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两会已经进入领导人选举高潮，2237名政协委员和2987名人大代表是如何选举中国领导人的？中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在《金融时报》中文网撰写的最后两篇两会日记透露了其中的秘密。
葛剑雄：电子选票尚不完善（3月11日）
会议已经到了尾声，今天下午要投票选举政协主席、秘书长等，这两天都在走程序。程序上都是先提名，然后主席团举行会议通过，交到小组讨论，主席团通过名单后，最后大家投票。首先政协要有程序的民主，然后再怎样把实质的民主不断改善和扩大，也要考虑清楚。这应该包括一些细节。
比如说选票上的细节。应该要选的人比较多，所以分成两张选票，一张是选政协主席，秘书长，一张是选常委，采取的办法是等额选举。选票上每个人名字下面，有赞成、反对和弃权三个选项，如果不反对不弃权，不需要在上面涂任何东西，就被认为是全部赞成，因为是电子选票。也就是说，选票发下来，你如果是全部赞成，就不要动笔，直接把这张选票投回票箱，就行使了全部赞成的权力。如果有反对、弃权，或者想另投其他人，那就要动笔了。这在程序上也不能说是错的，都是属于自己选择。但在行使权力的时候，就会产生具体的问题。比如人家都不动笔，我坐在那里拿一支笔涂写，就明显地向周围人显示，我是有反对或者弃权的，或者有另选的。当然，作为委员本人来说，这也堂堂正正，我在行使我的权力，但这会影响有些委员行使权力。比如他也会担心，这样做会不会让别人产生不好的印象。既然是无记名投票，就要保护投票人无记名的权利。现在虽然还是无记名的，这样的细节设置，还是不完善的。尽管这节约了时间，毕竟三百多个候选人，涂一涂也很费事，万一涂错了，还会影响真实意愿的表达。但是换一个角度讲，如果每个人名都涂上一遍，也会更加真实地表达选举人的意愿，我认为也是有好处的。还有一些地方选举听说更加离谱，如果选举人觉得这个地方不自由的，可以到另外的密闭的小房间去行使选举权。这更明显了，谁去小房间，就表明谁会投反对票或弃权票。这无形之中增加了投票人的压力。在中国的现状下，包括在全国政协委员和“人大”里面，惯性的思维还是拥护的是主流，有意见的还是少数。这特别会让那些刚刚担任委员的人产生顾虑。这些细节还是应该更加完善。主持人也说，希望下一届更加完善。那么我希望这个细节能改善一下。
现在两会提案的数量相当多，每次开会都有好几千件。根据提案审查委员会公布的情况来看，的确像我所讲的，有大量的问题本来就应该是政府做的，属于小的具体的建议。我倒觉得提案审查委员会今后应该加强审查，把一大批不涉及到政府大的方面的事情，降格为建议。这样可以使政府集中精力办好真正的提案。当然这些年已经把一些内容作为具体的建议来处理了。我有的虽然以提案的形式提出来，但也只能作为建议。如我提的“宪法修正案”的建议，我只是建议人大去实施，因为政协本身是没有这个权限的。我以提案的方式去提，如果被作为建议，我也没有意见，只要把我这个建议转到人大就可以了。有些提案可能涉及到中国执政党，也不应该提提案，应该提建议就可以了。这主要涉及到政协正常的功能怎么合理发挥的事，把不属于政协功能范畴的事放很多进去，那确确实实的主要功能反而会受到影响。毕竟，提案跟建议的处理方式是不同的。提案是规定一定要有答复的。具体的建议，就不一定有答复了。按道理，具体的建议，政府也会来和你沟通。但是实际上要么就是没有答复，要么就是“你的意见很好，但现在还做不到，我们正在研究”之类的答复。
