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网络疯传，一部记录雷锋一生经历的记传式电影《青春雷锋》在首映时遭遇零票房的尴尬。据悉，该片实由中共宣传系统统筹拍摄和放映，目的在于借此加强中国民间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升民众道德水平。中共官媒亦不遗余力地在重要位置持续宣传雷锋精神。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等中共新领导集体依然在延续中共传统的思想指导和道德教化的宣传手段。然而在中国普通民众智识日益提高，自主性和权利意识日益增强的今天，这种思想教化式宣传已经不合时宜，也必然会遭到人们的抵制。中共亟需抛弃这种道德宣传教化的生硬手段，而是主动向社会放权，将道德建设的任务交给社会，并受此约束。虽然这对中共来说是一种考验，但却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共宣传雷锋精神遭抵制
2013年是毛泽东向雷锋题词“向雷锋同声学习”50周年。3月5日是官方规定的每年学习雷锋日。当日，以拍摄红色电影为主要特色的潇湘电影集团有限公司拍摄的一部《青春雷锋》在南京上映。有媒体报道，该影片在首映时遭遇“零票房”的尴尬，即无一人购票观看，引发网络舆论轰鸣。网友的评论以讽刺调侃居多，冷静分析者少。不久，影片出品方潇湘电影集团回应称，新闻报道不实，首映当天仍有90人参看。而且，全国各地已组织超过200场团体包场。也就是说，各种官方或民间单位和组织还将有计划地组织大量人员组团前往观看。
雷锋自1963年起便被中共官方定位为共产主义战士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数十年来，中共宣传部门一直开足火力号召全社会学习其为人民服务、助人为乐、忠党爱国的精神，即“雷锋精神”。据悉，该片的出品方潇湘电影集团就是一家官方背景浓厚的电影制片厂。该厂经由中国广电总局和湖南省政府批准成立，经常拍摄一些红色题材的电影，如《毛泽东和他的儿子》、《毛泽东在一九二五》、《毛泽东去安源》、《湘西剿匪记》等。而《青春雷锋》是由湖南省政协主席、省文联主席谭仲池与长沙市作协副主席彭海燕联合编剧。另据媒体揭露，担负中国大陆电影审查、上映、宣传等各种职责的广电总局在《青春雷锋》首映前一天曾向各级单位下发通知，指导《青春雷锋》、《雷锋在1959》、《雷锋的微笑》三雷锋题材电影同时在学习雷锋日即3月5日首映时，“要充分利用影院大厅、电子屏幕、宣传橱窗做好影片的阵地宣传工作，保证足够时间和场次排映影片”。
中共官媒同样也为宣传雷锋精神出了力气。新华网在重要位置发文《雷锋热持续升温》，而且在版块《文明之窗》连发三篇雷锋相关文章。《人民网》则是在要闻区专门开辟版块，名其为“雷锋精神在今天”，并且安插7篇相关文章，如《网络，雷锋热持续升温》、《百姓热议心目中的“雷锋style”》等。
不过，雷锋在当代中国社会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质疑和争议。质疑的焦点集中在“雷锋精神”的真实性，以及中共是否将雷锋作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执政合法性，进行思想道德教化的工具。有观点表示，既然雷锋说“做好事，不留名”，但是为什么会有大量相关照片流传出来？
观察人士指出，中共赋予其笔杆子宣传部门的主要职能就是负责对中共本身和社会民众的思想引导和管控。被具体化后的所谓八项重要职责里就有“从宏观上指导精神文化产品的创作和生产”，以及“规划和部署全局性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等。
在此基础上，中共宣传部门担负起了对社会民众进行思想指导和道德教化的任务。而此番集中组织安排雷锋题材电影的上映，并以官媒集中报道雷锋精神相关内容的新闻均表明，中共宣传部门仍然延续了这一传统。中共将道德教化明确化和具体化，是在文革以后逐渐展开的。道德教化由对党到对民
有观点指出，在中国的历史上，少有政府直接对民众进行道德宣传和教育。在中共执政中国前三十年由于发动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并且大搞阶级斗争，在社会管理方面多是采用一刀切、强硬和粗放的管理方式。甚至也可以认为在三十年中国历史中只有政府和政府控制下的民众，没有社会，自然也就谈不上社会管理。中共在发动文革后认识到自身的错误，逐渐将中国引向正常的发展道路。中国社会得以缓慢成长，相关的社会管理政策也应时产生、发展和完善。在这一过程中，在中国政治中长期担任重要角色的中共笔杆子宣传部门在文革后得以重建，而且其功用被中共逐步强化。
在1979年文革后的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叶剑英在讲话首先提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之后的各种重要政治活动中，中共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予以越来越重要的定义和部署。邓小平曾表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四项必要保证”之一，是中共党的奋斗的目标之一。在中共的认识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仅是社会建设的目标，更重要的是保持中共纯洁性和执政合法性的重要要求和保障。这也为中共宣传部门的功能作用的强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邓小平、陈云等中共高层扶立的接班人江泽民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概念，并将其与依法治国相并列。江泽民表示，“法律与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在2001年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他明确提出要“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江泽民的继任者胡锦涛没有提出更为宏大的治国思想，但是也提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八荣八耻”以与“以德治国”相契合。胡锦涛强调，要引导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这一体现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荣辱观。该荣辱观还被编为拍手歌、儿歌和其他歌曲等形式，要求广大青少年学习歌唱。
