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种税中只有3种是人大立法
微评:税务部门无权定个税起征点
民建副主席：暂停一切政府收费授权
全国人大山东代表团代表赵冬苓称征税权力本属全国人大，但从1985年开始全国人大大部分授权给了国务院。他呼吁征税权应收归全国人大，目前已经征集到15位全国人大代表签名。针对“二手房交易差额征20%个税”，赵冬苓表示，20%售房税不能随便征。
有代表来找赵冬苓（站立者）为议案签名。
20%的二手房交易税怎能说征就征？山东团人大代表联名建议----
征税权应收归全国人大
针对“二手房交易差额征20%个税”，全国人大代表、著名编剧赵冬苓在小组发言表示，征税权力本属全国人大，但从1985年开始全国人大大部分授权给了国务院，至今已近30年，“作为最高立法机关，征税权力不能继续旁落。”截至3月7日下午6点，赵冬苓已征集到15位住鲁全国人大代表签名。本版文/图 特派记者 陈川 梁庚 孙晓伟 陈学超
征税权旁落近30年3月6日，在山东团第6组的分组讨论中，赵冬苓将话筒抢了过来，“大家谈的都是经济问题，我想谈一点社会问题。”
最近，国务院出台了新国五条，其中将对二手房交易差额征20%个税。这导致许多城市都出现了二手房交易爆棚，有的甚至引发了夫妻离婚。“咨询律师后，我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征税权本不是全国人大的吗？”赵冬苓通过了解发现，目前的18种税，实际上只有3种税是全国人大立法征收，其它15种税都是国务院通过暂行条例、通过试点推出的，“很多税，通过暂行条例，没有经过听证，就这样一个通知就发出去了。”几位法律界朋友告诉她，1984年，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拟定有关税收条例，以草案形式发布试行；1985年又通过了一个暂行规定，授权进一步扩大。
赵冬苓认为，我国财政收入已达到10万亿元的规模，税收关系到每一个公民，每一个家庭，全国人大征税权旁落已将近30年了，是时候收回了。“且不论二手房交易税应该收多少，我觉得这都是个案问题，立法权的问题才是正本溯源的问题。”
已征集15名代表签名
3月7日下午是第6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审查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的时间，记者按时来到会场后发现赵冬苓迟到了。一直到小组发言进行过半时，她才从外面风尘仆仆地赶过来。记者注意到她手里多了一沓纸。
就在其他代表发言的同时，她拿着那沓纸在会场分发起来。
终于等到会议结束，记者跟随赵冬苓来到驻地房间，她拿出那张“联名提出议案的代表签名附页”，笑的像个孩子，“签了14个了，刚刚还有个代表说要来我的房间签。”这份“关于终止授权国务院制定税收暂行规定或条例的议案”，受到的支持程度显然超出了她的预想。“我找的每一位代表，都没有拒绝我的。”赵冬苓说。
据说法工委也在考虑修改
赵冬苓告诉记者，从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开始，她就开始思考应该提交一个什么样的建议？维护编剧权益，还是学习雷锋精神？在进京之前，记者也专程采访过她，当时她手里的确还没有成熟的建议。“直到房产交易税从严征收这个事出来后。”她发现了全国人大征收权旁落这一情况，征税权应当收归全国人大，“关系到千家万户的事，你连个听证会也没有，就一个通知。”
就在东奔西跑找代表联名签字时，她又发现了新问题，“今天，我看到住建部又出来解释，又把话往回收了收，有些人可以不收税。我觉得一个税啊，是个很严肃的问题，怎能说收就收，说不收就不收呢？”
赵冬苓介绍，她听说，全国法工委也在考虑这件事，“一个月前，已经开过座谈会了。”她认为，对一个立法机关来说，税收是它主要的权力，旁落政府不合适，也不好交代。“我不去讨论你这一个税，高还是低，而是立法权的归属问题。”
声音 全国人大代表杨伟程：税务机关应学会尊重纳税人
商报北京消息 昨日，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主任杨伟程也在赵冬苓这份“关于终止授权国务院制定税收暂行规定或条例的议案”上签了名。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税务机关等征税机构应当加强与人民群众的沟通，让大家觉得这个税应该征，征得有道理，要学会尊重纳税人。
杨伟程介绍，目前全国人大除保留几个重要税种的征税权外，其他的授权给了税务机关掌握。对赵冬苓发起的建议，他认为出发点是好的，代表了很多人的心愿，“税务机关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我感觉的确应该加强税收的立项、监督和听证。”赵冬苓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关心国家的税收政策，事情本身就是进步。
