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自从回归以来，共选出3位特首，但还没有一位是成功的。特首选举的“小圈子”操作不断强化“建制”、“泛民”非左即右的政治争拗，香港政治环境得不到社会广大认同是出现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特首一经选出就争议不断，激化社会分裂，梁振英执政不到一年就显得遍体鳞伤也只是冰山一角，更让人将责任推到小圈子选举上。然而，认为中共同意香港实行普选是政治无奈，所以要想方设法拦阻民主派当选，这是小看了一个将十三亿人的古老中国做到和平崛起、激发中国梦的政党的胸襟和魄力，也反映了政治偏见已经蒙蔽了理性判断；同样地，认为香港民主派只是空喊口号，蔑视中共，企图推翻中共政权的一群政治投机分子，显然是一种偏见，也低估了香港市民的眼光，看不见超级立法会直选中民主派获取超过半数选票的深层原因。当然，最荒谬的就是将香港特首的无能等同中共，将建制派一些人的鼠目寸光视作中共的治港态度，这是缺乏对中共香港政策的深刻认识。
为什么要一国两制？因为中港的历史和文化差异客观存在发生矛盾的土壤。邓小平的伟大在于他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要将问题摆出来、克服它，但后人忽略了一国两制的包容性，硬要用狭隘的政治视野和因为六四而形成的偏见来解释它，当然寸步难行。像梁振英这样的政治家将左右逢源当作包容性，才会出现这么多行政纰漏，将香港政局推向极端。乔晓阳专程南下 借“占领中环”之题发挥，先小人后君子，画出政改底线，虽然说无可厚非，起到一定的政治作用，但中共千万不要忽略刚柔并济的重要性，稍有不慎，适得其反，让香港的政治折腾变得无了期，消耗了2010年政治妥协所建立的一点互信。
香港问题其实已经超越政治，社会矛盾牢牢植根于经济民生之上，但要市民意识到是时候将议题转轨并不容易，香港政治家的最大挑战就是引领这样的转轨，克服来自深层次经济结构的挑战，民主派和中共都应该争取达到这个目标，这才是香港所急，也是考验他们的政治智慧。中共曾多次向几任特首提醒香港深层次结构问题的重要性，这才是抓到了问题的核心，只是民主派和香港社会过于强调这些问题的政治视角，正所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中共为了保证政治稳定，过度保护以建制名义的参政者，牺牲长远发展，也可能只是五十步笑百步。
“小圈子”特首选举的先天不足
香港三任行政长官，第一位是商人的董建华。在北京首肯下，由400人组成的香港选举委员会推选为香港特首。这种“出身”本来就先天不足，关键是他缺乏政治历练，空有抱负，看不见香港回归后需要文化觉醒以及对香港发展的长远思考，所以当他提出各种具体方案时，社会无法适应，开始与其观点产生背离。本来还属于中性的商人背景，但由于数码港地产项目的原因，社会认为他偏袒财团，以至当香港经济出现问题，市民一股脑将所有责任推到他身上，做成了五十万人上街“倒董”的错误印象。董建华的辞职虽然满足了社会的情绪，但这是用错误的方式去缓解，让大家以为他的离去可以一并将问题带走，事实上辞职根本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将问题的解决拖延了。
“错误的方式”的另一个切面就是认为公务员能够领导好香港，起用曾荫权，接替董建华。他虽然做满任期，但并不能说光荣卸任；相反，官商勾结，贪污腐败，就是个“打工仔”都成为他卸任时的关键词。
曾荫权是一名标准的公务员，一直在港府任职，作为一个公务员还算称职，因此在上任初期比较得到港人支持，但随着时间推移，暴露出的问题越来越多。处理社会问题就知道派钱，对政治改革就知道和稀泥，面对深层次挑战除了看不懂就往后退，处处都展现港府管治能力的不足。在谋划长远发展、解决贫富悬殊等重要问题上无所作为也令中央不满。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就被迫公开批评香港公务员欠缺长远规划、不懂如何当家作主。
