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网上流传一帧照片，照片显示的是一份中共中央的红头文件----《关于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照片下有一段文字：“…1977年底，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部长…主持为习仲勋平反，并安排习仲勋赴广东工作…1980年2月下旬，胡耀邦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总书记，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请看，胡耀邦一担任中组部长，立马就为习仲勋平反，一担任总书记，立马就发通知，表示支持。习近平同志，这表达了什么诉求？你应该懂吧。
《通知》说冤案是康生搞的，其实康生是为了迎合毛泽东。习仲勋蒙冤受屈16年，同时株连上万人。30年之后，再回顾这宗案件，应该有新的启迪。
习仲勋案的起因，缘于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为刘志丹写了一本传记小说《刘志丹》，习仲勋看过样书，未能坚决制止出版这本书。而刘志丹的原部下阎红彦（这时是云南省党政军一把手）深知此事犯忌。当年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之时，已成疲惫之师，而西北红军却开创了很好的局面。中央红军虽说是来投靠，但毕竟是“正统”。这就产生了一个心照不宣的问题----以谁为中心？即使高层不争，下面的广大官兵也会争。这个问题当初就有争议，所以为刘志丹树碑立传，是十分敏感的事情。于是阎红彦表态，不同意出版此书，并将此事捅到康生那里。果然，康生连书都未看到，就说是反党小说。李建彤不知里就，还写了很长的申诉书，申辩自己写的全是真人真事，绝无一点编造。她哪里知道，越是真人真事就越糟糕。
当时定案，只须伟人一句话。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不失时机地递给毛泽东一张纸条:“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念了纸条，又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于是冤案就铁定了。更由于此案的背景特殊，株连了原西北红军官兵上万人。其实，哪里是什么反党，就是不准为刘志丹树碑立传，天无二日啊！
康生素有“整人大王”之称。他在莫斯科接受过格克勃的训练，深谙整人之道，苏东波事件后，许多档案解密，才得以窥见这是怎样一种反人类的做法。比如培养告密者，就是利用人性的弱点，拉人下水。它类似土匪入伙的投名状，以杀人表决心，有了命案在身，也就断了退路，只能死心踏地报效头领了。同样，一旦打了小报告，你就被组织控制了，而被告密的人，也有了“黑材料”，可以随时拿出来算账，可谓一箭双雕。
柏林有个前东德秘密警察档案馆，陈列着600万人的秘密档案，每份档案都装着他自己的亲友同学同事，向组织打的小报告，记录着此人不利于组织的言行。告密者能有200万之众，当时东德的人口也不过1800万。这意味着，每3个人中，有1个被监控。每6个人中，有1个告密者。可见其对自由、对人性摧毁的严重程度。
统一后的德国，议会通过了《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档案法》，规定民众有查看与自己相关的秘密档案的权利，这使告密者很难堪。很多人也曾经担心，一旦受害者查看了自己的档案，发现了那些曾把自己送进监狱的告密者，会采取报复行动，引起新的流血事件。
然而有超过179万人查看了档案，并没有报复，只是告密者受着良心的煎熬。康德、黑格尔的民族，不失理性。他们这样处理这批档案，如同历届总统到奥斯维辛集中营谢罪一样，是正视自己民族的罪孽，刻骨铭心地教育后代，不再陷入人性毁灭的灾难。
这批档案得以保全，更是一个令人感叹的故事。在柏林墙被推倒之前一个月，东德国家安全部打算全部销毁这批档案，他们先用碎纸机，结果所有的碎纸机，都因超负荷损坏了，只好用手撕，为了加快进度，又开始焚烧。正是焚烧的烟火引起了民众的注意，料想秘密警察在销毁罪证，就冲进去，强行接管了。那是堆积如山的纸片，16000麻袋碎纸，档案架上，还有来不及销毁的卡片和卷宗，卡片计有3900万张，卷宗如果单列排起来，能有180公里长。时间是1990年1月。
1991年德国统一，开始拼接那些碎纸，一个人一天能拼接10页，就算不错了。故用了10年工夫，才拼接出90万张，相当于破粹档案的2.5%，按这种进度，400年才能完成。于是请科学家想办法，又花了10年，耗费600万欧元，终于研制出智能拼接机器，完美地完成了任务。
读到这里，你一定相信今后的德国，大概再不会有告密者了。告密者是极权的伴生物，斯大林就伴生着格克勃。反过来也一样，没有告密者，极权就难以存在。德国人太执作，哪个民族能够花20年时间，拼接16000麻袋碎纸，只为驱祛心魔，使美丽的人性之花盛开。我们能做到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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