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却全然不顾国家的灾难，人民的安危，反而攻击党中央、国务院“以抗震救灾压革命、压批邓”，甚至说：“整个唐山才100万人口，全国有8亿人口，有960万平方公里，抹掉个唐山算得了什么!”
引子：在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开幕词中指出：“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30年后的1976年，中国又一次走到了两种中国之命运的决战关头。两种中国之命运和前途，又一次进行了激烈的决战……
一、沉痛哀悼周总理
1975年的冬天，是一个严寒的冬天。“批邓”的旋风把整个中国搅得周天寒彻，整顿带来的复苏、好转和秩序又一次遭到破坏。人们刚刚升腾起来的希望被困惑、迷惘所取代。“四人帮”妖雾重来，邓小平再次挨批，周总理又病重垂危，中国将怎么办?1976年元旦，尽管广播喇叭中响彻着“到处莺歌燕舞”的欢快诗句，却无法驱散全国人民心头的惨雾愁云。1976年1月8日，沉痛的哀乐把一个噩耗传遍中华大地、传遍整个世界：周恩来于1月8日9时58分与世长辞!山河呜咽，苍天飞雪，全中国人民都为失去敬爱的好总理而悲恸，同时也更加为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而担忧。从首都到边疆，人们设灵堂，戴黑纱，写挽词，献花圈，寄托对总理的哀思，表示对“四人帮”的抗议。1月10～11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界代表一万余人，到北京医院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江青行礼时故意不脱帽，电视屏幕上出现了这个镜头，江青遭到举国上下的唾骂。
1月11日下午，天色阴沉，朔风凛冽。周恩来的遗体要从北京医院送八宝山火化。人们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十里长安街的两旁，肃穆伫立，为人民的好总理送行。暮色中，总理的灵车在泪雨纷纷的行列中向八宝山缓缓行驶。夜深了，风紧了，伫立在大街两旁的人群，依然在默默地等待着灵车的归来，迎候着总理的英灵。饱受“文革”灾难的中国人民，把对共产党的期待、希冀和热爱，都倾注在她的杰出代表周恩来的身上了。
1月11～14日，群众的悼念活动达到高潮。吊唁仪式虽然移到劳动人民文化宫，但还是无法满足许多人与总理最后告别的心愿。14日傍晚，正式吊唁仪式结束，成千上万人涌向天安门广场，人们来到纪念碑前，脱帽默哀，表达对周总理不尽的哀思。
可是，“四人帮”却冒天下之大不韪，于1月14日，即为周恩来举行追悼会的前一天，竟然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位置发表《大辩论带来大变化》。该文强奸民意，劈头就说“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还说什么“清华大学这场斗争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支持”。“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人民愤怒的抗议。1976年1月15日下午3时，周恩来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以周恩来为榜样，化悲痛为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邓小平致悼词一举，使得全国人民的心中油然产生了某种希望。但他们很快就认识到，这只不过是一种善良的愿望而已。更强劲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浪潮正同“批邓”联结在一起而掀起。
二、“批邓”、“反周”激起举国义愤
周恩来治丧活动结束后，中央政治局即继续开会批评邓小平。这时，江、张、姚、王以为周死邓倒，王洪文可以主持中央工作，而总理一职非张春桥莫属。上海、北京、天津、辽宁三市一省带头打报告，要求张春桥当总理。上海的党羽迫不及待地大树所谓“张春桥思想”。1月21日、28日，毛泽东两次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工作。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的1976年1号文件。张春桥写《1976年2月3日有感》宣泄怨愤，图谋篡权，要把“新桃换旧符”的心机暴露无遗。
