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这次访俄将出席中共六大会址纪念馆启动仪式，带您回顾一下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
通过“红色丝绸之路”前往莫斯科
1928年5月，周恩来装扮成古董商人，在邓颖超的陪伴下，经大连、长春、吉林、哈尔滨前往莫斯科，参加将要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这是周恩来第一次去苏联。
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于1928年3月间召开“六大”。1928年1月，瞿秋白在政治局会议作报告，提出应在三四月间召开六大，地址暂时考虑在澳门，也有人主张在香港召开。这次会议要求中央在两周内起草下述文件的讨论大纲：C·Y·问题，由C·Y·中央起草；党务组织由罗亦农起草；工会问题由工委起草；土地问题和政策问题由瞿秋白起草；党纲草案由瞿秋白、罗亦农起草。又过了两个多月，共产国际关于召开中共“六大”的决定到达中国。4月2日，中央常委开会，传达了这项指示。共产国际要求瞿秋白、罗亦农、任弼时、周恩来、黄平立即去莫斯科；并要求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参加“六大”。这个决定说明，共产国际对中共“六大”的召开，给以很大的重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瞿秋白、周恩来出国负责筹备召开党的“六大”。留下李维汉、任弼时、邓小平等负责中央留守工作，领导国内斗争。
1928年5月，周恩来和邓颖超携带了一个小手提箱，由上海动身赶赴莫斯科。周恩来留起了长须、穿着长袍，打扮成一个古董商人模样。邓颖超则是一身家庭主妇打扮。尽管如此，他们还是遇到了险情。他们乘坐的轮船刚一停靠在大连码头，就遭到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几个人的盘问。敌人从身份开始，一直问到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等。周恩来都从容地一一作了回答。后来，敌人索性开门见山地质问他是不是周恩来。为了不露被绽，周恩来被迫把到苏联接头的证件毁掉了。当时周恩来编了个假名字，并说是去找他叔父的。眼见盘问不出什么来，又抓不住什么把柄，敌人只好放了周恩来。为了不使敌人怀疑，周恩来夫妇当天下午就离开大连，坐火车到长春，然后转往吉林市看望叔父。在吉林叔父家停留两天后又辗转到达哈尔滨，在火车站上等到握有与苏联具体联系证件的李立三，并与李立三等出席中共“六大”的同志一起乘火车到满洲里，转去莫斯科。
远赴莫斯科参加“六大”的代表都是中共的主要负责人，他们正是国民党重点通缉的对象。因此，代表们如何按期到达莫斯科就成了一个重要问题。为安全起见，代表们在出发前乔装打扮，假道东北分批启程，经过大连、哈尔滨到满洲里，然后越过国境线，再到莫斯科。由于这条路线恰好是共产主义思想传入中国的路线，因此也被称作“红色丝绸之路”。
出任大会秘书长
周恩来等人于1928年5月16日到达莫斯科，到达后并没有在莫斯科城里停留，而是乘坐马车，直奔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罗德镇附近的一座乡间别墅。
这是沙皇时代一个地主的庄园，叫银色别墅，因其白色的墙壁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而得名。别墅共三层，“六大”秘书处的办公室在一层。二层有可容七八十人的客厅，“六大”的全体会议就将在此厅举行。二楼其它房间住大会代表，瞿秋白、周恩来等都住在这里。三楼也住代表。
6月3日，周恩来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托，起草致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的申请报告，指出由于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猖狂，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野心毕露，加紧活动，请求给予中共相应的物资帮助，以便中共开展更为有力的全国斗争。6月6日，周恩来会见了苏联军委代表，讨论了中国共产党模仿苏联红军建立自己的红军武装的问题，涉及到如何建立、编制和政治教育工作等等，苏联军委提供了详细的设想。6月7日，周恩来、瞿秋白、苏兆征召集已到莫斯科的近六十名“六大”代表开谈话会，讨论了政治、组织、职工、农运等决议草案的起草问题和成立秘书处及各工作委员会的问题。确定6月12日前后成立大会秘书处和各个委员会并开始工作。6月9日，联共（布）总书记斯大林在莫斯科接见了出席中共“六大”的周恩来、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蔡和森、王若飞、项英、关向应、邓中夏、苏兆征、张国焘等。斯大林请中共领导人介绍中国革命斗争的形势和任务，并对中国革命问题发表了意见。斯大林看着周恩来，特别指出，创建红军是中国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的最重要成果。他同时强调指出，在任何时候，农民都不能领导工人阶级和中国革命，中国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来领导。这次会见，斯大林主要谈两个问题，一是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二是当前中国革命的形势，亦即“高潮”与“低潮”的问题。在座的李立三不同意斯大林说的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看法，问道：现在中国到处都有工人斗争和农民起义发生，这怎么是低潮呢？斯大林没有立即回答，而是取过一张纸，用红蓝铅笔在纸上画了几条波浪式的曲线，又在曲线最低处画了几朵浪花。斯大林把纸递给大家，说：“你们看，低潮时，也会溅起几朵浪花，切莫把这些浪花看成是高潮。”在中共党员心目中，斯大林是“最高权威”、“世界革命导师”，斯大林这个生动贴切的比喻，使多数与会者心悦诚服。