分析人士指出，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到以德治国，再到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了中共政策的延续性。另一方面，这一思想指导和道德教化的侧重点却从中共本身转移到社会民众，由先前对中共党员的指导和教育变为对社会大众的思想管控和宣传教化。而且中共宣传部门把自身拔高到道德至高点，定位为社会道德的评判者和捍卫者，其方式手段越来越直接、强硬、生涩和露骨。例如八荣作耻直接将道德简单化和具体化，并向青少年灌输。虽然其主要内容和宣称的目的均体现了良好意愿，但是其对于广大青少年独立健全的道德认知却更可能产生负面作用。而此次投资组织拍摄雷锋题材电影也表明其价值观灌输手段的生硬和不当。遭到民众抵制和调侃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雷锋电影事件也体现了中共新一代领导集体仍然在延续中共宣传教化的传统思路。江泽民的以德治国被写入中共十六大报告，十七大报告中也多次强调社会主义荣辱观，习近平在十八大报告中重申了以德治国和社会主义荣辱观，表示要大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等。
显然，中共宣传部门的对社会民众的思想教育指导和道德教化将继续成为中共管理中国社会和人民群众的重要方式。
道德建设需向社会放权
与中共宣传系统对社会民众日益突出的道德教化功用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中共自身内部部分官员的道德水平却急剧下降，几乎已致崩溃的边缘。有观点指出，中共领导人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及以德治国的背景便是中国全民逐利、中共官员集体腐化、社会道德堕落的现实。随着文革的结束，中共将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政府和权力主导的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在取得大量物质利益的同时，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跟不上，政治、社会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严重滞后。而且由于政府权力不断膨胀，一个健全的社会始终难以形成。这是中国道德水平下滑的大背景。
中共在突出经济为中心的片面化发展战略时，长期忽视党建工作，使得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和监督。中共官员权力与经济和社会深度结合过程中，很难抵制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往往通过不正当手段从中受益，致使其集体利益不断膨胀，成为利益集团盘据在中国社会上层，脱离社会、脱离民众、脱离法律、脱离舆论，随之不可避免地也会脱离道德。
分析人士指出，中共官场层出不穷而且愈加严重的的盗国、欺民、腐败、情妇等事件，都不仅是党纪和法律问题，也是一定意义上的道德问题。这些官员往往满口仁义礼智信，自诩为道德和正义的化身，一旦东窗事发则迅速身败名裂，各种不合理、不合法、不符合社会正义的龌龊勾当大白于天下，引发民众的指责和愤怒。事件多了、严重了自然会加深中国社会官民矛盾，并危及中共的执政合法性。
胡锦涛曾在2011年中共建党90周年大会上提出了中共面临的“四大危险”，其中第一项就是“精神懈怠的危险”。有观点指出，习近平上任以来首抓党建以及重提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道路和以德治国，加强中共执政能力、先进性、纯洁性建设，重申理想信念等问题，也是针对当前中共体制内官员日益严重的思想和组织问题而提出的。
也有分析认为，中共强化对党组织的思想和道德建设无可非议，但是对普通社会民众再次使用传统以德治国的僵化、生硬的宣传教育和思想道德教化则已经不太合适。道德是一种非常模糊、广泛和概念化的观念标准。道德同法律一样对全社会包括执政党和政府均具有约束力。中共提出“依法治国”即是依照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并在其约束和框架内，受其制约。但是“以德治国”则是指以道德为手段来治理国家。其话外之音便是道德仅是执政党中共使用的治国手段，对中共本身没有约束力。显然，“依”与“以”虽仅一字之别，但是其指导性和操作性意义则差别极大。
此类分析同时认为，如果中共仍然倾向于靠道德搞党建、治国家，或许可以将口号改为“依德治国”或“治国遵德”。但是这种作法的实际效果不会很大，而且会在一定程度上消弱法律制度的作用。社会道德的建设和公民个人道德水平的提高依赖于社会本身。而政府也只是社会的一员，在参与建设社会道德的同时也应受到其约束。
实际上，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程度愈益加深，中国人民群众的智识不断提高，其独立性、自我判断能力、权利意识，以及自由和平等思想都逐渐增强。与此同时，植根于社会群体之中的个人道德感和道德判断也会慢慢产生和成型。中共和政府没有必要参与这一进程，也不会产生很好的效果。中共制作的雷锋电影遇冷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在数年前曾出现的“小政府，大社会”的舆论，以及近期被热议的“放权”论，都代表了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应有之义和必行之路，中国社会和官民的道德建设也能由此顺利进行。然而这对于中国及其执政党中共来说都是极大的考验。暂时握有这一“道路通行证”中共需要正视社会现实，顺应这一历史趋势，做出及时应变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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