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友是一位很有个性的传奇将军，王必成也是一位很有个性的传奇将军。俗话说，针尖对麦芒。如果他们俩“撞”在一起，又会怎么样呢？
碰巧的是，老天爷偏偏把这对“冤家”撮在一块儿，并且两人渊源还挺深的呢。
许世友上将军（右）与王必成将军
他俩是正宗的黄麻乘马岗老乡，两家隔不了几里地。1927年两人一同参加农民自卫队，许世友是炮队队长，王必成是炮队队员；后来，两人又一起在红7军、红31军、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到川陕根据地，一直到长征、陕北都没分开过，大在一个军，小在一个师。在刀光剑影的战斗中，你护着我，我卫着你，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
在抗日战争时期，王必成在苏北，许世友在山东，两人虽然分开了，但相隔也不远，书讯常来常往的。不久都大河归海，汇入陈毅将军麾下，又走到一起。
解放战争时期，两人同在华东野战军，王必成任6纵司令员，许世友是9纵的司令员，两人都是三野很有名气的战将，或联手，或单独，打了不少大仗名仗。抗美援朝时，许世友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在“后方办粮草”，王必成入朝作战，任9兵团副司令员。许世友把胶东半岛产的好麦好面和军区自制的好枪好炮直往9兵团运，暗中帮了“乘马岗老乡”不少的忙。
1955年许世友调任南京军区司令员，不久，王必成从朝鲜回国，担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5年后，王必成调南京军区任副司令员，两位“乘马岗老乡”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关系更加亲密无间，许世友自种的地瓜、自制的腌菜、“自打”的野味，直往王家送。吃得王家几个孩子一见许世友来串门就说：
“伯伯又给我们送腌菜来啦！”
谁知一场史无前例的“文革”竟然使得两个亲如兄弟的人关系急转直下。
1966年“文革”爆发，许世友离开南京，一头钻进大别山。南京军区的工作主要由副司令员王必成、林维先和副政委鲍先志主持。造反派纷纷把矛头指向南京军区和许世友，多次冲击南京军区领导机关。王必成等人接见造反派，有时话说得并不错，却被造反派改头换面，添枝加叶；有时面对火热的形势，也难免说几句错话。谁知在大别山的许世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什么消息都能听到，结果对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的一些讲话、表态不满，并且断定：“王、林、鲍是军内的造反派！”
当许世友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重新回到南京后，他立即拿王、林、鲍开刀。任凭别人怎么劝解，也没有用。无奈之下，王、林、鲍只得一走了之，三人先后调离南京军区。许王的“蜜月”不仅结束，而且两人因为误解而“结怨颇深”，几乎断绝了交往。
时光飞逝。十多年过去了。
1979年初，中国最高当局正在紧张地部署西南边界自卫反击作战。王必成作为云南战区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抱病到前沿察看地形，研究部署各项方案。临战之际，一切均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突然，昆明军区司令员换人。王必成调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调任昆明军区司令员。考虑到杨得志将军曾在越南抗美战争中担任过越南军事顾问，对越南地理和军队情况比较熟悉，邓小平火线换将，王必成坚决服从命令，王必成将军忍悲含愤，慨然离滇赴鄂。临行前，将军将一子一女送往前线参战。一日，将军夫人陈瑛告诉将军：我们的媳妇也想上前线去。将军连声说：好、好。陈瑛又悄声说：媳妇已怀孕两个多月了，怎么办？将军斩钉截铁地说：让她去！我不能参战，但我们家有三个半人参战，此愿可遂，此志可明了。陈瑛凝视将军，不禁热泪盈眶而出。交接后立即离开昆明军区，以免影响后任的工作。
此时离正式发起自卫反击作战的2月17日，仅仅相差9天。王必成作为一名戎马生涯数十年的著名战将，面临国内外数十亿人所注目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却被换出场外，失去了自己一生中指挥最后一次重大战役的机会。据知情人透露，这一调动有自卫反击战的另一主要指挥者许世友参战的因素。因此王必成不仅感到恼怒，而且感到了羞辱。
