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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临终特意提出对不起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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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共谈判破裂,以张治中将军为首的国民党代表团准备启程回南京述职时,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我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了,不能再对不起另外一个姓张的朋友了。”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总理在弥留之际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周恩来念念不忘的这位朋友就是张学良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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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前夕的张学良、杨虎城

日本帝国入侵中国后,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误导下,奉行“不抵抗主义”的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先后丢掉东三省和热河,华北也岌岌可危。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成两将军发动兵谏,逼蒋抗日,这就是著名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后的第四天,周恩来到达西安,对张学良就事变的性质、前途和处理方针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西安事变是震惊中外的大事,蒋介石虽然被扣留,但他的实力依然存在。西安与南京处于尖锐对立地位,因此对蒋的处置要十分慎重。最后,周恩来说服张学良要“和平处理”此事。

周恩来的张学良之前交往并不多,但俩人却想来仰慕,结下了一世情缘。张学良放虎归山,踏上飞往南京的飞机后,从此失去了自由,从此,周恩来心头多了一份牵挂,从此,他开始努力为这位为抗日救国做出了重大牺牲的老朋友换取恢复自由。

1937年1月10日,周恩来致信刚刚幽禁中的张学良,表达了对蒋介石扣押张学良的极大愤慨:“自兄伴随蒋先生入京后此间一切安然,静候蒋先生实践诺言,由兄归来主持大计。及撤兵令下,特赦成文发表,愈是使大家认识蒋先生信义和宽宏,乃事未周,蒋先生休假归里,中央军竟重复压境,特赦令转为扣留,致群情惶惑愤懑不可终日,”并嘱张学良“为国珍摄万岁!”

第二天,周恩来又致函蒋介石:“立释汉卿先生回西北主持,则内战可弭,和平可坚,……未承召谈,只因大兵未撤,汉卿先生未返,暂难抽身。以俟局定,当即入都应约。如先生认为事已速决,请先生以手书见示,保证撤兵释张,则来为促进和平,赞助统一,赴汤蹈火亦所不辞。”

同时,周恩来不断通过东北抗日救亡总会等民间组织积极营救张学良,甚至每次与国民党谈判时,周恩来都提出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的要求,但始终未有结果。

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的旧政协会议上,周恩来当面质问国民党当局:“现在强调国内团结,这使我想起一位对国内团结贡献最大的人,这个人是你们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朋友,那就是张汉卿将军。他至今还没有获得自由。”

1946年春天,张学良通过东北元老莫德惠转给周恩来的信中写道:“别来十年,时为想念。

兄当同感,现日寇已经驱出,实为最快心之事。尔来兄又奔走国事,再做红娘,愿天相助,早成佳果。此良所想者也。近日友人惨死,数难闻之,为之一痛,只心吊而已。良一切尚好,余不尽一。弟良于四月十九日。”

同年,在延安召开的纪念西安事变10周年大会上,周恩来再次呼吁:“现在抗战胜利已经一年多了。然而张、杨两将军却被蒋介石囚了10年。这段公案人民会起来给予正当地裁决。在纪念‘双十二’的今天,我们要求立即释放张、杨两将军!”新中国成立后,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更是牵挂远在台湾的张学良,总是通过各种渠道、各种关系,暗中了解张学良的情况。周恩来常对身边的人说:“我们夺得了政权,但是不要忘了帮助过我们的朋友,有的现在还在台湾,等祖国统一了,一定要关照这些朋友。张学良就是其中的一位。”

1956年,西安事变20周年座谈会上,周恩来再次提到张学良,他说:“由于西安事变,张、杨两将军是千古功臣,这点是肯定的。张汉卿亲自送蒋走是个遗憾。张汉卿在被扣后,还给我过两封信,多年来表现很好,始终如一,是值得使人怀念和尊敬的。张汉卿将来能援救出来最好,……”

1960年的一天,周恩来在北京宴请张学铭夫妇。席间,周恩来谈到如何花了好多的钱,找了好多的渠道、好多的人,都不能跟张学良接触上的无奈。希望听听张学铭的意见。张学铭略加思索,向总理提议,此事找他的夫人办最合适,并向总理详细地介绍了在台湾、香港的朱家姐妹情况。当时,周恩来听了张学铭的介绍十分高兴,马上拿出纸笔写下“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四句话十六个字,托人转交给张学良。

在周恩来给张学良写密信的前一年,即1959年,蒋介石一方面迫于舆论的压力,另一方面自认台湾政局稳定,已下令解除对张学良的“管束”,并将看管张学良的任务交给儿子蒋经国,张学良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有限的自由。时刻关注张学良境况的周恩来早已从相关渠道获取了消息,总理认为这一松动是一个迹象和好的征兆,所以在信中有“前途有望,后会可期”之语。字里行间,充满对张学良获得自由的期望。

1961年12月12日晚,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北京饭店举行宴会,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周恩来流着眼泪深情地说:“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25年了,杨先生牺牲了一家四口,张先生还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怎能不使人想起他们就落泪呢?”

由此可见,周恩来无时无刻不把张学良的自由挂在心上。但遗憾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二十多年时间里,受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影响,周恩来为争取张学良自由所做的努力,始终未能如愿,以致他在闭眼之前,仍念念不忘这位远在“台湾的朋友”。

从1990年邓颖超给张学良的信中,也能看到周恩来对张学良的牵挂:“汉卿先生如晤: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数十年海天遥隔,想望之情历久弥深,恩来生前每念及先生辄慨叹怆然……恩来在时,每念及先生则必云:先生乃千古功臣。先生对近代中国所做的特殊贡献,人民是永远不会忘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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