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曾作为改革开放鼓吹手的前《人民日报》副总编周瑞金在2013年第1期《炎黄春秋》杂志撰文，谈了十八大后的亮点，并突出了习近平就任总书记后，中国已经进入“常人政治时代”的观点。
十八大最大的热点、亮点、关注点是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以总书记、军委主席胡锦涛裸退、习近平同志一步到位，全面执掌总书记与军委主席为特征的时代，我将其称之为开启了我国常人政治的时代。
党从八大到十八大，经历了伟人政治时代、强人政治时代、后强人政治时代到常人政治时代的转变过程。大体可以说，毛泽东主政的27年（1949－1976）是领袖终身制的伟人政治时代，邓小平主政的11年（1978－1989）是双峰制约的强人政治时代，江泽民主政的13年（1989－2002）和胡锦涛主政的10年（2002－2012），进入了老人制约的后强人政治时代。党的十八大开启了习近平主政的常人政治时代。
在伟人政治时代，搞一言堂，搞个人崇拜，搞阶级斗争为纲，党的一个个接班人被清除掉了。党的八大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被伟人一句话就改变了；八大确立的接班人刘少奇到九大就被打倒了。而九大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林彪，到十大就被打倒了。而十大确立的接班人王洪文，到十一大就被抓起来了。华国锋主席短期主政属后伟人政治时代，邓小平同志评价他没有提出自己的东西，基本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也搞一点个人崇拜，党的十一大会场挂双领袖像（十一大前党代会会场只挂毛主席像，十一大以后就都不挂领袖像了）。
到强人政治时代，党内有了一定制约，出现上世纪80年代逢单反自由化、逢双反“左”的现象。由此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政治局常委会很少开。有次陈云同志在赵紫阳面前抱怨为什么不开会时，赵说我只是大秘书长一个，你与小平同志什么时候定下开会就什么时候开。总书记变成大秘书长一个，这就是强人政治时代的特有现象。因此我们看到，在强人政治时代，党内斗争是一个个党的最高领导人被拉下来了。对这样一种现象，邓小平同志提出一个“领导核心”的说法，说毛主席是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他是第二代领导核心，而江泽民同志是第三代领导核心。那么，有没有第四代领导核心？他没有说，邓过世后，胡锦涛同志就不便再称自己是“领导核心”了。“领导核心”成为党的特定专用名词，这个说法没有形成党的专门决议，也没有写入党章。这样，就出现一个难题，难道说中共历史就只有三代领导核心吗？而领导核心，与党章规定的党的最高领导人总书记，究竟是什么关系？有什么不同的权力？这个问题，只有等待党的以后历史决议解释了。
进入后强人政治时代，党的主要领导人和接班人稳定下来了，不会走马灯一样变换了。胡锦涛同志作为党的接班人，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个能够顺利接班的。但后强人时代党的领导人，都受到政治老人的制约。有的制约是正确的，如20年前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有些制约不利于新领导集体的主动担当，如军委主席延期交班。这个时期党内斗争出现什么动向？转向了政治局成员：党的十五大前处理了政治局委员陈希同问题；党的十七大前处理了政治局委员陈良宇问题；党的十八大前处理了政治局委员薄熙来问题。而且，他们都是以刑事犯罪被处理的。
如此看来，党执政以来63年时间里，不论在什么时期，党内都充满着斗争。这种现象对执政党的科学化建设究竟有何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党对伟人政治时代的路线斗争历史经验，初步进行了总结（1981年通过了建国以来的历史决议），而对强人政治时代和后强人政治时代这种斗争现象，却没有作出过总结。而十八大前发生的震惊国内外的薄熙来事件，十八大上却没有一个代表发出声音，为什么会产生薄熙来案件？有什么值得吸取的主要经验教训？反映了执政党建设中什么样的制度性、体制性的问题？中央应当负什么样的责任？这些根本性问题，恰是党代表大会应当讨论、应当解决的问题，是不能回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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