但为什么提案审查委员会把提案的范围放得很宽呢？就是这样会上这些提案能得到答复。这也是为什么提案审查委员会把提案的范围放得很宽的原因，这样会让这些提案能得到答复。这个问题，不仅是我们政协有，其它部门也有类似的问题。中国的上访是世界奇观。那么多的上访，上访的内容，大多是政府的主管部门应该解决的，但解决不了，才让上访者想告到上面去。也有的是司法部门已经判决了的，上访者也要去上告。我不否认，上访者中，有少数人不正常，非常顽固地坚持自己的看法；但也有些领导越过了原来的政府，对待上访者，对上访者产生了意料之外的效果。有些领导为了表示重视，经常有些批示，批示的内容推翻了原来政府的做法，有的为了息事宁人，去满足上访者过分的要求，这样就产生了有大量上访者的效果。我们有些政协委员也能收到类似的要求。比如我的微博上，一直有这样一个人，要求我为他伸冤。我没法对他调查，政协委员不具备这个权力。另外，这个事已经有法院的判决了。这反映了一个问题，我们的各级政府、各级法院，他们正常的功能没有得到完全的发挥。他们缺少一种权威。比如说，一个事情如果政府已经解决好了，但访民再提出来，有什么办法让这件事情到此为止呢？又比如说法院，一件事已经终审了，终审后，应该坚持。但如果真的判错了，应该向最高法院提交，要求改判。有时则是判对了，但法院没有这个权威坚持下去，往往有一个领导的批示，或者因为这个事情影响太大了，而采取一种息事宁人的做法，缺少真正的权威。
昨天在讨论“两高”的报告时，我又重提了“聂树斌案”的问题。根据媒体的批露，已经很详细了，这是个错案，为什么这么多年，到现在还不纠正？这种案子不纠正，不仅是对法律的藐视，而且会引起更多的社会矛盾。我在会上第二次提这个事，是因为，在上一次政协会议期间，有朋友希望我秘密会见聂树斌的母亲，他们准备把她在“两会”期间秘密带到北京来，让我去会见，让媒体报道。我当时拒绝了，在今天的中国，这不是正常的途径，而且这反而会让事情复杂化。尽管我认为聂母是值得同情的，应该要帮她平反冤案，安慰她作为儿子被错杀的母亲，但不能这样秘密地做，而是应该堂堂正正地做。据说，这件冤案之所以不能被平反、改判，是因为当初判这个案子的法官已经被提升到最高法院去了，据说是最高法院的审判委员之类的，所以这个案子已经那么明确了，到现在还解决不了。我是觉得，这个案子，要是里面真的还有隐情，还没有调查清楚，媒体报道都是错的，那你可以通过内部给你们政协委员一个解释，或者法院公开出来辟谣，说某某报纸登的不是事实，或者说还在调查中，不能像现在这样，都八九年过去了，还没有改判。这其实就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如果我当初去见她，见了她以后又通过媒体报道，那么这在“两会”期间肯定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为什么访民千方百计地在“两会”期间到北京来，并留在北京，为什么马路上除了交警指挥交通外，到现在为止，每个公交车站在车队经过时，都有两三个警察面对着公交站，据我所知，就是为了防止“访民”冲出来，我坐在车队里时都是看到过的。我也赞成，访民不要在“两会”期间来干扰，让代表们商量些大事，但是应该找找这些上访的根源在哪里。根源就是长期以来，有些错案、冤案没有及时平反、改判。特别是这种具有全国、全世界影响的重大的案子，只有依法判案，才会让我们的法律有应有的权威。这样我们才能谅解工作人员在工作中的失误。中国的法律怎么样，不能光搞一些数据，而是需要这样的实例给大家最好的回答。
葛剑雄：政协投票目击记（3月12日）
昨天下午是政协选举。我已经讲过，电子选票的设置有不完善的地方，但我也低估了我们的委员表达自己民主权利的能力。
昨天在投票的时候，出现了大家意想不到的情况。会议主持人宣布开始写票的时候，大多数人已经写好了，因为发票的过程比较长。像我自己，选票发下来，我很快就写好了，而多数人是一个字都不要写的。但过了十分钟，主持人问，大家写好了没有？这时台下有一位委员举手说：还没有。当然大家就等。等了又有好几分钟，再问：写好了没有？结果举手说：还没有。这时候全场就点哗然了，大家都望向他。这时会场里居然响起了一片掌声。第三次主持人问：有没有写好？这次他没有再举手，而是站起来，拿出照相机，把自己的两张选票放在桌子上，拍下来。然后大家就投票、计票。计票时发现，包括俞正声在内，所有的人都有一票弃权票，有的人反对票是0票，但是也有一票弃权票。我们分析，至少有一个委员给所有人都投了弃权票。他得辛辛苦苦地涂掉三百多个名字，是要花很长时间。这个人很可能就是那位委员。