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之初，毛泽东提出中共要整风，希望各民主党派帮助。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纷纷发表意见。开始意见较缓和，大家都高兴，后来意见提得尖锐了，人们的心情也开始紧张。等到有人提出国家的领导要“轮流坐庄”时，毛泽东生气了，便发动全党实行反击，一下把55万人都打成了右派分子，并给他们以严厉的处罚。大多数是劳动改造，直到“文革”后才恢复名誉，有不少人从此耽误终身，甚至丢掉了性命。
作者简介：
李新(1918年~2004年)原名李忠慎。1918年9月15日出生于四川省荣昌县安富镇(现属重庆市)。1934年考入重庆川东师范学校，积极从事进步学生运动和救亡活动。1938年初，李新约集同志数人，毅然由万县步行去延安，入陕北公学。后历任晋冀鲁豫中央局青委书记、军调部北平执行部整军小组中校组员、华北大学正定分校主任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参与筹办中国人民大学,曾任校党委副书记。1960～1962年，他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秘书长、党组副书记。代史，1960年被授予教授职称。1962年在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研究员，先后担任该所现代史组和通史组组长。1976年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党委副书记、副所长、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任及现代史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并兼中共全国党史学会副会长、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长等职。从1980年起他还担任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7年的反右派，在我的一生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若没有吴老(玉章)的帮助和保护，我必定被打成了右派，那么后半生的我将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但在吴老的鼓励下，我也积极地参加了反右派的斗争，特别是参加了反对社会学领域中的“右派”。在把费孝通等著名社会学家打成右派的错误中，我也有一分责任。对此我在1979年当面向他承认了错误。所有这些，在我的脑际刻下了很深的痕迹，它不时会涌现出来，使我的心情无法平静。因此，我必须如实地把它写出来，让后人知道这一段痛史，以便根据真实情况来评判各人的是非功过。林则徐被贬到新疆后，曾哀叹：“白头到此同休戚，青史凭谁定是非”。我认为，只要能把历史的真实情况保留下来，青史的是非尽可由后人去评定，当事人又何必去管它呢。
1955年“胡风事件”中，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的谢韬被捕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谢韬和胡华是北京宣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著名人物。谢韬由于为胡风写给中共中央的“万言书”提过意见并参加了修改而被捕，他的被捕引起的震动不小。经过吴玉章的追查，罗瑞卿(公安部长)很快就说是抓错了。但又不能释放(因必须经过最高领导同意才行)，于是决定让他到被关押的战犯中去做工作。在清查“胡风分子”时，何干之也名列其中，就在要逮捕何干之那天晚上，恰好我因公去杭州赶回了学校。人民大学副校长邹鲁风把我找去征求意见，因为我坚决反对，公安部的同志才没有把何干之抓去。紧接着“胡风事件”之后，机关内部又展开“肃反”运动。我是人民大学肃反运动五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当要把一个1946年就已将历史问题交待清楚的教师定为历史反革命时，我提出了反对意见。大家也同意了我的意见，但后来又偷偷地仍把他定了历史反革命。我听说后很不满意，因此我对1955年的这些政治运动是心存不同意见的。
但1956年提出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又引起了我很大的幻想。因为从1956年起，我开始被高教部调去编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的教材，觉得在“百家争鸣”的方针下从事历史研究大有可为。同时，全国政协建立了社会主义学院，请吴玉章任院长，杨明轩、千家驹、聂真任副院长，要我去任教务长并讲授革命史。统战部在社会主义学院提出三不方针(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这样就使得社会主义学院的教学和讨论都非常活跃，全校充满了宽松气氛。
1956年中共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认为暴风疾雨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了，今后应该专注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从而使全国的政治气氛趋向缓和，人们对前途都充满希望。
1957年之初，毛泽东提出中共要整风，希望各民主党派帮助。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纷纷发表意见。开始意见较缓和，大家都高兴，后来意见提得尖锐了，人们的心情也开始紧张。等到有人提出国家的领导要“轮流坐庄”时，毛泽东生气了，便发动全党实行反击，一下把55万人都打成了右派分子，并给他们以严厉的处罚。大多数是劳动改造，直到“文革”后才恢复名誉，有不少人从此耽误终身，甚至丢掉了性命。
