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年前的今天，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因去世。当时，他正在政治局开会，突发心脏病，抢救未果而亡。今天，回过头来看胡耀邦的政治仕途，他一个在军事上没有什么建树，没有背景后台农民出身之人，能在中共高层站稳脚跟，还顺利当上党主席（后改为总书记），他靠得是什么呢？有什么特别的手段？
一、胡耀邦与叶剑英
叶剑英曾在粉碎“四人帮”后，在向中央举荐邓小平复出的同时，竭力举荐比自己小18岁的胡耀邦出任中央主要领导职务。
文革前夕，胡耀邦胡耀邦受到了西北局和陕西省委某些领导的严厉批判，连续的大会小会批得胡突发大脑蛛网膜炎，直至医生说有生命危险，才被抢救住进了医院。但病情稍有缓和，便继续批判不止。叶剑英得知后，偕同张宗逊、张爱萍突降西安“视察军事工作”，搭救胡耀邦。胡耀邦在省委常委会议上发表了八条申辩的发言后，向西北局请假回北京治病，搭乘叶剑英军用专机回京。
“文革”开始不久，胡即被“停职反省”，又因“拒不认罪”而久久不得释放。叶剑英也因反对林彪、江青之流的倒行逆施而被诬为“二月逆流黑干将”，直到林彪自我爆炸后，毛泽东才不得不把叶请出来主持军委工作。
1975年春，叶去中央党校讲话，发现胡耀邦也在“四人帮”为整肃老干部而专门举办的“读书班”里，当即约他谈话，叶剑英得知胡耀邦一直拒绝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结论上签字而被挂在那里时，回到中南海即向邓小平说明情况。7月7曰，中央发出通知，任命胡耀邦为中国科学院第一副院长、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院长和组长是郭沫若)。但受“四人帮”的阻挠，掀起了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胡又被打倒。叶剑英此时也被冠以“养病”之名而夺去了权。
“四人帮”被粉碎后，叶剑英先是一再委婉地劝华国锋及早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以“停止批邓”，同时他竭力向华国锋等人推荐胡耀邦出来工作。
1977年11月，叶剑英在中央几次提出要解决中组部的问题。经过反复商议，华国锋、邓小平等都同意胡耀邦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兼中央党校副校长，于12月10日发出正式文件。此后，邓小平、陈云等中共元老多次提出要重视干部的年轻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政治局增补了63岁的胡耀邦。中央工作会议后期，华国锋提出要胡耀邦到中央来工作，叶剑英立即表示赞同。
叶剑英多次搭救胡耀邦，可谓是胡耀邦最关键的领路人。如果没有叶剑英的大力扶持，胡耀邦不可能取得今天在中共党内的地位。
二、罗瑞卿
与胡耀邦：
1937年2月，罗瑞卿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副校长，主持抗大工作。同年5月，胡耀邦进抗大学习，并任抗大政治部副主任、一大队政委，为罗瑞卿下属。解放战争期间，罗瑞卿和胡耀邦都在晋察冀野战军和华北军区工作。胡耀邦后来说：“罗（瑞卿）最了解我，他很早就说我是有希望的。”
1978年5月，胡耀邦支持发起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以《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以下简称《实》文）一文为标志的。文章发表后，立即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但实际上，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过程远没有这么简单。
开始人们对这篇文章的认识只停留在理论学术层面上，还没有把它当政治问题看待，更不会想到会在全国掀起一场思想解放运动。
《实》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后，遭到吴冷西、胡乔木等党内理论权威的指责。胡乔木甚至到胡耀邦家，对胡说，争论是你挑起来的，我不同意再争论下去，再这样争论下去，势必要造成党的新的分裂。主管宣传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在5月17日批评《实》文要害是说毛泽东思想是“枷锁”、“禁区”，所以，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行动上是砍旗的。不久，汪东兴当着北京数十个新闻单位领导人的面，严厉指责参与《实》文的胡绩伟和曾涛，还提出“接受教训，下不为例”的警告。一时形势骤然紧张，高压之下，鸦雀无声。此时有人已开始沉痛检讨。在这种情况下，胡耀邦也感到压力，甚至产生了“冷却一下”的想法。
面对当时严峻的政治气候，首先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上负责发表《实》文的吴江认为，如果此时保持沉默，真理标准讨论会夭折，他们这批人乃至胡耀邦处境会更加困难，甚至要承担罪名。吴江决定冒着风险撰文反驳，他在孙长江的协助下，很快写成《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以下简称《马》文）一文。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吴江事先并没有告诉胡耀邦。初稿写出来后送给胡耀邦时，胡耀邦没有主张立即发表这篇文章，而是让他的秘书转告吴江：“等三个月以后再说”。