因为不可能有第二个或第三个人正好这么巧地也涂了弃权票。我们分析那位委员这样做有两种可能。一，他用这种方式提出对选举办法的意见。据说他在小组里已经提了，他不赞成这种选举办法；他这种不赞成并不意味着他反对里面所有的人，他要的是一种程序民主，以便大家更好地行使真正的民主。他采取的办法就是把所有的人都投成弃权。第二，他还给选票拍了照。我的分析是，他要检验这套系统是不是真正公正。如果不照相，万一计票的时候，没有人有弃权票，他就说不清楚了。我想他的两个目的都达到了。这也证明了，尽管我们的程序有瑕疵，但结果还是公正的。既然这件事没有通知我们要保密，我想我可以讲。这也说明，政协有这个雅量，能够允许委员正常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表达自己的诉求。当然也有的人会觉得那位委员浪费了大家的时间，但我觉得这是民主应有的代价，是很正当的。我也承认，我低估了委员表达自己意见、行使自己民主权利的能力。
我不知道这次选票数境外有没有报道，但如果不是保密的，首先应该向我们公民宣布，而不是首先让外国人或港台居民知道。如果公开报道，也不是坏事。比如说，我们昨天所有人全部当选了，反对票最多的人加上弃权票，也不过5%左右。哪怕是很了不得的人，只有5%的人反对，已经很好了。如果大家的民主意识强了，都自由表达了真正的意见和观点，那5%反对就是太低了。这是很正常的事，为什么不能报道呢？另外，我倒觉得，反对票还不够。比如说我本人，反对票只有10票。两千多名政协委员当中，不赞成我的人只有十个。更多的人不投反对票，是因为不了解我。往往是有名望的人，反对票会更多，因为知道他的人多，对他就有判断，相反，那些大家都不认识的人，一般就没什么反对票。所以我觉得政协选举中出现反对票，是很正常的，而且现在的反对票也不够多。我相信，如果这两千多人都听过我说话，了解我的观点后，反对我的绝对不止十个。上海有个委员，这次作过大会发言，发言还迎来了热烈的掌声。结果他这次的反对票居然还增加了。有些人听了他的话，尽管跟着一起鼓掌，但心里是不以为然的，所以就行使了反对的权利。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特别是政协，所代表的各界阶层，都代表不同利益的诉求，怎么可能大家的意见会一致呢？从民主的角度来说，让大家更加自由地表达，有争议，其实会让委员更好地发挥作用。很高比例的赞成票，恰恰说明，大家相互之间不了解。这时的赞成票投的其实是信任票，相信经过这么多时间酝酿，主席团提出的名单总归是好的。
比如我吧，我不认识的通通都是投了赞成票。好像也找不出其他办法。这从深层次上讲，也是政协制度应该需要改革的问题。到底政协有多大的规模比较好，用什么样的方式活动？
这次会议的确是有新的会风。有些地方有实质性的变化。比如说在我们政协教育组里面，我们去列席“人大”，听“大部门体制”的改革，还有对“两高”的报告，绝没有听到任何歌功颂德的话，提的问题都是比较尖锐的。外界认为政协就是举举手、拍拍手，至少在我们教育组现在不是这样的情况。所以中国的国民实在是非常顾全大局，非常好。你只要有一点进步，他们就给予充分的肯定。而且大家都有一定的耐心，都很体谅党和国家在换届，并没有对中央领导和政府提出过分的要求，而有耐心等。但另一方面，我和几个朋友，其中包括专家、学者、原政府官员和与境外接触比较多的委员讨论，大家都有一个看法，时不我待。留给中国的时间是有限的，很多深层次的矛盾往往是一触即发。如果再不抓紧通过改革来化解中国的内外矛盾，必然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这次我提了个“逐渐解决异地高考、入学等问题的提案”，我在微博上也写了些意见。可以看出来，尽管这还不是在外界公开的讨论，但要化解矛盾的各方面是很不容易的。中国社会到了现在的阶段，利益的分化已经比较明显了，不再是毛泽东时代简单地化分为革命、反革命，剥削阶级、被剥削阶级，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那么明显的阵营了，那个时候，阶层不是主要的，而是强调阶级的和国家的利益。