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十年前由以地质、电机、石油、无线电等各种理工“工程师”为主的国务院班子相比,李克强领导的新一届内阁成员社科色彩浓厚,其中半数以上出身经济,李克强更是位科班的经济学博士。尽管如此,外界对他们治下的中国经济仍旧充满疑虑,惠誉近日甚至毫不留情的下调了中国的信用评级,这在1999年以来尚属首次。评级被下调的背后则是对中国庞大的地方性债务的担忧。
李克强本月17日在政府会议上明确点明“有效防范地方政府性债务、信贷等方面存在的风险。”与此同时,政府的金融监管机构连发多文要求规范地方债。从中不难解读出争论多年的中国地方债问题已经相当严峻。然而,李克强的政治梦想是希望通过新型城镇化来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但这一过程的推进会直接受制于目前庞大的地方债务,何况推进城镇化本身就要新增相当的地方债务。目前,比较突出的地方性债务主要以市县级平台为主,这一轮城镇化也主要是县镇一级,规模继续扩大在所难免。如何权衡和拿捏好城镇化和地方债之间的关系,正考验着李克强领导的新经济班底的成色。
算不清的糊涂账
所谓地方债,一般来讲凡属地方政府发行的公债称为地方公债简称“地方债”。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国许多地方政府为了筹集公共建设资金,都曾经发行过地方债券,有的甚至是无息的,以支援国家建设的名义摊派给各单位。但到了 1993年,这一行为被国务院制止,原因是对地方政府承付的兑现能力有所怀疑。
从那时开始,地方政府将原先的直接发债,改为“借壳”,通过成立有特殊目的的实体机构来发行债券,最常用的方式是“平台贷款”,继续为基础设施项目融资。目前媒体和学者口中所说的地方债其实都指的是“地方性债务”。它指的是地方政府和所属机构为公共或公益性项目建设直接借入、拖欠或因提供担保、回购等信用支持形成的债务,一般包含,政府负有直接偿还责任的债务、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或有债务以及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其他相关债务。为应对金融危机,温家宝主掌的国务院推出“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此举在帮助中国经济脱困的同时也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在“四万亿时代”过后,以平台贷款为主的地方债务风险,成为盘旋在中国金融体系上空的一层巨大“黑云”,惠誉调降中国信用评级不过是国内外忧虑情绪的最新反映。
中国的地方债务规模到底有多大? 2011年6月,国家审计署发布了有史以来最权威的一份地方债务统计报告,据其披露,截至2010年末中国地方债余额为10.7万亿元,规模之大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到了2013年,这一数据又增长到了多少?近期包括华泰证券、招商证券和平安证券等机构纷纷进行了测算,对于15万亿左右的地方债规模基本形成共识。
相比中央政府债务,地方政府债务某种程度上既是“糊涂账”,也是“黑匣子”,没有人知道规模究竟有多大,也没有人了解这些钱的确切去向。究其原因,很重要一点在于由于地方政府没有合法的举债权力,加上普遍政企不分,人们很难界定地方政府债务的范畴,对其统计就难上加难。一个例证是,仅仅对于地方融资平台和城投债的界定,就五花八门。2011年,审计署和银监会均发布了平台贷款的统计数据,前者认为不到5万亿,银监会的口径是9万多亿;至于城投债规模,从来都是众说纷纭,广义狭义出入甚大。在刚刚结束的博鳌亚洲论坛上,财政部原部长项怀诚认为,地方政府债务的透明度不高,不是那么容易说清楚,他的估计是超过20万亿元。
实际上,无论官方还是民间,这些统计均着眼于省市县三级政府,而对于基层的乡村债务并未覆盖。去年9月份,海通证券在总结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指出,2010年末中国乡村两级的债务约1.68万亿元,而且“这一估计仍然相对保守”。“软着陆”跑道上的定时炸弹
如此规模巨大的债务,将成为一颗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定时炸弹。在审计人员的眼中,中国地方政府不断举债的做法已经“离开可控的范围”。一家中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信永中和(ShineWing)的董事长张克向媒体表示,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可能引发比美国住宅市场崩溃更大的金融危机”。该报发表文章称,张克的担忧意味着,他已基本上不再为地方政府的债券发行“背书”。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评级机构和投资银行都已表示对中国政府债务感到担忧。但是,中国金融业的一名体制内人物(张克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副会长)发表如此严厉的言论实属罕见。张克表示:“危机是或然的。(但)因为债是滚动、长期的,因此爆发时间不确定。”
