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只要深刻而坚定地掌握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就不愧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就一定会领导中国人民走向民主、文明、富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仍然用苏式社会主义思维对待政治体制改革和解决经济体制中深层次的问题，就不能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
共识网登载了高寒“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瓶颈”一文，读后很有感触，提出的问题值得全党深思，更应该引起高级领导层的关注。文中的一些用词很尖锐，甚至有些尖刻、很刺耳，但却击中了当前问题的要害。常言道，良药苦口利于病，良言逆耳利于行。多听些逆耳之言，总比被人捧杀好。
一
中国共产党一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可是苏式社会主义的实践已经证明，列宁主义不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提高到了一个新阶段，恰恰相反，而是属于“左”倾冒险主义，因此才以苏东剧变、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而告终。考察人类社会这样一个巨大的变革，只能遵循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教导：“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列宁也说过同样的话，他在《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中写道：“如果一个人从他自觉运用的一定原理出发犯了错误，那末不找出他犯错误的理论根源，就无法完全弄清楚他的任何错误，包括政治错误。”因此，考察上世纪末发生的苏东剧变这样重大的社会变革，决不能听信苏式社会主义既得利益者们的胡言乱语，只能运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对其兴衰过程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这篇短文当然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现只就苏式共产党所信仰的列宁主义如何篡改阉割歪曲了马克思主义，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引上了邪路，做如下简略初步的探讨。
首先，列宁无视马恩关于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单独在某个国家内发生”的谆谆教导，提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并亲自领导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这场社会动荡如何评价，能否冠以“革命”的美名，留待以后再谈）。其根据是“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事实上，“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任何时代都存在的普遍现象，并不为近现代所独有，并且在马恩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就已经存在，因此恩格斯才在《共产主义原理》提出：“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并申述道：“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工业较发达，财富积累较多，以及生产力较高而定。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特别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速度。
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这是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指导下做出的科学分析。而列宁所在的俄罗斯，当时资本主义虽然有所发展，但远还没有达到德国的水平，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小农经济还象汪洋大海一样存在，根本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条件。所以在夺取政权后虽然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制手段消灭了私有制，把生产资料全部收归国有，但又不得不一再反复承认：“从物质、经济、生产意义上来讲，我们还没有走上社会主义的‘入口’”，”“‘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决不是表明承认现在的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制度。”（《论粮食税》）“在一个国家内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不可能的。”（《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不得不反思道：“我们原来打算（或许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地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十月革命四周年》）同时又为自己辩护，说什么那是所谓的“战时共产主义”造成的，一直到卧病在床时仍在强调：“俄国可能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固然并不越出世界发展的共同路线，但是使俄国革命显得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在转向东方国家时这些特殊性又会带有某些局部的新东西。”（《论我国革命》）
其次，对马克思在晚年发现的、向更高级经济社会过渡的“过渡点”和“过渡形式”----股份公司，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说那是培养“食利者”、“食利国”和“收买无产阶级上层”的温床（《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在经济几乎崩溃、水兵叛乱和遍及全国的农民暴动的压力下，不得不制定新经济政策，企图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把是否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提到“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试金石”（《国家与革命》）的高度，否认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把政治上的过渡同经济上的过渡分开，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只适用于“政治上的过渡”的科学论断。