现任行政长官梁振英不可谓不努力，但因意识不足、用人唯亲、能力太差而深陷各种政治漩涡。梁振英手下的多名局长因诚信问题不是引咎辞职就是遭舆论批评，无力还手。他忽视国民教育科对港人脆弱心理的政治意义，不懂得从善如流，以至让社会闹得沸沸扬扬。如果“国教”议题是梁振英运气不好，承接了前朝遗产，那么“奶粉入监”的荒唐，让中港两地居民都感到反感，这显然是梁政府的责任。最近政改议题无序升级，以至出现“占领中环”的危机，更是他没有引领讨论，与人傲慢、迟钝、缺乏领袖意识的结果。
这三任政府的失败，除了伤害了港人的生活水平与政治自信，最重要的是扭曲了中央和香港的关系，对一国两制造成了沉重打击。“小圈子”选举的特首，本来就不是为了获取社会共识，只要能够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公平正义，还不至于让香港变得如此政治化。这种选举模式本来就是过渡性的，只要管理好，政治生态不会暴走极端，中港关系不至于如此充满猜忌，随之的普选也不见得会成为大家的博弈所在。但事与愿违，香港政治家的无能，中共治港官员长时期的保守和官僚主义，本土经济和民生环境的恶化，内地经济高速发展所形成的心理落差等，都将香港政治问题激化。
普选无奈成为改变香港政治现实的前提
普选曾经只是香港发展的政治意识形态，但对今天的香港来说它已经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甚至是让香港深层次矛盾得以解决的必要途径。香港的深层次结构问题并非普选，而是香港社会对自己定位的共识，对香港在中国发展中的作用，以及香港要成为这七百万人一个什么样的家。在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之前，香港无法避免频繁的政治争拗，社会分裂现象持续不消，建制派与民主派你来我往斗来斗去。社会无法凝聚共识，冲突的责任就被舆论和民众情绪错误推向“小圈子”选举和政治改革。当然，“小圈子”选举和政治体制的扭曲是社会问题的一个关键切面，但要它承担所有责任除了是不顾事实，更重要的就是让社会忽略了更为重要的问题根源，摆错了主次，没有了轻重。然而，普选已经成为香港大部分人的基本要求，既然如此，我们至少要“将错就错”，以科学专业的方式去推进。但必须同时做到将深层次结构问题一揽子“绑架”在政改之上，解决香港普选问题的同时，将这些问题一并解决，那显然需要极大的政治智慧和魄力。
香港今天的政客难以摆脱“建制”与“泛民”的政治纠纷，“小圈子”产生的特首，往往习惯于凡事“政治挂帅”，在左右束缚中纠缠于繁锁的“政治是非”，总想着在“两制”之间找平衡，满脑子的政治计算。这样的政客与特首将如何有领袖般的高瞻远瞩，如何有精力有能力将香港引上转型发展的大路。
一会在意自己在港人心中的形象，一会顾虑自己在中央眼里的价值，他又怎么会投放更多心思去筹划解决香港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结果自然是旧的不解，新的又来。明朝的崇祯皇帝不能说他不勤勉，但背负了太多前朝的罪债，无力回天成了亡国之君。
中共应从“建制派”的绑架中解放开来
中共的最大隐患是目前的政制让自己被“建制派”绑架，被迫站在一部分港人中，不时要亲自上阵为“自己人”遮风挡雨，直接同其他港人对立，难以让全社会认同。民主派和建制派有政治分歧不足为患，甚至是好事，可以在香港形成意见的监督；但中央在香港“选边站”却绝非香港之福，更对中央的权威起消极作用。如果认为中共看不到民主派并非铁板一块、意识不到香港市民不少是被“逼上梁山”，那就是小觑了中共的政治敏锐度。上次的政改妥协就是很好的案例，大家都想不到中共会和民主党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妥协。虽然说民主党在事后被极端民主派穷追猛打，一些人甚至认为这是中共有意“放狗咬人”，“收买”极端民主派，让他们在圈内制造分裂，民主党在超级议员选举中的胜利应该是一剂心理补偿。
