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讲的风波，是因为这件事曾给张永生带来一些荣耀和庇护，也给张永生的人生带来一些揪扯不清的麻烦。
所谓庇护，1972年张永生因浙江问题下台后，曾被下放到河北农村劳动。期间，他仍然能和王洪文等取得联系，并进行书信联系，并且在1976年还受到王洪文、张春桥和江青的接见。
所谓麻烦，是因为他在北京（1968年2月）和上海（1968年5月），分别受到江青和张春桥的单独接见，被联系到面授机宜图谋不轨。
本文谈到江青为李纳择婿，以及张永生和江青、张春桥两次见面的基本内容，参见文史参考；本文涉及到的具体时间、地点，参见1979年4月浙江日报《张永生被判处无期徒刑……》评论员文章。以下配图，是张永生的近照。
1965年夏，李讷从北大毕业，被分配到《解放军报》当一名普通编辑。“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解放军报》全面改组，27岁的李讷当上了军报总编辑。江青想为李讷物色一位理想的对象，可是因为毛泽东有言在先：希望子女不要找高干子弟作对象。江青反复物色以后，终于把目光投向了张永生。 张永生，浙江美术学院的学生, “文革”初期，他是浙江美术学院红卫兵组织的头头；在夺权的过程中，又成为浙江省最大的“造反”组织“省联总”的负责人；夺权以后，当上了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小伙子20多岁年纪，出身很好。
“文革”初期，“中央文革”把浙江的两派头头召到北京开会，张永生代表“省联总”出席会议，当着江青的面侃侃而谈，给江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样，张永生就自然地进入了江青择婿的视野。
1968年，张永生在北京汇报情况时，被接到钓鱼台江青的客厅里，但是没有马上见到江青。原来，经过江青的精心安排，在接见之前，先让李讷出来很自然地和张永生见了面，两人作了初次交谈。
两个年轻人会面以后，江青再出来单独接见张永生，垂询再三，其中的特殊含义，不言自明。
张永生感到受宠若惊。过了几个月，在上海的张春桥接到江青亲自打来的一个电话，要他把张永生召到上海当面详谈一次，把张永生的近况了解清楚，直接向她汇报。
张永生来到上海后，张春桥绝口不提把张永生请来的真实意图，只是声称中央很关心浙江的形势，所以委托他直接了解一下情况。
由于张永生处处“唯我独尊”，排斥他人，自行其是，与各方面的关系都很紧张。张春桥清楚地意识到：张永生恐怕连浙江的造反领袖都当不下去，还想当江青的女婿吗？张永生走了以后，张春桥连夜整理了和张永生的谈话材料，密报江青。
此后一段时期，浙江的形势一直不很稳定，张永生的错误也暴露得越来越严重江青也不再把择婿的目光投向张永生了。1972年，张永生就被下放到河北某农村劳动。
文革期间，张永生应对浙江多地数起死亡数十人的武装械斗事件负责，杭州市人民法院曾将他和另一个帮派体系严重的“三种人”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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