6月17日，周恩来、瞿秋白分别主持了下午和晚间举行的预备会，周恩来主持召开各省代表团书记联席会议。几次预备性会议通过了大会议程，大会主席团、秘书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组成和名单，并作出大会有关规定，强调大会应以能切实解决一切重要问题为原则，尤应减少各种琐碎问题的争辩。会议决定周恩来出任大会秘书长，一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王明、潘问友、沈泽民等作为“指定参加及旁听代表”参加大会秘书处。在红色教授学院学习的张闻天虽然对“六大”的召开事先一无所知，也被安排参加“六大”文件翻译工作。
差一点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兼常委会主席
18日下午，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开幕。出席会议的代表共有112人（包括工作人员），代表着全国4万多名党员。大会对在中国革命中死难的烈士表示哀悼，通过了大会主席团、秘书长、副秘书长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周恩来为主席团委员、大会秘书长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大会主席团由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蔡和森、邓中夏、向忠发等组成，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负责人布哈林也莅会指导，名列主席团。
同一天，大会主席团会议讨论了各种组织工作问题，包括成立代表大会各个工作委员会的问题。周恩来参加了政治、组织、土地问题、苏维埃、财政审查等七个委员，并担任了组织委员和军事委员会的召集人。
从6月19日起，大会开始正式议程。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致开幕词。当天，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作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报告，长达九个小时。报告中关于中国革命形势的看法，与斯大林的意见一致。按照会议日程，6月20日，瞿秋白作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之后，会议对这两个报告分组讨论。
周恩来在讨论中同意共产国际执委会对罗明纳兹关于中国革命是不断革命论的谴责。周恩来认为这种观点一方面很容易与托洛茨基的错误相混，另一方面也没具体说明中国目前革命阶段的性质。周恩来强调指出中国各地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社会阶层受各地条件影响参加革命积极性程度的不同，“以地方言，南部与中部、北部的不同；以阶级言，农民发展与城市沉闷不相配合”，指出农民和城市居民的革命行动有时不相配合。针对会上对高潮和高涨的争论，周恩来说：这样字义上的抽象分别，我想工农是不会明白的。其实高涨也罢，高潮也罢，我们虽然不能说目前革命是高潮，的确也说不到高涨，但我们相信革命是前进的，向高潮、高涨方面的前进，我们对于这一点是深信无疑的。周恩来认为在掀起革命浪潮时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千百万群众，准备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他认为必须立即着手促进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在目前就应开始武装割据局面的准备。
6月27日，周恩来作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报告回顾“五大”以来的政治环境和党的组织状况，指出：自从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至今，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害约31万至34万人，还有4600名共产党人被关进国民党监狱，许多革命者被国民党当局交给地主豪绅处置，工会、农会和其他群众团体遭受严重摧残。“中国的白色恐怖可以说是全世界历史上所绝无而仅有的残酷”，但革命并没有失败，共产党人在“英勇的长期的反抗中重新得到新的力量的结合”。中国革命并没有屈服于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英勇的反抗，并把力量重新集合起来。这一时期仍有数十万农民争取到革命方面来，在湖南、湖北和广东等省开展了游击战争。报告提出了今后党的组织任务：我们必须在组织上巩固自己的政治影响，建立和发展工农革命的组织，并发展党的组织，使党真能成为群众的战斗的革命党。要求地方党对建立红军和乡村苏维埃的工作予以极大的注意。
7月2日，周恩来在代表大会讨论李立三关于农民和土地问题的报告的会议上发言，强调指出，不能只以农民所拥有的土地数量来确定他们的成分，过去是这样做的，即把他们划分成自耕农，半佃农和佃农，因为有时半佃农和佃农有可能是富农、富裕农民，而自耕农有时并不富裕。
7月3日，周恩来向大会作军事报告。报告总结党自从事军事活动以来的经验教训，批评两种错误倾向：一是为了联合战线而仅帮助国民党巩固国民革命军，二是南昌起义失败后，“抹杀一切军事工作，反对一切军事准备，军事技术的训练，都目之为军事投机。”周恩来也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们的主要错误是我们不懂得我们在军队工作的基本任务，不懂得这一工作的目的。当时是统一战线时期，我们不懂得这个统一战线最主要的任务是争取革命的领导权，为了实现这一任务不能不去夺取军队，不去建立无产阶级的武装力量。
报告强调指出：“目前任务在夺取成千成万工农群众，在军事方面，开始军事组织、军事技术工作”，秘密组织工农武装，加强敌军工作，特别是士兵工作。
报告专门论述了建立红军的问题，指出红军的来源应包括游击队的扩大和军阀军队的倒戈，一定要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方能有巩固的红军组织。
陪同周恩来到莫斯科的邓颖超也参加了会议，她在会上听取了瞿秋白的开幕报告和周恩来的组织和军事报告，参加了分组讨论，还作了大会发言，积极支持和响应党中央争取群众，发动群众，武装斗争的决策。在严肃紧张的会议之余，邓颖超被大会主席团成员、秘书长周恩来点名上台来几段文艺表演，活跃会议气氛，“小超，你带个头！”邓颖超大大方方地上台，演唱了俄罗斯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和京剧《大登殿》、《武家坡》等，为大会助兴。
