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顿党风是中共统一思想的惯用手段。自毛泽东延安整风以来，整党已经成为中共领导人的传统。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4月19日主持政治局会议，决定从2013年下半年起，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党自上而下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意味习近平接班后首次整党活动即将展开。在这里，盘点了中共历史上13次的整风整党运动。对中共而言，历次整党运动，既留下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留下了不少值得深思的沉痛教训。
1941—1945年的延安整风
第一次是1941年至1945年的整风，史称“延安整风”。20世纪40年代初，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极其艰难困苦的重要发展时期。领导人民夺取抗战全面胜利，进而推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顺利进行，客观上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坚强党的领导。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经遵义会议所纠正的王明的“左”倾思想尚未得到系统、彻底清理，继续对党的建设产生着不利影响。同时，因抗战期间党的组织的迅猛发展，出身于农民、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阶级的大批新党员进入党内，影响着党组织的政治统一和思想纯洁。一些党组织和干部因多种原因出现了思想不纯、作风不正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加强党的建设，确保党的使命任务的完成，党中央逐步形成并确立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思想。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演讲，尖锐批评了党内严重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的不良倾向，发起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9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中央领导层的整风由此开始。1942年2月1日和8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及中宣部和中央出版局联合召开的干部大会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明确指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这场有领导、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的全党的普遍整风运动由此开始。这次整风以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扩大）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标志圆满结束。延安整风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用整风方法加强自身建设的有益探索，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一次普遍、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思想建党实践。通过延安整风，中共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进一步增强了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为党的七大的召开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党所领导的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作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1947—1948年的土改整党
抗日战争结束后，全国的民主革命掀起了新高潮。适应这一形势，1946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1947年下半年，党中央又颁发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确保党的土改政策全面落实，确保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是当时形势下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随着解放区的扩大，党的队伍不断发展，到1947年，全党党员人数已达270万。党的一些组织包括许多党员领导干部，对这一形势的转变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出现了思想不纯、组织不纯和官僚主义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党的土改政策的落实。
而在党的农村基层组织中，少数地富分子和流氓无产者趁机混进党内，有的甚至把持了基层党政权力。1947年9月，党中央决定结合土地改革进行整党。这次整党的主要内容是“三查三整”（三查即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即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在军队，整党活动是结合全军性的以“诉苦”和“三查”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进行的。通过这次整党，提高了全党的思想理论和政策水平，纯洁了党的组织，改善了党群关系，充分调动了党内外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促进了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为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次整党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是整党之初，一度出现党内斗争过火的倾向。这一倾向在全面整党开始后不久被迅速纠正。
1950年的整党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掌政权，担负着恢复发展国民经济，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等各种繁重而复杂的任务。随着形势的迅速发展和工作环境的日益复杂，在党的一些领导干部甚至负有相当领导责任的干部中出现了各种不良的思想倾向和工作作风：有的干部在革命胜利后产生了骄傲自满、功臣自居的情绪，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看不起党外人士，不愿意或不善于与党外群众以及民主人士合作；一些领导干部由于刚从农村进入城市，还未从战争环境中转变过来，仍把农村斗争和军队管理的方式照搬到城市和经济工作中，产生了严重的命令主义作风，在工作中不依靠群众，不用说服而是用粗暴的方法来完成任务，不深入实际了解情况却乱下命令，甚至乱打人、乱扣人，横行霸道；有的干部甚至贪污腐化、违法乱纪，严重影响了党与人民政府的威信，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不满。
面对刚刚执政就出现的这些问题，党中央十分警觉。1950年4月，毛泽东指出：整训干部已经成了极端迫切的任务。1950年5月，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全军中进行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以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根据中央的部署，这次整风的重点主要是整顿各级领导干部的作风，中心问题是解决党群关系问题。从6月开始，各地党组织根据中央的布置，着重整顿了各级领导机关干部的工作作风。整个运动于1950年底基本结束，历时半年。这次整风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进行的第一次整风运动。运动紧紧抓住解决领导作风上的问题，贯彻了领导干部带头，亲自动手，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干部中的骄傲自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有了较大克服，密切了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加强了同民主人士的合作，增强了党内外的团结，少数党员干部的贪污腐化行为得到了揭发和严肃处理。
1951—1954年的整党
由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党员队伍不断扩大，其中1949年一年里，党员人数增加了140万，到1951年4月，党员总数已达到580万人。但在这支队伍中，存在着一些问题：有些党员认为革命胜利了就是中国革命已经完成，因而不想继续革命，而只想发展个人事业，享受革命果实；有些党员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所应有的阶级立场和组织观念，不求上进，个人主义，脱离群众等；在新党员中，许多人还未来得及给予有计划的教育训练，并且还有少数投机分子和坏分子乘机混入党内，造成思想、作风和组织上的不纯现象。
为了纯洁党的组织，提高党的战斗力，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在完成了针对领导干部的整风后，1951年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用3年时间对党的基层组织有计划、有准备、有领导地进行一次普遍的整顿。3月28日至4月9日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和《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员的八项标准，以此在全党进行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
10月，中央又作出关于接收新党员的规定。
