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六月十五日，纪晓岚出生于河间府献县崔尔庄。关于他的出生，长久以来就流传着种种神奇的传说。据朱为之写的墓志铭说，在他出生的前夕，“水中夜夜有光怪”，并有一道火光闪入其出生地对云楼，后遂被人们认为他是“灵物化身”。于是“昀”就被作为了他的名字。“昀”即日光的意思，晓岚是他的字。
这奇异的出生显然是后人编造的传说，但是，纪昀自幼就具有一种特异功能倒是事实。他本人69岁时在《阅微草堂笔记·槐西杂志》中自述：“余四五岁时，夜中能见物，与昼无异。七八岁后渐昏阍，十岁后遂全无睹。或半夜睡醒，偶然能见，片刻则如故。十六七岁以至今，则一两年或一见，如电光石火，弹指即过。盖嗜欲日增，则神明日减耳”。垂老之言，大概不会虚妄吧。
纪晓岚从小就有“神童”之称。关于他少年时非凡的才华，民间有很多故事流传。据说，纪晓岚一日在街上与同伴们玩球，正好太守经过，不巧球误扔进太守的官轿。别的孩子早四处逃散，他居然上前拦轿索球。太守见他憨态可掬，于是说：“我有一联，如果你能对上，就把球还你，否则就归我。”纪昀同意了。
太守出上联：“童子六七人，唯汝狡”。纪昀不加思索地答道：“太守二千石，独公……”最后一个字迟迟不说。太守问他“何以不说出末一字？”他回答说：“太守若将球还我，就是‘廉’字；若不还，便是‘贪’了。”太守不禁大笑，自然把球还他了。
纪晓岚晚年仍不失风趣。有一老太监在冬天看见纪晓岚穿着皮衣，手执一把扇子，感到十分好笑，遂云：“小翰林，穿冬装，执夏扇，一部春秋可读否？”
纪晓岚听老太监南方口音，对道：“老总管，生南方，来北地，那个东西还在吗？”
纪晓岚如此思维敏捷，天资固然重要，但是后天的学习更是纪晓岚成为“一代通儒”的基本要素。纪昀从小就深受父亲影响，也受到家人严格督促。当然，他自己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加上他自己的聪颖禀赋，其学问与日俱增。
纪昀为人宽厚，学识渊博，确实是乾嘉时期官方学术名副其实的领军人物。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在清高宗亲自主持下广泛展开。经刘统勋举荐，纪昀和陆锡熊出任总纂官。纪昀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对保存和整理我国古代文化遗产功不可没。
当然，以上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大家未必知道的则是纪晓岚在私生活方面有超乎寻常的“纵欲”能力。
二
纪晓岚的“纵欲”嗜好主要表现在“食”和“色”两个方面。就“食”的一面说，他的癖好是只吃猪肉，不吃米、面，而且食量奇佳，动辄每顿吃掉上十盘猪肉。
相对于“食”的一面，纪晓岚在“色”字上面的表现，更是强烈得令人瞠目，以至于让人联想到他是不是得了性欲亢进的疾病。
关于纪晓岚在这两个方面的特异表现，清人的一些笔记野史中多有记载，这里随手援引几条，以为证明：
1、 小横香室主人在《清朝野史大观》卷三中说:“公（指纪晓岚）平生不食谷面或偶尔食之，米则未曾上口也。饮时只猪肉十盘，熬茶一壶耳。”
2、 采蘅之的《虫鸣漫录》卷二说:“纪文达公自言乃野怪转身，以肉为饭，无粒米入口。日御数女，五鼓如朝一次，归寓一次，午间一次，薄暮一次，临卧一次，不可缺者。此外乘兴而幸者，亦往往而有。”
3、《啸亭杂录》卷十中也说:“（公）今年已八十，犹好色不衰，日食肉数十斤，终日不啖一谷，真奇人也。”4、孙静庵的《栖霞阁野乘》更是讲述了一个关于纪晓岚好色的精彩故事:“河间纪文达公，为一代巨儒。幼时能子夜中见物，盖其禀赋有独绝常人者。一日不御女，则肤欲裂，筋欲抽。尝以编辑《四库全书》，值宿内庭，数日未御女，两睛暴赤，颧红如火。纯庙偶见之，大惊，询问何疾，公以实对。上大笑，遂命宫女二名伴宿。编辑既竟，返宅休沐，上即以二宫女赐之。文达欣然，辄以此夸人，谓为‘奉旨纳妾’云。” 堂堂的一代文宗，竟然好色好到了近似于“色情狂”的病态程度，甚至在皇帝面前也不加掩饰，这一现象到底是精神现象，还是单纯的生理现象？似有进一步解剖的必要。 在这个问题上，以为前人的野史笔记都把它归之于单纯的生理现象，说他是“奇人”，具有这个方面的特异功能云云，这是被表面现象给蒙蔽了的“只见树木，不见泰山”的泛泛之谈。
笔者认为，作为一位才情冠绝一时的大知识分子，纪晓岚的“好肉”与“好色”，不能只简单地当成一种纯粹的个人生理现象，更多的应被理解为是一种精神现象，必须到纪晓岚的精神世界深处寻找原因，这才能切中肯綮，找到这种现象的最合理的解释。 而要揭开这个现象的谜底，我以为首要一点必须从纪晓岚在文化方面所取得几项成就的真实“含金量”说起。 如前所述，纪晓岚为世人瞩目的文化成绩则是奉旨领导编纂了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型图书----《四库全书》。关于《四库全书》，今人文怀沙老先生曾将其评价为是一部阉割中国古代文化的集大成之作（大意）。实际上，这也并非是很新鲜的思想。
清初的文字狱是相当严酷的，而这些文字狱中的相当一部分，恰恰就发生在乾隆皇帝授意纪晓岚编纂《四库全书》的同时。根据统计，整个乾隆年间一共兴起文字狱100多起，而在编纂《四库全书》期间，则发动了48起，几乎占到了总数的一半。
纪晓岚帮着乾隆“阉割”中国的古书，最清楚满族皇帝真正的心思。一方面眼见着许多著作因为有政治问题而被禁毁或者篡改；另一方面，耳闻目睹当代许多文人因言惹祸、或者丢掉官职、或者全家被株连的遭遇，他不能不对文字工作的危险性产生足够的恐惧。因此，智商甚高的纪晓岚也只能选择“鸵鸟政策”以自保，从此以后选择谨慎为文之一途，或者干脆就什么也不敢写了。
但纪晓岚毕竟不是平常的“池中之物”，他的绝世的聪明才智和旺盛的创造欲望被压抑后，必然会寻求一种新的发泄渠道，这就是心理学上讲的“易情效应”。纪晓岚和魏晋时期在司马氏强权统治下的许多被压抑了的先辈知识分子一样，在日常生活中寻到的一个发泄渠道就是:食和性。
而且，像纪晓岚一样被实施了“精神阉割”的文人，通常其肉体上的欲望往往是超乎常规的发达；而与之相反的是，那些像司马迁一样被“阉割了肉体”的知识分子，则刚好在精神上呈现旺盛的创造力量。
这两者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相辅相成的一对孪生兄弟，它们同时印证了这样一条生物学法则:身体的某一方面被压抑，在另一方面就会出奇地发达起来。
我们看到的纪晓岚正是这样的一个悲剧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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