文革悲剧或再发生。
温家宝提及文化大革命"遗毒"时指出担任中国南部城市重庆的前顶层共产党官员薄熙来(专题)，正在深入沿袭毛泽东主义。然而，打破先前领导人一贯保持的沉默，温家宝促使民众就此展开讨论。
二月份一条新闻的广泛关注度达到沸点，在浙江东部的瑞安市，一位八十岁的老人因发生在1967年的一宗谋杀案而受审。被告人邱日仁，他被指控勒死并肢解被怀疑为间谍的医生。据官方媒体报道：此控告在八十年代被提出，而邱日仁在外潜逃了几十年。虽然裁决尚未公开但已经获得了公众的广泛关注。一些社会上的媒体关于如何评定文化大革命的罪责的辩论已经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层面。
社会反响也各不相同。有人说这是邱日仁所应经受的因果报应；另一些人则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个不能自主的替罪羊。“什么才是审判的真正目的？是让罪魁祸首仍然站在广场上迎接成千上万人的崇拜？”毛泽东的肖像仍旧悬挂在天安门的广场，一位新浪微博的用户这样写道。很多的人都在困惑为何46年前发生的事件，时至今日才受到审判。这是一个意外还是一个真正的转折点？
历史学家弗兰克正在研究一本文革时期的有关书籍，他相信审判并不能够轻易的打开进一步指控的大门。他说这样做的话可能会给中国共产党带来灾难，经历过那个时代年逾六十的人，很少有人双手是干净的。
弗兰克先生猜测，真正的情形可能更加本土化，甚至在文革时期的谋杀只是为类似复仇的行为提供了方便。“当时的政治局势可能塑造了这种选择”，香港科技大学专家丁学良对弗兰克先生的猜测表示同意。当地官员是文革暴力的煽动者，他们不会允许这样的审判；然而来自被迫害家庭的官员可能会对此松懈，丁学良解释道。
邱日仁的审判可能仅仅是一个特例。据环球时报报道：在中国，刑事诉讼时效期为20年，而邱日仁是在上世纪80年代受到了指控。
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这样做的赌注很高。如果允许放宽归于文革的责任，中国共产党自身就会冒着有损名誉的风险，或许无法补救。但是在紧闭环境培育出的现代领导层，却规避了归于灾难时代的怀旧感以及对过去信息的一种缺失感。
对于张先生来说，避免后者是最重要的。为此他愿意向人们揭露自己过去野蛮的事实。“我自愿向公众坦白事实，等待应有的裁决。”他说，“我认为讨论文革最合适的时期就是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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