这是建国后的第一次整党运动，从1951年5月开始到1954年结束。具有以下三个特点：（1）整党结合各项政治运动和工作任务进行，各不同部门支部整顿的重点不同。机关支部的整顿是与“三反”运动、总结工作、整顿队伍、干部鉴定等工作结合进行的。（2）整党与建党相结合。各地党组织根据中央的指导方针，制定了建党计划。对于要求入党和愿意接受党的教育的积极分子，首先进行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系统教育，并经过审慎的选择，将符合党员条件的人接收入党。（3）整党与“三反”运动相结合。1951年12月，党中央在党政军机关干部内部开展了“三反”运动。1952年2月和5月，党中央先后指示整党和“三反”运动结合。在“三反”运动基础上，整党运动中清除了张子善、刘青山等一批贪污蜕化分子和各种坏分子。
到1954年9月，原25万个支部中有22万个整顿完毕，其余3万个支部到1955年结束整顿。通过这次整党，纯洁了党的组织，壮大了党的力量，端正了党员思想作风，密切了党群关系。1957年的开门整风
1956年下半年，就在全党全面贯彻八大路线的时刻，国际国内形势出现了一些新动向。国际上，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秘密报告，第一次揭露出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弊端，在社会主义国家引起了连锁反应，东欧一些国家政局动荡，招致一些帝国主义分子开始提出“和平演变”的战略；在国内，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由于社会的变动和经济建设的冒进，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同时，党内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现象有所滋长，人民内部矛盾开始突出。
这些政治动向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1956年11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宣布，中国共产党准备在1957年开展一场整风运动，整顿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指出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4月27日，党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1日在报纸上公开发表。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标志着整风运动的开始。
这次整风采取了开门整风的形式，发动党外群众对共产党提出批评和建议。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各类座谈会上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其中绝大部分是正确和中肯的，也有少数直接针对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和党中央领导的过激言论。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指示，整风的指导思想开始发生变化。6月8日，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整风运动开始转向反右斗争，并逐步扩大化。到1958年7月，历时一年多的整风运动基本结束。
这次整风运动提出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并在党内和全国人民中进行坚持社会主义的教育，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对当时阶级斗争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导致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并掩盖了整风要解决的党内问题，使整风受到影响。1963—1966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2年8月，我国国民经济的调整已经完成，达到了预定目标，但党中央没有对“大跃进”以来“左”的指导思想进行彻底纠正和批判，对国际上修正主义的批判却在不断深入。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形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会后，按照毛泽东阶级斗争的理论，在国际上开展反修斗争的同时，在国内逐步开展“防修”工作。
具体地说，就是从1963年春到1966年春，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单位展开社会主义教育，农村开展“四清”运动（即清账、清仓、清财务、清工分），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
这次运动开始时，并没有明确提出整党的任务。但到1963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制定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中，才开始把整顿农村党的基层组织作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中的规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进行十二项工作，其中第九项就是整顿党的基层组织，这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二阶段组织建设的重要任务。1965年初，中央发布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规定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律简称“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队伍。明确把“清组织”（即整党）作为“四清”任务之一，强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次整党是在“左”的阶级斗争错误理论指导下进行的，结果，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扩大了打击面，破坏了党内民主，同时也把广大党员的思想引向了“左”的错误方向。1969—1971年的整党建党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在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以后，某些党政机关尤其是文教部门就受到了冲击，难以正常工作。1966年10月毛泽东批示的“紧急指示”为全国“踢开党委闹革命”提供了依据，党委的领导被取消，到1966年底，全国除解放军野战部队外，各级党政组织陷入难以运转的瘫痪或半瘫痪状态。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曾多次谈到整党建党问题。1967年10月他对青海省关于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请示，作了批示，指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要求，被称作“五十字”建党大纲，成为后来整党建党运动的方针。同年11月5日，在一次关于召开九大和整党问题的谈话中，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并提出党要“吐故纳新”。他在阐述人体的“吐故纳新”的机能后说：“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全国各地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导思想，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基础上，开始了整党建党工作。整党建党从1968年10月开始试点，九大后全面铺开，到1972年底结束。
应当说，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特殊历史条件下，通过这次整党建党，重新建立了自“文革”开始以后就被破坏了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恢复了大多数党员中断两年多的组织生活。这对稳定局势，推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不可忽视和否认的是，由于这次整党建党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开展的，因此它带有过去历次整党所没有的一些不正常的特点：如以“左”倾错误理论和方针作为指导；以“重新建党”为目的；以“左”的典型为“样板”等等。因此，这次整党建党既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又给执政党建设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后果。1983—1987年的全面整党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得到了初步的整顿，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由于当时中共在一系列紧张工作的过程中，还来不及针对党在思想、作风、组织各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整顿，十年内乱的流毒还没有完全肃清。
因此，党内仍然存在着一些严重的不良倾向。其主要表现是：在思想理论上，有些党员对拨乱反正的伟大意义缺乏认识，还没有站到马克思主义路线的立场上来；有些党员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原则和优越性、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认识模糊，思想混乱。在作风纪律上，有些党员和党员干部组织观念淡薄，纪律松弛，精神不振，无所作为，起不到先锋模范作用；有些党员和党员干部个人主义思想严重，为谋求个人和小团体的利益，甚至不惜采取各种手段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走上犯罪道路。在组织上，有些党组织软弱涣散，甚至处于瘫痪状态；特别是“三种人”（即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清理。这种思想、作风、组织上的严重不纯，对党的危害极大，必须坚决有效地加以整顿。
因此，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从1983年下半年开始，用三年的时间对党的作风和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这次整党从1983年11月陆续开始，到1987年3、4月间结束。
这次整党没有采取大轰大嗡、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成功地避免了以往政治运动中盛行的“左”的做法，并且始终注意了正确处理整党工作同改革、建设工作的关系，做到了互相结合、互相促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通过整党运动，全党在思想、作风、纪律、组织四个方面，都比以前有了不同的进步。1998—2000年的“三讲”集中教育