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以后，继续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2月5日，中共中央通知，将1975年11月26日发出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扩大传达到党内外群众。从2月6日起，分三批召开各省、市、区和各大军区负责同志“打招呼”会议。3月3日第三批打招呼会议结束时，将《毛主席重要指示》和华国锋2月25日第一、二批打招呼会结束时的讲话分别以中央文件形式发到县、团级。这样，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就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在打招呼会议期间，“四人帮”利用各种机会，丧心病狂地攻击邓小平。张春桥诬蔑邓小平是“垄断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比蒋介石还厉害”，说邓“对内搞修正主义，对外搞投降主义”。江青诬陷邓小平“上欺主席，下压政治局”，“搞复辟倒退”，“为叛徒翻案”。3月2日，又擅自召集参加第三批打招呼会议的12个省、自治区同志开会，诬陷、攻击邓小平是“谣言店的总经理”、“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大汉奸”、“法西斯”、“反革命两面派”。3月26日，“四人帮”又利用中央政治局听取清华大学运动情况汇报之机，围攻邓小平;诽谤邓小平“是党内外一切新老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的总代表”。
第一批来京开会的、“四人帮”认为“问题多”的5个省的第一书记，1975年参加讨论工业“二十条”的12个省、区的第一书记，积极支持邓小平进行整顿的胡乔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胡耀邦(科学院)、周荣鑫(教育部)、万里(铁道部)、张爱萍(国防科委)等负责人，都成了批判和揪斗的重点对象。身患重病的教育部长周荣鑫被迫出院，自1月以来，接受追查、批判50多次。4月12日上午在追查会上当场晕厥，13日凌晨去世。
“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全部开动起来。从1976年1月开始，报刊上充斥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其气势不亚于“文化大革命”初期“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时候。所有这些文章都颠倒黑白，把邓小平主持的各条战线的整顿诬蔑为“右倾翻案风”，把邓小平主持制定的文件、条例诬蔑为“复辟纲领”，还从“批邓”概括出所谓“从民主派到走资派”的公式，为“层层揪”走资派、从上到下打倒老干部制造理论根据。而“至今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派”公开地成了邓小平的代名词。江青、张春桥还在2月初布置文艺作品要写“与走资派斗争”的主题，要拍20部这类电影。于是影片《反击》、《盛大的节日》、《欢腾的小凉河》等阴谋文艺的代表作不断炮制出来。但是，不论“四人帮”怎样拼命鼓噪，应者寥寥。相反，人民的不满和愤怒，通过各种方式宣泄出来，汇成反对“四人帮”的浪潮。
2月中旬，北京街头出现传单，指“张、江、姚是林彪式的小舰队，是陈伯达式的政治骗子”，号召“全国人民紧急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向叛徒、野心家、阴谋家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之流进行坚决斗争!”3月，一份假托的《总理遗言》广为流传，“遗言”赞扬“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对王、张、江、姚等则一一给予批评。2月上旬到3月初，全国许多城市都出现大标语、大字报、传单，指责、批判“四人帮”。有些县、市还出现公开揭露“四人帮”罪行的街头演说。共和国的主人行动起来，要用自己的力量阻挡阴谋家、野心家篡权!
3月5日，上海《文汇报》登载新华社电讯稿时，把文中引用的当年周恩来关于学习雷锋题词的四句话删掉。这一“反周”事件，激起举国义愤，万众讨伐，成为四五运动的导火线。
这时，离清明节不远了。3月19日，北京牛坊小学学生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上了第一个悼念周总理的花圈。3月24日，南京江苏新医学院的师生抬着花圈游行至雨花台，在革命烈士纪念碑前举行了悼念周总理的仪式。第二天又在新街口贴出“誓死捍卫敬爱的周总理”等大标语。他们的行动推动了南京群众运动的发展。
就在3月25日这一天，《文汇报》第一版的新闻《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中，出现了“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这样的语句。读者立即敏锐地感觉到，这是明目张胆地把“党内那个走资派”的帽子扣到周恩来的头上。《文汇报》这篇新闻，把一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伟大的群众抗议运动之火点燃起来了。南京最热闹的新街口和鼓楼广场贴满了标语、口号：“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上台!”3月28日是星期天，南京大学数学系400多名师生上街游行，到梅园新村周恩来旧居庄严宣誓，沿途许多工人、学生、干部加入，汇成巨大的示威洪流。3月30日晨，南大学生在铁路工人支持下，用柏油和白漆把“警惕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谁反对周总理全党共诛之!”等大标语刷在列车车厢上，让奔驰的列车把战斗的号召带到北京，带到上海，带到全国各地。几天来，到梅园新村悼念周总理的人流，不分昼夜，绵延不绝。抬着花圈列队游行去雨花台的，每天多达5万人左右，道路被挤得水泄不通。3月31日，南京汽车厂制泵分厂职工，在新街口东侧最醒目的地方，贴出一条大标语：“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直接点明斗争目标，把南京的群众运动推到了高潮。