7月10日，周恩来出席大会主席团与各省代表团书记联席会议，报告各代表团对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的预选结果。随后大会选出中央委员二十三人，候补中央委员十三人。周恩来当选为中央委员。
7月11日，周恩来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会并致词，他说：这次大会是空前未有的。为求得革命的真理，得到了很多的批评。我们不要以为有了争论就是不好的，因为只有在批评讨论之下，才能得到正确的道路。我们有了正确的路线，还要把大会的精神带到工作中去！大会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在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大体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六大”把工作中心从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转到从事长期的艰苦的群众工作上来，确定以争取群众作为党的首要任务，把“左”倾作为主要危险来反对，这是党的工作的一次重要转变。
中共“六大”制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对后来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这次会议也存在着明显缺点，即对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对策，特别是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仍旧把城市工作放在全党工作的中心；对盲动主义的实质缺乏深入的认识，等等。这些缺点，妨碍了党内“左”倾错误的彻底纠正，并被后来具有“左”倾思想的人发展成为更加严重的“左”的错误。
7月19日，中共六届一中全会在莫斯科举行，选举中央政治局。这次选举一反常规，换届名单不是由上一届党中央讨论后提名，而是由米夫代表共产国际从衣袋中掏出一张名单。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等七人为政治局委员，李立三、关向应、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等七人为候补委员。在20日举行的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等五人当选为政治局常委，李立三、杨殷、徐锡根当选为候补常委。在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的选举中，周恩来得到了较多的提名，由于这次会议过分强调了工人成分，加上米夫极力吹捧向忠发，因此，最后米夫指定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李立三任组织部长、蔡和森任宣传部长、周恩来管军事兼中央秘书长、项英管工运，瞿秋白和张国焘留驻莫斯科。
做负气出走的叶挺的思想工作
“六大”结束后，周恩来并没有回国，而是留在莫斯科，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托，办理“六大”各项未了事宜，并向正在苏联院校学习的中共党员传达“六大”精神，同时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出席7月17日至9月1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
周恩来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和共产国际资格审议委员会，并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叶挺是参加广州起义的军事总指挥，李立三把广州起义说得一无是处，指责省委是军事投机，在关键时刻指挥不力，并对各起义领导人给予处分。叶挺受到的处分是留党察看六个月。
此后，叶挺从香港到日本，又接受党的指示于1928年6月间到达苏联。他在莫斯科写了一份关于广州起义的详细报告给党组织，却遭到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及王明的无理指责，斥骂他“政治动摇”、“消极怠工”，还不允许他申辩。
周恩来对叶挺一直是肯定的。1928年1月，李立三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指导广东省委召开全体会，检讨广州起义失败问题。会上他批评省委犯了军事投机的错误，在关键时刻动摇，对起义指挥不力等，并提出处分叶挺等许多起义领导人。那天，周恩来出席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表示，这次省委会议对广州暴动的认识太粗浅了，省委这种指导的影响是很坏的，对同志的严厉处罚是不对的。会后，根据会议的决定，于18日和25日连续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广东省委指示信，指出：中央坚决不同意省委全体会的根本精神和主要结论，这次省委会的根本错误在于将省委会讨论和注意的中心寄托在查办当事指导机关和负责同志的这一问题上去，太侧重主观上的责备而忘记客观的困难，表现一个极不正确的指导和估量。指出广州起义失败的更重要的原因是党的力量薄弱，它的历史意义在于：“南昌暴动是结束了国共合作的最后一幕，广州暴动则开创城市苏维埃政权在中国第一次实现！”
叶挺在莫斯科受到了冷遇，“六大”又没有时间讨论广州起义的事，大会秘书长周恩来要在会上做军事报告和组织报告，工作极为繁重，也没有时间与叶挺深谈。但周恩来还是耐心地对叶挺进行了劝说，充分肯定了广州起义的意义和起义领导人功不可没，并告诉他原来的处分已经取消。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叶挺说，“干革命不必自我”，对叶挺给予了宽解和慰藉。最后，叶挺离开莫斯科流亡到德国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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