再次，否认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根源深藏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恩格斯语），是马恩进行深入考察研究的结果。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做了唯心主义的解释，说什么“马克思的学说是人类在十九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的继承者”，把思想之“流”说成是思想之“源”；只字不提马克思最伟大的发现----“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
因此，列宁主义背离了甚至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他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仿照马恩对未来新社会的“设想”，“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企图建设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级的社会。可是由于背离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结果画虎不成反为狗也，实际建成的是“人间地狱”（普京语），把历史拉向了后退。
苏式社会主义糟蹋了贬低了侮辱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这门科学，使这面旗帜变了颜色。有人把苏联的亡党亡国的责任委罪于人斯大林一人，说他不是列宁最好的接班人，埋怨他提前结束了新经济政策，把苏联引上了邪路。列宁在遗嘱中确实指出斯大林性格过于粗暴，但并没有说他的思想有严重问题；新经济政策被列宁本人确定为临时“退却”，预计只需三四年的时间，并且在他逝世前夕就已经提出了“停止退却”。斯大林在一九二八年才停止了新经济政策，根据列宁的一贯思想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怎么能说他背离了列宁主义呢？事实上不是斯大林背离了列宁主义，而是列宁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这是丝毫不能动摇的。但是，对“中国特色”如何正确理解，是确实应该弄清楚的，不然的话，走上邪路，误入歧途，重蹈历史的覆辙，仍然是有可能的。那就让我们看看总设计师当初是怎么说的吧。他在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说：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和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的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这段话经常被一些人引用，可是并没有能够全面正确的理解其中的真实含义，从以下三方面可以说明这一点：
其一，总设计师首先提到的是“无论是革命和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的经验”，然后才提出不要“照抄照搬”问题。可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的经验”是不能被忽视的，决不能夜郎自大、固步自封，把自己封闭起来，而应该把国门打开，采取拿来主义，凡是有利于我国进步发展的好东西都要兼收并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不是把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甚至资本主义的经营之道引进来，还象以前那样胡吹什么资本主义国家有的我们也要有，完全靠自己开发研究，怎么会有这么快的大发展，能在短短的三十年内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虚心向发达国际学习是第一位的首要任务，警惕“照抄照搬”是第二位的任务，决不能以不能“照抄照搬”为由拒绝“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的经验”。而一些人在讲话和文章中却反其道而行之，把“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的经验”轻轻一点而过，大谈特谈这也不能搞那也不能搞，束缚人们的手脚，岂非咄咄怪事！
其二，是如何正确理解“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问题。总设计师明明说的是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和“模式”，仅限于别国的“经验”和“模式”，仅限于“照抄照搬”，即对别国的“经验”和“模式”不能原样不变地搬抄过来，既没有说这些经验和模式所体现的具有普世价值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也不能“照搬照抄”，也没有说对别国成功的经验和模式一点也不能搬和抄。
如果具有普世价值的三大文明也不能搬抄的话，我们又学习他们什么呢？“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的经验”如何落实，岂不是成了一句空话？岂不是又要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不能“照抄照搬”不等于“不抄不搬”。不但对具有普世价值的三大文明应该原样不动地照抄照搬过来，就是对先进国家体现三大文明的经验和模式也不能一概否定拒绝，该搬的还得搬，该抄的还得抄。如果一切全都靠自己去摸索，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知何时才能实现。
其三是，总设计师说的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并没有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去掉了“列宁主义”这四个字，这绝不是一时的疏忽，而是有深刻的含义在里面，那就是总设计师已经意识到苏式社会主义绝不是斯大林一个人建立起来的，而是斯大林继承列宁的遗志建立起来的。如果继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就很可能继续“走俄国人的路”，不能“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就无从谈起。从这个意义上说，高寒在文中只提“用共产党自己的传家宝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为旗帜来凝聚民心”，把列宁主义排除在外，是完全正确的。
