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一名坚强的战士，抗战时期“七君子”危在旦夕之时，挺身而出拯救其于生死之间；她是一名忠贞的妻子，战火纷飞的岁月，不离不弃守候于丈夫孙中山身旁；她更是一个美丽的女子，路易-艾黎曾这样形容她，“铮铮鸣劲骨，落落绘灵姿”。
没有一个人第一次见到宋庆龄不震惊的，因为她实在太美了。
美到什么程度？美到令你一时说不出话，需要慢慢镇静下来的程度。
从一个从青年时代就在宋庆龄领导下工作的戏剧家的交流中我们品味到了她的美。
“请谈谈她给你的第一印象。”
他沉思默想了很久，突然静静地笑了，说：“哦，她真美……”
“比她的照片呢？”因为我觉得她的照片已经美极了。
“照片？那怎么能比，人比照片漂亮多了。”
“哦？漂亮多少？”
“漂亮一千倍，一万倍。”
这当然是艺术夸张了，但对别的人，他也这样夸张吗？要知道他是以美为职业的艺术家，对美是十分挑剔苛刻的。他又不说话了，我只好从头问起：
“你第一次见她，她多少岁了？”
“我想想，那时我刚二十多，她该已是四十多岁，不，不对，她是1893年生的，那时已经五十出头了。”
“还那么美？”
“美极了。”
“你说具体点嘛！”
“……一个朋友来通知我，夫人要接见我和另一位同志，我们去了。那是当年福利站一间办公室，又小又黑，里边有好几张桌子，我心里正奇怪：怎么，孙夫人，国母，就在这样的地方办公？她从桌子后边站起来和我们握手，说……好像是‘欢迎你们来一道工作’之类的话。”
他停住不说了，我只好催促：
“还说什么了？”
“好像没什么了，她一向说话很少的。”
“你说什么了？”
“我？好像什么也没说。天哪，这么漂亮，这么年轻，我完全呆住了。”
“她穿什么衣裳？”
“旗袍。”
“什么样的旗袍，什么颜色？”
他捧着头想了半天：“忘掉了，一点也记不得了。”
我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而他竟----我气得叫起来：
“亏你！还是个艺术家，还写剧本哪！”
“那有什么办法？我们俩，又不是我一个，都那么呆呆地看着她，完全傻掉了。”
没办法，我只好另辟途径，说：“你还记得古诗《陌上桑》吗？”
他摇摇头，还沉浸在回忆中。
我轻轻地给他念：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
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
罗敷喜蚕桑，采桑东南隅。
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
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头。
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
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
“对，对，就是这样，‘但坐观罗敷’。不过，我想，她比罗敷美。”“比你一生所见过的美人都美？”
“当然。”
“你这是完全入迷了。”
“对，入迷了。我想，只要是好人，就不可能不被这样的美所征服。”
“你给我形容形容。”
他又苦思了半天，说：“我形容不出。”
我真生气了，说：“你怎么啦！你剧本怎么写的？”
“我剧本上一个形容词没用。”
“剧本可以不用，报告文学可总得有些描写吧！你不是答应过要帮助我吗？”
“我是想帮助你，所以才不能随便讲呀！”
“那么----我来问，你回答。”
他点点头。
“纯净的美？”
“对。”
“圣洁的美？”
“对。”
“端庄的美？”
“嗯，不过……”
“典雅的美？”
“都对，都是，但又都不完全。那是那样一种深沉的、内在的，十分丰富，却又无比强烈，令人不可抗拒……让你几乎不敢形容。因为似乎不论怎么形容都会失之于肤浅……这是一种气质、一种风度……”
我打断他，说：“那么，我试着用自古以来各种形容美人气质、风度的词来问，好吗？”