就这样，两人谁也不能谅解谁了。
1984年1月，中顾委华东组第一次集会在南京举行，主要是学习、贯彻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在会上，许世友发言。讲着讲着，突然话锋一转，把矛头直指王必成：
“谁说没有造反派？王、林、鲍就是造反派！”
一言既出，满座皆惊。王必成作为中顾委委员，也是这次集会的与会者之一，正坐在会场上。许世友却不管这些，照样讲他的。“乘马岗老乡”会当面说他是“造反派”！王必成没一点儿思想准备，要起身反驳几句，一时间竟不知从哪里讲起。
休会后，他越想越恼火，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找来几个在“文革”中被许世友整过的老同志，一起商量，准备在华东组杭州会议上向许世友“摊牌”，把他在“文革”中的种种错误彻底揭开来。事情传到了许世友的老部下、王必成等人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友聂凤智耳朵里，他赶紧站出来阻拦。他先做通王必成等几个人的工作，劝说他们正确对待“老司令”，王必成等倒也同意了。接着，他又去劝说许世友：
“老司令，以后不要再讲王必成他们是造反派，这样讲不好。”
谁知他一开口，就被“老司令”顶了回来：
“怎么不让讲？他们是造反派，还不能讲？”
眼看正面劝解无效，聂凤智望着“老司令”固执的面孔，换了一种说法：“我们南京军区党委已经作过决定，为王、林、鲍所谓‘文革’中的问题平了反。你再说王、林、鲍是造反派，不就是责怪我们军区党委了吗？”
聂凤智绕了一个大圈子，把许世友“兜”住了。他没有说对，也没有说不对，一声不响。
5月份，中顾委华东组在杭州举行第二次集会。王必成以主动的姿态，在会上发了个言，就“文革”中的一些问题，作了解释和说明，也谈了应记取的教训。
1984年6月7日，中顾委华东组在杭州举行第二次会议。王必成在会上发言，就南京军区“文革”中的几件事作了说明：“许世友同志……革命几十年我们都在一块。
你在北京开会，每次总是我去看你。我从来没有反你，也没有在背后说过你一句不是的话，这都是可查的，你可以了解嘛！老战友了，过去的我不计较，过去了的就让它过去，我们都要向前看“。
“你说我们三人要夺你的权，我想到你（印象）比较深的大约是三件事：第一，你从外地打来电话，叫调兵进驻司令部大院和指挥所，如果造反派冲就开枪。在家的常委，我都征求过意见，都不同意。当时毛主席、周总理指示，不准开枪。你还是坚持要调部队，我只好打电话请示总参王新亭副总参谋长和当时的林办，秘书传达：不准调部队，更不准开枪。并将这个指示立即批转全军执行。现在看，没有调部队开枪，是对的……当初不听你的话是对的。希望你自己对这一段好好回忆一下，以便总结经验，接受教训。”“第二，我的印象就是军区的平反五条。司令部先搞了个平反五条，我并不知道。1967年10月间的晚上，军区造反派在AB大楼西头斗了我一晚上……斗争我的焦点：军区下放的三团两队和机关的一部分。这些人大部分回来了，要我承认下放他们是错误的。我说：下放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是军区决定的，我个人无权收回。在今天看来，下放是错误的，他们回来是对的。快要天亮了，他们把司令部搞的那个五条拿来，我同意修改发到军区党委委员。这个责任在我。”
“第三，军区党委向中央写的那个检查报告。这次会议是由杜平同志主持的。……××、××等人参加了会议，他们在发言中都说军区镇压了群众，积极主张在报告中写上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并要点你的名。当时常委一致不同意……如果有错误的话，军区党委集体承担，并没有点你的名。××、××到北京向你汇报，把这个报告完全黑白颠倒。结果你听了一面之词。”
“我们都是70多岁的人了，年岁不多了，快要到马克思那里去报到了。我们老同志要多栽花，少栽刺，要多交朋友，利于团结的话就说，有利于团结的事就做，反之就不说，更不能做。”
“我今天提的几点意见供参考。我不强加于你，你可以保留，还可以反驳嘛！”
“1971年毛主席在南昌时，对你讲过，不知你是否还记得：‘许世友同志，你要打倒的三个人是好人，你要高抬贵手啊！’”
他发言后，许世友问道：“还有没有意见？”并表示：“谈得很好！”
随后，许世友和王必成两人走到一起，紧紧握手。
风波平息。自此，许世友再不提这件事。两个“乘马岗老乡”和好如初。一段历史公案也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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