而今天，北京人和外地人之间的矛盾；北京人里的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矛盾；外来人口里面，海归、白领、打工的、流浪汉相互间利益也不一致，所以异地高考之所以矛盾那么突出，就是因为各种利益群体都要在这个制度里面表达自己利益的诉求，都要保证自己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地依靠以前的阶级斗争，或者依靠行政手段，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了。政府想承担起这种管理责任，也是不可能的。比如说，有些群体，只有他们内部协调好了之后，政府才能处理，否则政府把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来处理，而他们内部还没有协调好。所以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中国到了今天，我们怎么使各个利益群体都能够享有平等的地位，都有协商的地方，然后政府都能通过平衡、协调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诉求，来保持社会的和谐。在很多国家，这是通过政党的形式来实现的，所以他们有两党制或者多党制。中国执政党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大家，中国是不实行多党制的。但不实行多党制，不等于说就能消除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而这些群体的利益诉求都通过执政党来表达，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中国真正能够做到不需要多党制，就要考虑怎样使不同的群体能够有自己的代表，通过这些代表来协调，保证社会的稳定和进步。照理，政协是能够发挥这个作用的。我们讲协商民主嘛，通过谁来协商呢？通过自己的代表来协商嘛。如果人代会真正是从选区里选出来的，是代表选民的利益的，如果政协是来自各个不同的利益群体的代表的话，那么应该讲，人代会和政协的作用的确是可以举世无双的。这也许能够开创出一条有中国特点的协商民主的路来。但是如果认为这些都是表面文章，不考虑让他们代表真正不同的利益群体，这个难题是解决不了的。
今天上午是合影。每次换届的第一年就有合影，每五年一次。今天胡锦涛、习近平都来了。每次照相也有不同的意见。有些委员把这看得很重，千方百计站在头排，这样领导人走过来可以握手嘛。有些人就看得不太重，觉得无非是个仪式，甚至还有人抱怨，站那么长时间很累。这次比上次有次序，会场上分了组，一组组带过来。要求年轻、精力好的站到台阶的最高处。每次照相，也能看到人生百态。这次领导人走过来，大家自觉响起掌声，但很快也就停了。还有些委员问领导人：还认得我吗？领导说：怎么不认识？你是音乐家嘛。气氛还是比较轻松自然的，花的时间也比想象中少。
现在已经公布了，我要继续当一届常委。今天下午开第一次常委会，明天上午再开一次会我就回上海了。每年要开四次常委会，为了有利工作并且节省时间，其中有一次常委会是和大会一起开的，这样外地的委员就不用来两次了。从第二年开始，二月底开常委会，然后我们就不走了，接着开大会。有人问常委是干什么的？规定的工作，就是开常委会。有的还要参加一些调研等，但这不一定年年有，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到。
这是我个人的日记，有错误在所难免。谢谢大家的关心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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