中国的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后，经济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国际局势出现种种新的变动，面临着各种机遇和挑战，以及可能的风险和困难。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肩负着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重任。中共的领导干部队伍总体上是好的，是不断进步的，但是，党内尤其是领导干部中在党性党风方面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还不适应或不完全适应形势和任务的要求。
1995年11月8日，江泽民在北京视察工作时，针对干部队伍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提出，对干部进行教育中，要强调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1998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在全党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的通知》中明确提出：“今明两年要集中一段时间，在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中深入进行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11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的意见》，要求通过“三讲”教育推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五大精神，并对这次活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基本原则、方式方法作了明确的规定。随后，全党范围内的“三讲”活动开始全面展开。
这次“三讲”集中教育，从1998年11月开始到2000年12月结束。全国参加“三讲”教育的党政领导干部共70万人，直接参加听动员报告、填写征求意见表、民主测评和帮助整改的干部群众有500万人以上。
“三讲”集中教育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又摒弃了历史上的整风常常发生的“左”的、伤害同志的、挫伤党员干部积极性的种种弊端。通过这次“三讲”教育，党的领导干部普遍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提高了学习理论、增强党性锻炼的自觉性，进一步明确了前进的方向；增强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提高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自觉性；普遍受到了一次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再教育，强化了坚持和实践党的根本宗旨的意识，促进了作风的转变和拒腐防变自觉性的提高；普遍经受了一次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自觉性和解决领导班子自身问题的能力有了提高；普遍增强了党要管党、书记带头抓党建的意识，提高了治党的能力和水平。从总体上看，这次“三讲”教育在总结和继承以往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在探索一条不搞政治运动、妥善解决党内问题、提高干部素质的新路子上迈出了新的步伐，创造和积累了一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经验。这是一次比较成功的实践，对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和继续保持党的先进性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2000—2002年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强和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切实解决农村存在的突出问题，确保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三中、五中全会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农业和农村各项工作任务的落实，2000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在农村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的意见》，决定从2000年冬2001年春开始，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县（市）部门、乡镇、村领导班子和基层干部中，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
从2000年12月开始，农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在全国各地陆续展开。这次学习教育活动以“坚持学习教育与推动农村工作相结合；坚持正面教育、自我教育为主；坚持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坚持上下结合，综合治理，标本兼治”为原则，通过学习教育活动，达到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要有新进展；减轻农民负担要切实见到成效；基层干部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要有明显改进；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要进一步加强的基本要求。学习教育活动的重点放在乡镇和县（市）部门，首先在这一级开展，逐步扩大到村一级班子和部门驻乡镇单位。大体可分为3个阶段：学习培训、对照检查、整改提高。
到2002年5月，学习教育活动基本结束。在整个学习教育活动期间，全国共举办培训班11.4万期，省市县三级领导干部讲课7.5万场（次），共培训学习教育对象2000多万人（次）。学习教育活动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基本达到了中央关于“让干部受教育、使农民得实惠”的要求，促进了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成为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落实到农村基层的一次成功实践。这次学习教育活动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推动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与时俱进的有益探索。2005—2006年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根据党的十六大的部署，2004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见》，决定从2005年1月开始，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在全党开展一次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这是党为确保始终站在时代前列、更好地肩负历史使命，而采取的旨在进一步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大举措。2006年6月30日，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发表讲话，全面总结了党成立以来保持和发展先进性的丰富经验，以及先进性教育活动的丰硕成果。
2008—2010年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根据党的十七大的部署，2008年9月开始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9月l9日，胡锦涛在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学习实践活动总的要求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组织广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领导干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党员干部受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人民群众得实惠使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并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牢牢把握中央提出的坚持解放思想、突出实践特色、贯彻群众路线、正面教育为主的原则，努力实现提高思想认识、解决突出问题、创新体制机制、促进科学发展的目标。到2010年2月，学习实践活动暂时告一段落。
2010—2012年的“创先争优”活动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中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从2010年5月开始到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中深入开展创建先进基层党组织、争当优秀共产党员(简称“创先争优”)活动。中共中央的文件指出，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中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是巩固和拓展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成果的重要举措，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经常性工作。随后，根据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各级党委都先后制定了关于在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中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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