南京事件是四五运动的前奏。正当“四人帮”费尽心机要把它压制下去的时候，它所点燃的烈火已经在天安门广场上冲天而起了。
三、天安门事件
临近清明节，北京市总工会29人于1976年3月30日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贴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悼词。江苏省公安局上访人员在纪念碑上献上了一个花圈。一夜过后，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放满了花圈。数不清的悼词、诗歌、小字报，出现在纪念碑上，花圈丛中。4月1日，天安门到处是悼念周恩来的人群。真是“天安门前花似雪，纪念碑下泪如雨”。广场成了悼念周恩来的灵堂，斥责“四人帮”的法庭。
4月2日清晨，北京出现第一支游行队伍中国科学院109厂职工，用四辆卡车开道，抬着四个大花圈和四块木制大诗牌，走进天安门广场。他们把诗牌放在纪念碑碑座的最高处，上面写着：“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几乎同一时间，北京重型电机厂工人把他们制作的第一个钢铁花圈送到了天安门广场。这天，北京各单位普遍传达上面关于南京事件的电话通知，说“清明节是鬼节”，“送花圈是四旧”，并警告人们“天安门有反革命分子捣乱”，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首都人民蔑视这些警告、阻挠，继续涌向天安门广场。人们发出了“民心不可侮，党心不可欺”、“反周民必反，批邓民不依”的呐喊。诗牌、挽联、传单数量猛增，揭露、嘲笑、咒骂“四人帮”的诗词越来越多。“妖魔”、“鬼蜮”、“豺狼”和“野心家”、“阴谋家”等成了“四人帮”的代名词;“白骨精”就是对江青的专用语。
4月3日，天色阴沉，细雨蒙蒙。无数支送花圈的人流从四面八方涌进天安门广场。纪念碑的基座被花圈堆满了，便向周围的广场扩展。到了晚上，送来的花圈又比白天增加几倍。数不清的诗词、挽联、悼文及传单遍布广场。人们大声朗诵，俯首抄写。“北京工人”的一篇悼念短文，贴在纪念碑东侧，被诵读了几十遍、几百遍。清华学生写的《献上一朵素洁的白花》，几千人聚集广场中央反复齐声朗诵。还有人把悼念周总理的诗词谱成歌曲，在广场教唱。天安门广场上出现了万人大合唱的动人心魄的场面。
这一天，在王洪文指令下，公安部门出动便衣，拍照，跟踪，绑架。到夜间，在天安门广场被抓捕的群众已达26人。
4月4日是丙辰年清明节，又逢星期天，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运动达到高潮。这天，来到广场的群众达几十万人。整个广场淹没在人潮花海之中。各式各样精致的花圈从天安门城楼前面一直排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南端。纪念碑四周的青松树林、翠柏篱墙，系满了朵朵小白花，宛如覆盖着一层白雪。纪念碑上，周恩来的巨幅画像，安放在“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这一行耀眼的大字之下。画像下面，用大朵白花镶边的黑布上，横排四个大字：“民族英魂”。13块方框大匾悬挂在纪念碑前的13根旗杆上，“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13个大字横贯天安门广场。空中，两串黄色气球悬带两根白色飘带，一边写着“怀念总理”，一边写着“革命到底”。在阴沉的天色下，天安门广场显得格外肃穆，格外悲壮。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之下，诗词成了群众表达和交流内心情感、意志和愿望的最好样式。向来有诗国之称的中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这样动人心魄、这样气壮山河的伟大的诗歌运动。人们写诗填词，朗诵传抄，倾泻缅怀周总理、痛斥“四人帮”的感情，抒发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追求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渴望。一首诗写道：“我们信仰马列主义，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另一首词中写道：“四个现代化，‘两步’走到底。遗愿化为宏图日，国祭告总理。”诗歌的汪洋大海，使“四人帮”陷入灭顶之灾。“四人帮”篡党夺权首先从文艺战线开刀，人民则用文艺的铁锤敲响了他们的丧钟。