其实，香港实行普选的最大受惠者应该是中共。只要中共能够将政治争议的焦点转移到香港内部，建立足够的防御机制，严控极端势力登台，香港问题将高枕无忧。内地是香港经济的基石，这已经是无需争辩的现实。对于香港人的管理能力，只要让其专注于内部事务，就算发生任何政治冲突，也只会是茶杯里的风波，香港能够处理好，更何况中共应该对香港市民有一定信心。
乔晓阳在深圳对特首普选机制所给予的说明，表面看来是中共强势划定底线，事实上给予了香港不少空间。他清楚认识到“爱国爱港”难以界定，正所谓连“一个中国”都可以各自表述，我们又为什么不能够在“爱”的定义上多元认识。这里其实只有一个前提，就是不能允许与中央对抗的人担任行政长官。乔晓阳非常清晰说明了将如何判断“对抗”，它的重心并非制定一系列的对抗内容来比照，而是借助三个判断节点，由这些节点主观“判断”：首先是经由提名委员会的“民主程序”做出“判断”，然后由香港选民进行一人一票普选“判断”，中央政府在最后关头借用任命权进行“判断”。
这种机制本身就是将投票依据牢牢锁在候选人与中共的关系上，至少是任何人都不应该将票投给被认为对抗中共的候选人，不论是在提名委员会或普选中，因为就算他们这样做而令该候选人当选，中央也不会予以委任。这就首先考验香港市民的政治意识，理解到香港行政长官必须务实做事，以香港整体利益为中心，不沉迷于“挑战”中共中央的政治地位以及中国的政治制度，并以此作为投票依据。事实上绝大部分香港人应该认同这样的观点，只是少数政治“积极”群体发出了相对更强的声音，反映在舆论上好像香港都是政治狂热分子。当然，这里还有“对抗”这个词的定义，从乔晓阳的谈话中，他尝试做出相对宽松的界定，各方还是可以不必先入为主，以一定的信任先达成初步共识，启动咨询。
其次，对于提名委员会，中共希望建立恰当的“民主程序”，同样能够“务实”提名，在这个阶段做出适当“判断”。这种“判断”很容易被认为是政治筛选，因而在咨询过程中隐藏着较大危机，做成冲突。从性质上说，筛选实质上和目前的选举委员会没有太大分别，但如果没能够细心规划“民主程序”，让提名实质上成为政治筛选的借口，在今天的选举委员会制度上能够成功获得提名的候选人在普选的提名机制中却被拒于门外，为此而产生的政治冲突可能无可避免。当然，中共更应该衡量这样的风险和任命权之间的轻重主次，不要在设计“民主程序”时过于保守，不必要地扩大中央与香港社会很主要的一个群体之间的嫌隙。
绝大部分港人似乎都接受了中共可以对最终的胜选者行使否决权，也就是对胜选那一位候选人是否完成任命的权力。这可能出于对中共合法地位的潜意识认同，也可能认识到不赞同这个程序显然说不过去。对中共来说，它应该在如何行使任命权的程序上更为清晰，让不予任命或者收回任命的机制不至于造成社会混乱，这会巩固港人对基本法普选精神的认识，减少错误或不切实际的期待，也间接让民主派对提名委员会的最终结构不会提出脱离现实的要求。香港民意已经普遍接受中央作为主权国对地方政治做出限定的必然性，乔晓阳的言论不过是意料中事。
乔晓阳在提出上述底线时，明确提出了2017普选将不会拖延，而且强调了一人一票，他至少做到地让政治讨论聚焦在提名环节以及主要针对什么是“对抗”。他的目的非常明确，要在社会上凝聚一种拒绝那些对抗中央的人成为行政长官的共识。这是两岸问题里“一个中国”底线的重演，曾经发生在台湾的去中国化和台湾主权意识对抗中共的统战，中共以“各自表述”成功实现以退为进。只要港人能够冷静认识，这样的底线并不算是什么挑战，更何况这是对香港长期稳定的务实要求。问题是如何衔接中共的顾虑和港人对提名程序的猜忌，这就有赖于部分理性看待问题的民主派政治家和中共官员的恰当说明与宽容咨询。以这样的背景去理解乔晓阳的讲话对促进共识有帮助。
选举是一种手段，真正的目的还是解决香港的深层次问题，调整好香港的发展方向，保持香港繁荣、民众生活幸福。这是港人的共识也是中共的期盼。建立在这种共识基础上的普选就是港人、民主派、中央的三赢。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