早在2004年,中国政府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官方新闻媒体中新社2004年援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位专家报道称:“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实际上已经超过金融风险,成为威胁中国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头号杀手……中国地方政府所负债务的种类之多,负担之重,已超出一般人想象,如何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时过近十年,中国地方债务风险愈演愈烈。
李克强所提倡的“新型城镇化”也难免会是使原本陷入隐忧的地方债务再次冲动。内地财经分析人士预计,2013年基建投资在稳增长过程中仍将起到主要作用。其中,城投类债券的规模很可能快速增长。这些债务主要以市县级平台为主。而种种迹象显示,新一轮的城镇化不同于以往的城市化,落实政策的主体主要集中在县镇一级,如此一来,地方债规模的继续扩大似乎在所难免。
有大陆经济学家向表示,“这种多年来累积的地方债风险已经无以复加,不下决心解决,则很可能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可怕的定时炸弹,炸掉中国经济的未来。”更严重的是,相比经济领域的危机,有评论认为,这些债务黑洞背后的政治问题可能更严重,包括中国对地方监督不足,地方为冲政绩博上位,财务意识薄弱,一有机会便搞形象工程;甚至有些人在这一过程中以成立地方融资平台之名,上下其手贪污腐败。若中国不加快推行政治行政改革,加强中国对地方的监督、强化地方施政、打击贪污腐败,类似的地方债务危机,便会以另一种形式爆发,威胁经济及金融稳定。对于李克强来说,如何收拾这些遗留下来的“大麻烦”,比寻找合适的改革路径释放新经济活力更为迫切和棘手,他领导的新内阁准备好应这个棘手问题了吗?
解决地方债亟待“拆弹部队”
从公共广场到道路修缮,许多地方政府投资于回报平平的项目,因此只能依靠“发新债还旧债”的方法来偿还债权人。总有一天,这种循环无法继续。在城镇化这一大蓝图下,李克强面对的不仅是“三农问题”,更要面对城镇化过程中“钱”的问题,既要保障城镇化过程中充足的资金供给,同时要防范新的地方性债务风险。他的经济学导师厉以宁在3月初警告,中国经济面临最大的风险在金融领域,金融风险主要来自于城镇化过程中,地方投资的过剩和产能过剩所带来的债务风险。
在诸多化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的建议中,“慢慢来”的思路占据了主流。也就是说,目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面临到期还款问题需要“慢慢来”,以免资金链断裂,特别是对基建类投资项目在暂时还没有现金流产生的时候,适当允许借新还旧或展期(往后拖延预定的日期)。而且,现在还有一种危险的倾向,就是业界不断为地方融资平台辩解其合理性与风险可控。
这种思维背后反映的是人们畏惧危机并将风险合理化的心理抚慰过程而非现实。比如,一种主流观点将地方融资平台风险视为分税制的结果,即地方政府“事权大、财权小”,这种说法暗示中央政府也是风险制造者,从而要求得到宽恕和援助。但事实上,地方政府如此大规模、长时期的基础设施建设并非在其“事权”之内,他们应该投入的民生与社会保障项目则被长期忽略。
很多评论指,中国的改革主要特征是渐进性,一般遵循先易后难的程序,慢慢推进改革,这虽然不一定能提高改革效率,但的确减少了风险。这在初始阶段是正确的做法,但在改革后期则是灾难。因为它将最艰难的改革放在了后面,而且随着外在条件的不断变化,制造了更多新矛盾,以至于问题堆积如山,改革无法推进,从而失去了“慢慢来”的环境。事实上,中国改革“慢慢来”的空间越来越小。坦率地说,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正在强化,以一场“着陆”为代价的转型迫在眉睫。但是,畏惧“着陆”的想法正在鼓励经济政策做表面的努力,这种拖延实际上加深了失衡程度。比如抑制通胀依靠刺激猪肉供给或限价,而不是实质紧缩货币;打击地产泡沫使用限购政策而非改革土地政策并向投机者征税等,地方融资平台治理“慢慢来”是最新的一例。由于牵扯到十几万亿之巨的规模以及金融安全,“慢慢来”体现的谨慎是可取的,但并不意味着可以拖延。
要解决地方债务的问题,新内阁须扮演好“拆弹部队”的角色。分析人士认为,李克强领导的新班子有必要对地方融资平台及时制定一个更为详尽的方案,这个方案以防范而不是鼓励风险为主,它应有效的限制地方政府继续轻率的投资,并要求它们承诺削减不必要的开支用于债务偿还。任何要求中央财政或银行继续埋单的做法,只会继续鼓励地方政府继续冒险,因此,应尽可能的引入社会和民间资金等来解决资金紧张问题,相对于银行,民间资金对风险控制要求更加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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