高寒在这篇文章中还有一个难能可贵之处，那就是他只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来凝聚民心，而没有提用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凝聚民心。根据笔者对《资本论》的阅读研究，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石的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对资本运行过程进行的考察分析，带有浓厚的政治偏见。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的那样：“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资本论》第一版序言）虽然不能说马克思是带着“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研究资本主义，他是为寻找无产阶级受压迫受剥削的根源而不辞劳苦皓首穷经孜孜以求，但是他毕竟是鉴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研究“资本的生产过程”的，这就不可避免会自觉不自觉的、或多或少的带有政治偏见，影响研究的科学性。这个问题，主要集中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为了说明商品中价值的来源，进而推导出剩余价值的产生，他创造了同“具体劳动”并列的“抽象劳动”这个概念，同时他自己也承认这个“抽象劳动”是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这就陷入了玄学，怎么能揭示出劳资之间真实的关系呢？当然不能完全否定《资本论》所取得的成就，当他离开剩余价值这个问题，考察分析其他问题时，其研究的深刻性和结论的正确性就显露出来了，如对资本主义积累趋势的科学预见、对股份公司先进性的肯定、对农业在社会经济基础中第一层基石的阐述，等等，都表现了马克思的睿智，对社会发展进步都有极大的指导意义。正是由于剩余价值学说缺乏科学性，所以才一再误判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才导致把解放世界创建未来新社会的历史使命寄托在无产阶级身上，并且把社会主义这门科学的任务确定为考察无产阶级完成解放世界“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及其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时也得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行动的条件和性质”。
而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基本原理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和未来社会的未来发展问题，就会得出如下结论：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是否已经完全发挥了出来；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赖以产生的物质条件是否已经孕育在资本主义的胎胞里，如果已经孕育了，是否已经成熟到了临产期，以及是否需要用暴力助产；如果已经孕育了新社会的胎儿，就应该仔细辨认是哪种新的社会力量在起主导作用，能够带领无产阶级进入新社会，实现社会的转型。
说到中国特色，从上述引文中可知，这并非我们党的独创，而是同列宁的指导思想一脉相承的，一些人也以此为据进行辩解。其实，共性才是历史必由之路，其他都是旁门左道。特性（色）只能是体现共性的具体形式或模式，抛开共性只谈特性（色）必然走到邪路上去。这种离开人类社会发展的共性、只强调特性的发展道路并没有成功的先例，苏式社会主义的崩溃就是明显的例证。从上面的分析中得知，总设计师所说的中国特色，绝不是与世隔绝完全拒绝学习和借鉴别国经验和模式的特色。然而，无论是在上次全国人代会上，还是在这次全国政协会上，新旧领导都笼统地讲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这显然并不符合总设计师的真实含义，显然是对邓小平理论的曲解。
三
一个不能回避不能不搞清的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于人类历史发展的那个阶段？长期以来我们曾自豪的坚称我们的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级的社会，走在了历史的最前面，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走向胜利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现在不再这么夸耀了。剩下可以列入的只有三种可能：一种是资本主义社会；第二种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第三种是与资本主义并行的社会。我们既不承认是第一种，也不承认是第三种，难道真有与资本主义并行的社会吗？在马克思主义中能找到这样的论述吗？符合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吗？西方正在称呼我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只是政权还不是民主社会。应该事实求是地承认，我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经济基础已经基本上步入资本主义的轨道，虽然还不是现代先进的资本主义；可是政治上却仍然没有能够从苏式模式中摆脱出来，因而产生了各种弊病，威胁着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正如高寒在文中所说的那样，既然资本主义是不可跨越的历史阶段，只有建成发达的资本主义才能孕育更高级的新社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明目张胆地建设资本主义呢？既然我国还属于“发展中国家”，既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承担，而建国后在没有建成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后就盲目向更高级社会过渡跌了跤，为什么不能迷途知返重走马克思指明的道路呢？
前总书记在十八大报告讲“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其实，实践已经证明，以前走的那条苏式社会主义“封闭僵化的老路”就是“改旗易帜的邪路”，因为它举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而是改变了马克思主义颜色的列宁主义旗帜，只有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上来，才是正路。
正如高寒在文中所说的那样，中国共产党只要深刻而坚定地掌握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就不愧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就一定会领导中国人民走向民主、文明、富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谈到“科学社会主义”，一定要搞清楚他的真实含义，同苏式社会主义划清界限。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之所以从空想发展为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是因为马克思的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只有在这两个伟大发现的指导下考察无产阶级完成解放世界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用于教育无产阶级广大群众，不然的话，就只能在在唯心史观里兜圈子，就跳不出空想社会主义的泥沼，就必然如《共产党宣言》中所分析的那样“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他们的信徒总是组成一些反动的宗派”“逐渐地堕落到上述反动的或保守的社会主义者的疑惑中去”。（现在看来，他们回到保守的社会主义者中去，并不是“堕落”，而是一种进步）
如果不是这样，而是仍然用苏式社会主义思维对待政治体制改革和解决经济体制中深层次的问题，就必然出现高寒在文章中所谈到的那些矛盾，就不能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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