他点点头。
“仪态万方？”我试探着说。
他的眉头皱了起来。
“雍容华贵？”
他叫了起来，好像牙疼一样：“我最讨厌雍容华贵这个词了，用这个词形容她，是对她的一种贬低，她是那样的纯朴……”
“难道她不高贵？”
“当然高贵。
但她决不是宋美龄那样的贵妇人。宋美龄我在重庆也见过的，那才真是‘雍容华贵’、‘仪态万方’哩！”他带着一种轻蔑的嘲讽说，“不，完全两样的。”“当然，她不是贵妇人。因为她不仅是真正的第一夫人，她本人还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
“可她又绝无通常所谓的政治家的派头，她是那样女性，那样柔美，那样书卷气……”
我徒劳地又举出不少书报、银幕上见过的一些美丽的女皇、政治家、艺术家、学者明星，甚至一些经典著作中的艺术典型……但他都一一否定，说“根本无法相比”。
我沮丧了。喃喃地说：“她自然不是太阳，也不是月亮。”
“月亮只有一点点像。”
“也不是高山……那么，她是大海。”
他的头抬了起来，说：“这个对的。”
我说：“那么，我有一个人可以与之相比了。”
他害怕地看着我，唯恐我说出什么不得体的话来似的。
“周恩来。”我说。
“总理是男人呀！”他说。
我说：“对！总理是男人，他的魅力是男性的。而她是女性的，但就其本质来说，他们的气质是相近的。因为他们的魅力都不是单一的，肤浅的，而是来自他们的整个生命、全部历史。无论从外形、内心、意志、信念、胸怀、文化素养及人格力量……记得吗？有个外国记者这样描述总理：周是这样地富有魅力，这样地有教养，以致任何一个文明人，在他的面前都会感到自己只是个野蛮人……”
“这倒有点对。”他想想又笑了，“比较接近。但她毕竟是个女人，让人在她面前总会产生一种愿意为她挺身而出，赴汤蹈火，虽肝脑涂地而不自惜的感情。”
“难道你在周总理面前没有这种感情吗？”
“有的。”他承认，“不过，好像总是总理在保护我们。”
“难道她不也是始终在保护你？”
“是的，实际上她也一直在保护着我们……对了，似乎对了。不过，她比较像‘文革’后期的总理。不，也不对，我最初见到她时，她也有点像年轻时候的周总理，温文尔雅、风度翩翩，又生气勃勃……让我再想想吧，你都把我搞糊涂了。”
他糊涂了，但我却越来越明白了。我怀着那样迫切、那样热烈的激情，重新扑向我收集的所有的素材、史料；那样细致地比较她每一个时期的每一张照片，越来越发现，在这点上她也和周恩来一样：年轻时很难说是特别美，而越上年纪越美。是那样一种成熟的、完善的、又独具性格魅力的美。
我越来越兴奋，一种在创作中不易出现的兴奋、喜悦和满足的感觉终于来临，她在我的心里完全活了起来。以致无论我在干什么，我的耳朵里尽是她的声音、话语，我的眼里全是她的影子、她的活动……
我完完全全地入迷了。一个星期之后，我又去找那位戏剧家，说：“谢谢你。现在再问一个最后的问题：她一直美到什么时候？”
“什么什么时候？她从没什么时候不美呀！”
“她六十岁的时候还美？”
“你说呢？”
我点点头：“七十岁呢？”
“还美。”
“八十岁呢？”我大声问。
“还美，还美。一直美到死。”
他也大声回答，笑了起来。我也笑着，我完全懂。因为她在我眼里也是这样。她死前不久接受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的那张照片，哪里像一个年近九旬即将弃世的老人？没有一点衰败垂危的影子，仍然那样充满了勃勃生机的美。
突然，这位戏剧家悲戚地摇了摇头：“说真的，我最后一次到她病榻前献花时，她已昏迷了。这时，只有这时，她才失去了她那保持终生的美。因为这时她的意志已不能控制她的躯体了。”
我更明白了。像任何一个伟大的人物一样，她的精神力量是她美的源泉。而当她弥留之际，她已昏迷了，失去了意识，已无法自我控制，从实质上说，她已经死了。这个不再美的躯体已不属于她了。因此，我完全理解那位戏剧家的话。的的确确，她的躯体----
“一直美到死。”
那么，她的精神，她的精神呢？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