而早在《实》文发表时，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就在不同场合表示支持《实》文的观点。罗瑞卿除了让《解放军报》转载此文，在这关键时刻，他指示《解放军报》根据邓小平刚刚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尽快写一篇有分量的评论文章，给讨论给予支持。巧合的是，胡耀邦收到吴江送来的《马》文后，由于在当时的情况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承受不了政治压力，《理论动态》也不好发表。后来，胡耀邦让吴江去找罗瑞卿。胡耀邦还解释说，罗瑞卿在党内威信高，文章拿到《解放军报》发表，分量就不一样了。于是，胡耀邦把文章装进信封里，让秘书梁金泉送给罗瑞卿（此为梁金泉的回忆。关于此事，各个当事人另有不同说法，一说是吴江主动投稿给《解放军报》，一说是《解放军报》副总编姚远方到中央党校找到吴江，拿走底稿。另，《实》文经过多人多次修改，是集体创作的产物，参与的人后来对著作权也是各有解释。当然这只是枝节问题。）。
罗瑞卿看到此文后，兴奋地说：“这篇文章很好。一定要使文章更充实、理论水平更高。什么时候改好什么时候发表，不要抢时间。”罗瑞卿也明白自己可能承受的政治风险。为此他亲自查阅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反对本本主义》、《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文章，并重读了邓小平的有关论述，然后让姚远方等人与吴江商量，建议在文中引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力争做到立论要稳，无懈可击。在罗瑞卿的具体指导下，吴江和《解放军
报》对这个文稿进行了多次修改加工。罗瑞卿还多次同胡耀邦通电话商量，又将文稿送胡耀邦阅看后，才最后定稿。
就这样，《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最后以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1978年6月24日的《解放军报》上发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也于当天全文刊登了这篇文章。新华社于第二天发了通稿，各地报纸纷纷转载。这场大讨论才真正在全国开展起来。“如果说《实》文的发表仅仅是‘掀起你的盖头来’，而且刚刚掀开一条缝，即被重重的压下了；《马》文的发表是‘将堤坝炸开一个硕大的缺口’。”胡耀邦后来说：“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水平并不高。真正有分量的是第二篇《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罗瑞卿亲自抓的，是吴江他们起草的，罗改了几遍，给我打过三次电话。当时我的处境有困难，罗挺身而出。”
7月18日，罗瑞卿去德国做腿部手术，临上飞机前，他对前来送行的《解放军报》负责人说：“那篇文章，可能还有人反对，我负责，要打板子打我的。”
1980年，胡耀邦当选为中共总书记后不久，一次与罗瑞卿生前秘书王仲方谈到罗，胡耀邦激动地说：“罗是水平很高的，能力很强的。如果罗不死，这次很可能是政治局常委。有罗、赵，我们三个人合作，事情更好做。”
以胡耀邦的实权，是无法让罗瑞卿做政治局常委的。但当时胡、赵、罗分别是党、政、军这三个系统协助邓小平拨乱反正最得力的助手，胡、赵随后分别担任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胡说此话，应该不是空穴来风，很可能是透露了邓的意思。罗瑞卿如果在德国能挺下来，应该会成为邓在军队最主要的助手，担任政治局常委是很有可能的。
三、胡耀邦与张闻天：
张闻天担任中共总书记时，胡耀邦还只是一个“红小鬼”。不过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和胡耀邦是老同事。在江西苏区的时候，她和胡耀邦就在一起工作，当时刘英是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长，比她小10岁的胡耀邦，担任少儿刊物《时刻准备着》的主编。长征结束后，刘英担任团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担任宣传部部长。此时刘英刚刚和张闻天结婚，加上张闻天取代博古成为中共中央驻团中央的党代表，因此张闻天认识了胡耀邦。胡耀邦自进抗大以后，就和张闻天、刘英很少见面了，但始终保持友谊。
1977年，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部长，此时距张闻天含冤离世才一年多。刘英闻讯十分高兴，不久便给胡耀邦写信，向胡耀邦表示祝贺的同时，提到给张闻天平反的问题。1978年1月，胡耀邦拜见刘英。刘英向他提出将张的骨灰从无锡一个破烂房间中迁来北京安放的要求，他当即答允，后来克服时任中央副主席汪东兴的阻挠，亲自参加迎送张闻天骨灰到八宝山的仪式。198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大会上，胡耀邦发表讲话，张闻天的名字被列入同毛泽东一起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党的杰出领导人的行列，给了张闻天应有的历史地位。
胡耀邦不仅对张闻天的平反昭雪出了大力，而且在张闻天的研究和宣传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胡耀邦也是建国后第一个公正评价中共首任总书记陈独秀的中共领导人）。在他出任总书记后，很快批准整理出版张闻天文稿和成立张闻天文稿编辑领导小组。自此中共才启动了对张闻天的研究和宣传。
1985年，胡耀
邦为纪念张闻天诞辰85周年题词：“毕生勤奋，坚持真理，严于律已，诲人不倦”，这既是对张闻天的赞扬，也是胡耀邦本人的真实写照。胡耀邦如此看重张闻天，当然不是因为刘英的原因，应该是对很多方面和自己类似的张闻天惺惺相惜。
胡耀邦下台后，有一天翻看《张闻天文集》，看到一句话：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他用红笔划下，用很赞赏的语气对儿子说：“德平，你看看这句话怎么样？”两人都做过总书记，离职后都坐冷板凳，张闻天坐冷板凳后写出的这句话，让胡耀邦觉得很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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