4月4日晚上9点，纪念碑西南角出现名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传单，几千人围着听一名女战士朗诵。这份传单，虽然史实不很准确，却表达了人民对这段历史的评价，反映了人民对江青一伙的憎恶，对邓小平重新主持中央工作的期望。人们听了一遍还嫌不过瘾，要求再念一遍。许多人打亮手电照明，连续读了五遍才歇。在丙辰清明之夜的广场上，由朗读这份传单形成了一个怀念周总理，拥护邓小平，声讨“四人帮”的高潮。
这时，主持政治局工作的华国锋正在人民大会堂召集部分在京政治局委员举行紧急会议，研究连日来的情况，分析性质，讨论对策。会议认为在天安门前聚集那么多群众，公开发表“反革命”演说，这种场面是建国以来所未曾见过的。不仅北京有，全国不少地方都有。其性质“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是有计划有组织的。“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是“利用死人压活人，利用周总理在群众中的威望来为邓小平效劳”，“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还毫无根据地断定“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会议决定采取紧急措施，应付“更大事端”，其中包括从当晚开始清场，把天安门广场的花圈送八宝山，组织公安机关破案抓捕群众，布置工人民兵和公安人员出动，要围住纪念碑，阻止群众去送花圈。4月5日晨6时，革命群众继续涌向天安门。发现花圈被收走了，诗词被撕掉了，挽联、条幅都不见了，纪念碑周围是三道戒备森严的封锁线，又听说有些人被抓了，异常气愤。9点左右，人群聚集人民大会堂东门口，要求“还我花圈”、“还我战友”，高呼“人民万岁”等口号。中午，愤怒的群众把设在广场东南角小楼的“工人民兵指挥部”的几辆汽车和公安部门的“广播宣传车”推翻烧着了。下午5时许，指挥部小楼起火。群众和民兵、警察发生冲突，互相都有受伤的。政治局一部分人在人民大会堂注视着广场事态的变化。在下午的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竟当面骂邓小平“你就是纳吉”。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出面讲话，然后动用民兵清场。
晚上6点半起，反复广播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录音讲话，声称近几天来，“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要求“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3个小时以后，广场上突然灯火通明，预先埋伏在广场四周的民兵、警察和警卫部队一齐出动，封锁了天安门广场。他们手持木棍，包围、殴打手无寸铁的群众。一二百人被打伤，200多人被抓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内，其中近40人于6日晨被投进了监狱。
4月5日天安门广场镇压革命群众以后，华国锋即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北京市委汇报，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会议认为“四五”群众抗议行动“是反革命暴乱性质”，建议北京市委立即把这两天的情况写成材料，中央尽快通报全国。还要求注意侦察线索，揪出地下司令部。会议开到4月6日凌晨2点左右。凌晨3时，毛远新写成给毛泽东的书面报告。毛当天下午6时写下批语，赞同政治局的处理。4月7日上午，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请示。毛同意公开发表记者的所谓“现场报道”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广播讲话。毛表示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他提出：华国锋任总理。要毛远新马上向政治局传达他的指示，并指明不找邓小平、叶剑英、苏振华三人参加政治局会议。当天下午，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政治局讨论情况，请求晚上广播中共中央两个决议。毛说：还要华任党第一副主席，写在决议上。当晚中央政治局开会，宣读并通过了中共中央两个决议。第一个决议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第二个决议说，“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一个小时以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即向全国广播了这两个决议。同时广播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广播讲话和第二天见报的《人民日报》记者采写的所谓“现场报道”。
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四五运动一时被镇压了下去，但它在全国人民心中燃起的火焰是扑不灭的。这个群众运动为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四、多难之秋