杨伟程表示，要改变目前征税权的问题，还需要一个过程。他建议税务机关应该借此机会改进与人大代表、与人民群众的沟通，让税收政策更加阳光、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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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微评：税务部门没权力拍板决定个税起征点
【新华微评】甘连舫委员在政协分组会上呼吁再提高个税起征点，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宋兰回应称没可能。根据宪法，全国人大具有制定修改法律的职权。个人所得税法中个税起征点调整最终应由全国人大决定，税务部门无权拍板钉钉。此外个税调整牵动亿万人心，望部门能认真调研勿以简单回应了事。记者王宇
民建副主席建议暂停一切政府收费项目授权
中新网北京3月7日电 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7日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周汉民委员关于把收费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发言，赢得掌声阵阵。
目前，全中国有多少收费项目？收费总额是多少？收费主体是谁？收费用途是什么？对于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周汉民提出“四连问”。
周汉民引述，有人说，全国一年仅公路罚款就达3000亿元人民币，很大一部分是不合理收费，有的车辆的公路罚款和其他开支之比可以达到1比1。有企业说，小企业的营业税是3%―5%，而小微文化企业缴纳文化基金一项收费就是3%。至于像房地产这样的行业，收费项目更是多达数十项。
国家一直在整顿乱收费，但乱收费现象并未根本改观。周汉民认为，究其原因，根源在于有授权、无监督。
具体表现在：
----收费欲望被放纵。理论上，行政收费设定权应在人大，但中国常常采用“授权”形式赋予行政收费权，这种授权一旦作出，由于缺失后续监督，纠错乃至取消授权极为少见。各级各类管理部门在“不收白不收”的心态下挖空心思编织收费理由进行收费。
----收费范围被不恰当放宽。当行政部门提出收费项目时，经常出现多列收费范围对象的做法，或者以大概念来模糊收费范围边界。如文化事业费收取，本来应该针对的仅仅是有暴利倾向的娱乐业等行业，而在设定范围时则把和文化事业相关的产业行业几乎“一网打尽”。
----收费时间被延长。目前的许多收费项目有始无终，即使是有明确期限的，也形同虚设。如一些高速公路、桥梁设施，在超过收费期限后，依然收费不止。更有一些地方政府在路桥收费期限临近时，无视群众期盼，采取出售转包的办法，一次性收取巨额转包资金后，让接盘者继续收费。
----收费用途被改变。为获得授权，行政部门经常把收费使用的方向和用途说得非常必要，而一旦获准，所收费用的方向和用途就发生变化。如，以发展某项事业为由申请的基金，获批后，挪用为内部发奖金。
----收费监督被漠视。行政收费的申请一旦被批准，收费的使用就成了行政部门的内部事务，目前最流行的是“收支两条线”，最多给公众一个空泛笼统的交代。
----收费权限被外包。作为收费直接主体的一线公务人员缺乏服务意识和公民意识。更有公务人员连收费事权也外包，如警察把违章罚款权授予城管，让本无权限的外聘人员到处贴罚款单。
周汉民提出，就短期而言，迫切需要对乱收费严格限制。他建议：
限量。在当前相关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暂停一切收费项目授权。重点清理大范围、大数额收费项目，确保收费总量大幅减少。
限责。把行政收费总量占比纳入常规统计公布的信息范围，在收费授权时同时规定收费必须履行的责任，对不愿公开收费目的、用途的申请不予授权。
限权。所有收费项目的主体不得变更、转移。严禁收费权限外包。
限用。对收费超范围、超规定，使用中存在私分挪用的部门，设定一定期限内不得申请增加收费的规定，以此作为对行政行为不诚信的惩戒。
限时。所有收费授权，必须有严格时间限制，对超时收费的必须实行追诉追究制度。
就中长期而言，周汉民认为，要建立公开、公平、透明、完善的收费法规制度体系，《行政收费法》亟待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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