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氏之对鲁，虽有纠结却未下毒手。鲁迅毕竟还是幸运的。
鲁迅与蒋介石，这一文一武两位浙江老乡都是对中国近现代史有过非常大的影响的一代名人。但一直以来，研究和介绍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的文章却很少见。许多人所知道的只是鲁迅如何以杂文作为匕首投枪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英勇战斗的一面，而对于鲁迅和蒋介石之间更为复杂的关系却知之甚少。
（年轻时戴眼镜的蒋介石）
（鲁迅与内山完造合影）鲁迅曾经很赞赏蒋介石
其实，鲁迅曾经很赞赏并期望于自己的浙江老乡兼老弟台蒋介石。1926年10月20日，正在厦门大学任国文系教授的45岁的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书信中，立场鲜明地站在了国民党方面的比自己小6岁的蒋介石一边：“现在我最恨什么‘学者只讲学问，不问派别’这些话，假如研究造炮的学者，将不问是蒋介石，是吴佩孚，都为之造么？国民党有力时，对于异党宽容大量，而他们一有力，则对于民党之压迫陷害，无所不至，但民党复起时，却又忘却了，这时他们自然也将故态隐藏起来。上午和兼士谈天，他也很以为然，希望我以此提醒众人，但我现在没有机会，待与什么言论机关有关系时再说罢。我想伏园未必做政论，是办副刊，孟余们的意思，大约以为副刊的效力很大，所以想大大的干一下。”
上述文字出自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两地书全编》中的第67号原信，这是在鲁迅笔下第一次出现时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的名字。其时，经朱家骅一再来电催促，鲁迅于1927年离开厦门初到广州，任中山大学教务主任、文学系主任。
鲁迅一到广州即受到各方热烈欢迎，在中大欢迎会上朱家骅即尊鲁迅为“战斗者，革命者”。鲁迅对一些官僚政客的邀请是概不赴宴的，不过对与蒋介石走得特别近的中大的实际负责人，在北京又有一段“共同战斗”经历的朱家骅对他的邀约，鲁迅是并未拒绝的。
朱家骅和鲁迅一样都是蒋介石的浙江老乡。朱家骅又是民国国民政府时期为蒋介石所器重的主要新锐人物之一，也是国民政府时期学者从政的成功典型。在他的从政生涯中，做过教育部长、交通部长、浙江省长以及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无论在哪个位置上，他都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并在学术界也有良好口碑。朱家骅何以能得蒋介石信任和重用？这要从蒋介石的用人观念说起。众所周知，蒋介石的用人是极重“三缘”的（地缘、学缘和业缘），尤其地缘。蒋介石是浙江奉化人，故其核心班底和左右亲信人士也基本都是江、浙一带人，如戴季陶、张静江、叶楚伧、邵元冲和二陈（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等。其中张静江和戴季陶不但是蒋介石的浙江同乡，也是蒋早期发迹、攫取党政大权时最得力的襄助者和提携人。而朱家骅得蒋赏识和信任，一方面固有与蒋同是浙江人的“地缘”关系，更重要的是张、戴二位在蒋面前对他的举荐。鲁迅日记记载：1月26日“晚往骝先（即朱家骅）寓夜餐”，2月1日“夜往骝先寓夜饭”。2月1日是旧历除夕，朱家骅邀鲁迅共吃年夜饭，可见二人的关系还是较为融洽的。除朱家骅外，鲁迅也曾应邀到孔祥熙家小坐。鲁迅与孔祥熙第一次见面是在1927年3月1日中山大学的开学典礼上，孔祥熙代表广州革命政府出席会议。同年3月29日鲁迅应邀与蒋介石后来的连襟孔祥熙一同到岭南大学参加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大会，并发表演讲。会后，鲁迅应孔祥熙之邀到“其寓小坐”（《鲁迅日记》）。在鲁迅的文字记录中第二次出现蒋介石的名字，是1927年６月12日的致章廷谦信：“我很感谢你和介石向孑公去争，以致此公将必请我们入研究院。……我之‘何时离粤’与‘何之’问题，一时殊难说。我现在因为有国库券，还可取几文钱，所以住在这里，反正离开也不过寓沪，多一番应酬。…至于此后，则如暑假前后，咱们的‘介石同志’打到北京，我也许回北京去，但一面也想漂流漂流，可恶一通，试试我这个人究竟受得多少明枪暗箭。总而言之，现在是过一天算一天，没有一定者也。”这封信中的前一个“介石”，指的是鲁迅北京时期的同乡兼同事郑奠。“孑公”就是当时支持国民党军阀蒋介石、李济深等人“护党救国”的蔡元培，他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中央研究院筹备委员。“介石同志”，自然是指1927年４月12日国民党清党之后的蒋介石。鲁迅的《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一文，即是欢呼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国民政府北伐战争的胜利，文章发表在1927年5月5日的广州《国民新闻》上。伴随着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的节节胜利，出于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共同目标，鲁迅同中国国民党人，同蒋介石站在一条战线上，互相支持，共同战斗。由于斗争的需要，国民党人则对鲁迅多有借重，尊重。
鲁迅在“蒋记”国民政府中拿高薪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从广州中山大学来到上海的鲁迅坚持以杂文为武器，揭露批判的锋芒开始转向国民政府新的军阀统治下的社会黑暗。上海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接着广州也发生了“四一五”大屠杀。鲁迅同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上产生了严重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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