天安门事件被镇压以后，“四人帮”在全国掀起了更大规模的“批邓”运动。在连篇累牍的报道、社论、批判文章中，他们把“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帽子扣在邓小平的头上，说邓小平“就是这次大刮右倾翻案风，直至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挂帅人物”。他们指责：“‘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翻案复辟的政治纲领”;“争夺思想阵地”是“舆论准备”;“首先抓班子”是“组织措施”;“全面整顿”是“行动部署”。反复论证“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论断，宣扬“从民主派到走资派”的公式，宣传“走资派还在走”，号召“层层揪”走资派。“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又一次造成巨大的灾难。在运动的冲击下，各方面整顿中断，已经纠正的错误又被恢复，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又被打乱，全国又一次陷入动乱之中。许多地方组织瘫痪，秩序混乱，人心涣散，生产下降。有些地区重又出现派性斗争甚至武斗。严重影响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1976年1月～5月，钢欠产123万吨，化肥、棉纱等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也大量欠产，铁路交通重又严重堵塞，影响市场少供应商品14亿元，影响财政减收20亿元，原订的1976年国民经济计划已经不可能完成。
5月以后，灾难接踵而至。
6月起，毛泽东病情沉重。毛同守护身边的华国锋、王洪文等谈话，说我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几十年，把他赶到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并说，这两件事都没有做完。这笔遗产将移交到下一代去了。交班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
7月1日，遵义会议后曾长期在党中央负总责的马列主义理论家张闻天在江苏无锡含冤逝世。
没过几天，7月6日，深受全国人民爱戴的党、国家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朱德与世长辞。
人们还没有从忧伤中摆脱出来，巨大的天灾又接踵而至。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里氏7.8级强烈地震，震中烈度达11度。有100万人口的唐山市顿时夷为一片废墟。北京、天津也有较强震感。从唐山大地震以后，为了防地震，首都北京从上到下，以及全国17个省市数亿城镇居民，都离开居室，住到临时搭起的防震棚里，人心惶惶，终日不安。
可是，“四人帮”却全然不顾国家的灾难，人民的安危，反而攻击党中央、国务院“以抗震救灾压革命、压批邓”，甚至说：“整个唐山才100万人口，全国有8亿人口，有960万平方公里，抹掉个唐山算得了什么!”在思想上、政治上，他们又掀起了一个以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为主要内容的“批邓”新浪潮。他们把邓小平领导1975年整顿中形成的三个文件《论总纲》、《科学院汇报提纲》和《工业二十条》诬蔑为“三株大毒草”，印成三本小册子，发行七八千万册，发动一个批判的“新高潮”。“四人帮”得意忘形，说三个小册子是“不用中央名义的中央文件”，发行三个小册子，标志着“无产阶级同走资派的斗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可是，历史同这伙倒行逆施的小丑开了一个大玩笑。与“四人帮”的主观愿望相反，他们在“文化大革命”第十年发动的这一场批判运动，不但没有把他们推上党和国家权力的顶端，反而加速了他们的灭亡。1976年9月9日，哀乐声中传出不幸的消息：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全国政协名誉主席毛泽东，“在患病后经过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在北京逝世”。
这噩耗对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犹如晴天霹雳。神州大地在1975年经历的灾难太多太大了!1月周总理逝世，4月天安门事件，7月朱德委员长逝世，唐山大地震，人们还没有缓过气来，毛泽东主席又与世长辞了，全国人民怎能不泪雨如注，愁绪万千呢!“毛主席啊，没有你老人家，中国怎么办啊?……”许多人失声痛哭，反复呼号的这句话，道出了当时全国上下的情绪。在当时，人们并不知道毛泽东生前对江青、对“四人帮”有很多严厉的批评。当然，也很难设想，在毛泽东逝世后，就会出现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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