1957年反右派初期，我没有积极参加。因为1956年我被调去编写教材，连党的组织关系(临时的)都转到高教部去了。为了逃避承担一定的领导责任，我星期日都不回家，以免碰见人民大学的领导人(那时我和他们同住在东四六条38号)。我平时在近代史研究所编书组工作，假日则回西郊人民大学革命史教研室，与何干之为邻。我们两人对当时的形势都很关注。我最担心的是怕他要挨整，因为“胡风事件”牵连着他。我主张他要对反右派表现积极，但又不可多说话，而且说话要特别谨慎，以免被人抓住辫子。我们当时哪能想到，人民大学的领导竟要把右派帽子往我的头上戴呢？
当时，人民大学的反右派斗争，正搞得热火朝天。因为我事前知道党的策略，我想什么话都不说，等一阵热潮退去也就完了。谁知就在把吴景超、李景汉等人打成右派后不久，人民大学的领导人(党组书记)竟然想趁机通过北京市委把一顶右派帽子安在我的头上。现在想起来，也觉得实在可怕极了！
就在我从编书组回到西郊的一个晚上，党委办公室的一个好同志，匆匆忙忙地把刚出版的《党内参考资料》(北京市委的内部刊物)送给我，要我立刻打开来看。我打开一看，呀，不好！那上面在显着地方，登着一则人民大学反右派的报道：人大党委常委李新居然擅自召集校务委员会，让大右派分子吴景超、李景汉参加，引起广大群众不满，连党外教授赵锡禹等人都提出了批评意见。这个报道让读者看了，一定认为李新是吴景超、李景汉的后台，是隐藏在党内很深的右派分子。我看了这个报道，怒不可遏，来不及和何干之打招呼，就立刻赶回城里。回到家中，我连忙写了一封要求更正的信，准备送交《党内参考资料》编辑部，希望他们于下期登出来，以正视听。
在要发信的时候，一想这么大的事情，还是该先请教吴老才好。我于是拿着信和刊物，忙到吴老家去。吴老住在六条39号，就在我们38号的旁边。我见到吴老的时候，虽然很恭敬地喊了他一声，但余怒未息，心里还是气鼓鼓的，吴老一定看得出来。我把刊物翻到刊登报道的那一页，和我要求更正的信，都放到吴老的茶案上，希望吴老看一看，并指示我是否可立即发出或需要如何修改。吴老客气地笑了一笑，便用镇纸石把两样东西压住，然后对我说：“你先到书房休息一下，看看书吧。”吴老的书房，就在他办公室旁边，我平常见他的时候，常到里面去看书。但今天进到书房，什么书也看不下去。稍等一会儿，我又走出来，走到他坐的沙发旁边。还没等我开口再问，吴老就说：“别急嘛，先看看书，冷静冷静再说。”我这时的心情，也确实冷静下来了。我想吴老见我这么急，他却一点也不急，这其间必定有道理。我于是从报架上拿下一些外地报纸来看。我估计吴老已经看完了我的东西以后，才慢慢地回到客厅。这时，吴老手中拿着我的东西，见我走到他面前，便又把它们压在镇纸石下面。过了许久，吴老也不说话。我实在沉不住气了，便开口问道：“吴老，您看我的信可以发吗？”吴老沉吟了一会儿，才回答说：“他们就是要你跳嘛！”只说这么一句，就不再说了。坐了一阵，我只得回家。回到家中，我仔细揣摩吴老那句话，“他们就是要你跳嘛！”看来，这封信是发不得的。《党内参考资料》是市委的党刊，你若有不同意见，就可能说你反对市委。我于是感到去请教吴老，这一步是走得太对了。
当天晚上，吴老又派警卫员叫我去。他亲切地对我说：“反右派是毛主席决定的嘛，你怎能不参加呢？我已经跟胡锡奎校长说了，他会找你谈的。”
吴玉章简介：
吴玉章(1878-1966)，原名永珊，字树人，1878年12月30日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荣县双石桥蔡家堰。自小忠厚笃诚，坚韧沉毅，喜读史书，学识渊博，有“金玉文章”之誉。吴老历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讨袁战争、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而成为跨世纪的革命老人，与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一起被尊称为“延安五老”。吴玉章从参加同盟会到参加中国共产党，从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到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为社会进步、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党的事业奋斗一生。
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各种建设干部的需要，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成立中国人民大学，《人民日报》称中国人民大学为“新中国的第一个新型正规大学”。鉴于中国人民大学担负着极其重要的任务，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名，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德高望重的吴玉章为第一任校长。吴玉章同志领导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创建和发展工作，直至1966年12月12日去世。
吴玉章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达17年之久，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为中国人民大学确立了正确的办学指导思想和方针，奠定了优良的传统和独特的校风；使中国人民大学成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的一面旗帜。吴玉章还曾兼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会长，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工会主席等职，兢兢业业，贡献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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