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中国媒体刊发《红歌者伊恩:最大客户是中国共产党》一文,文章讲述了在中国唱红歌出名的英国人伊恩,曾经在中国靠唱红歌红极一时,并由此获得了政治资本,让他接到了来自全国很多城市的演出邀请。但是在一向倡导“唱红”的薄熙来落马之后,伊恩的生意一落千丈。
喜欢社会主义的英国人
文章称伊恩作为红歌里批判的帝国主义一分子,站在舞台上,那种讽刺感,让中国观众增强了身份自豪感。而伊恩最近比较闲。他呆在海南三亚的家里,像是一个打了败仗的战士,显得有些垂头丧气。“没有红歌唱了。”他依然保持了做家务活时听红歌的习惯。伊恩说,他喜欢红歌那种锵锵有力的节奏,可以给他一种精神力量,跟着节奏做事,会特别有劲。但随着重庆红歌的落幕,他在多地的演出被无理由地取消。这意味着,他“把红歌唱遍全中国的梦想”很可能就不能实现。另外,伊恩的红歌生存法则也让他陷入另一种困境:“到底还要不要唱?”
在伊恩的家,距三亚市区大约十公里。在这个二室一厅的家里,他把专门的一个房间腾出来,摆放着他从全世界搜集过来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一切物品。这是一个大约十平方米左右的房间。推开房门,墙上依次挂着马克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社会主义思想早期领袖的画像。画像下方的书柜里,摆放的书籍也多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比如,查韦斯和委内瑞拉,英文版的《毛泽东传》,以及金日成与朝鲜。
在这些人里面,查韦斯是伊恩最喜欢的。查韦斯去世后,伊恩还为此流下了伤心的眼泪,虽然“就只有一两滴而已”,那一刻,他特别担心委内瑞拉人民的未来。对英国同胞,伊恩就不显得那么热心。在被问起撒切尔夫人去世他有没有这种感觉时,他突然把头抬起看着白色的房顶,愣了十几秒钟,轻轻回了一句,“哦。” 那一刻,时间好像停住了。过后,他又连忙解释,“在英国,好像没那么受欢迎。”
伊恩喜欢查韦斯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是美国反对的。“只要是美国反对的人,我就觉得里面一定有阴谋,我就特别想去了解。”而伊恩不喜欢撒切尔夫人的原因恰恰相反,他觉得是她把英国“变成了美国的走狗,什么事都跟美国走”。
用红歌包装自己
伊恩,1978年出生于英国。这一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宣告中国迎来改革开放的时代。人们逐渐从第二波唱红歌的日子里解放出来,奔向经济建设。
一年后,伊恩不喜欢的撒切尔夫人赢得大选,成为首相。执政后,撒切尔夫人对当时盛行社会主义的英国进行改革,打破了英国式社会主义的社会公平。比如,废除了为上学孩子提供免费牛奶的福利政策。伊恩是这种政策废除后直接“受害者”。伊恩最钟情苏联。伊恩学的第一门外语,就是俄语。极具语言天赋的他,仅仅用了10天时间,就学得有模有样。
伊恩10岁那年,从父亲的书柜里翻出了一本学习俄语的书籍,便开始自学。“那本书是父亲60年代买的,大家都觉得应该学习俄语,因为总觉得苏联应该会统治全世界,很快就会来接管我们英国。”父亲见伊恩学俄语很有天赋,便帮他找了一个俄语老师。伊恩从俄语老师那里学会了第一首红歌----苏联国歌。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伊恩仍记得其中的三段。
这首歌,彻底让伊恩喜欢上了红歌。“听着就觉得很有力量。”苏联解体时,伊恩说他有些接受不了,其中最大一个原因是“不想换世界地图,取下挂上的很麻烦”。苏联解体7年后,伊恩终有机会到俄罗斯留学。当时,在他的宿舍里,有一同学是共青团成员。为了让伊恩见识社会主义的伟大,同学拉着他去参加了一次游行。之后,便听到斯大林的孙子做演讲。
当伊恩见到斯大林的孙子时,有那么一瞬间,他觉得斯大林回来了。“相貌很像,好怕,我怀疑是不是特别去整过,以唤起大家对斯大林的记忆。”伊恩说。毕业找工作时,伊恩把社会主义国家都放在了自己考虑的范围之内。其中包括中国。他想趁着工作的机会,更多地了解社会主义。但时至今日,他仍讲不明白,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
在走过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后,伊恩也有些小郁闷,他觉得“他们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初衷,走偏了”。尽管这样,他仍然相信社会主义有一天可以实现。“也许是一百年,一千年,终有一天要实现的,只要地球上还有人类存在的话,谁知道呢?”
2007年1月,几经辗转,伊恩来到三亚,在一家酒店任职。在这座城市,他第一次重新定义了红歌。同一年,薄熙来由商务部长调任重庆市委书记。日后,他在这座城市掀起了中国唱红的第三波高潮。进入中国红歌会后,伊恩有意识地用红歌系统性地包装自己。比如,去定制红军服,让自己看起来更像一个红军战士。“大家会觉得我很愿意主动融入中国文化,他们就会觉得小伙子不错。”
而这其中的代表,是伊恩的丈母娘。她刚开始不同意女儿余燕伶和伊恩的婚事,“一开始心里很忐忑,通过了解,特别是他唱红歌后,女儿跟着他就让我更加放心。”丈母娘在达人秀的舞台上说。
伊恩觉得,红歌之所以能在中国出现第三波高潮,是因为有人需要它。“唤起大家的记忆,时刻强化一种感恩的心态。”
伊恩的身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对于中国观众而言,伊恩作为红歌里曾经批判的帝国主义的一分子,站在舞台上,那种讽刺感,在戏剧性之外,更让他们增强了国人身份的一种自豪感。在众多粉丝里,经历过“文革”的那一代人占了绝大多数,稍年轻的一代似乎对伊恩没有多大兴趣。“红歌是他们的一种记忆,也是他们那时候的一种生活方式,在老了的时候,需要一种方式去怀念。”
最终,伊恩获得了中国红歌会的第5名。他很满意这个结果,他知道,“这就是一种政治安排,一场秀。”他认为,一个外国人唱中国红歌得了第一,说出去就会是一个笑话,很多人在情绪上接受不了。但也不会让他名次太靠后,毕竟需要靠他的身份来强调某种意义。
薄熙来倒台红歌风光不再
红歌影响伊恩,他第三次定义了红歌的价值。唱红歌走红后,他很快在中国获得了名誉之外的政治资本。这种政治认可,让他成为了江西及九江的旅游大使,同时也接到了来自全国很多城市的演出邀请。
最火的时候,伊恩在南昌一个小剧场演出,每场10分钟左右,可以拿到一千多块钱。而此时的伊恩,已志不在唱了。
“通过唱红歌,得到领导人的认可,跟政府打交道起来就很容易。”伊恩说。
伊恩不太愿意说明红歌到底给自己带来了多少具体收入。但他承认,红歌让他在英国很体面地举办了一次婚礼,也大大改善了他的生活。英国媒体报道,伊恩在演出中,最高可以拿到5万块钱一场的报酬。他认为这是在胡说,“偶尔有一次拿到了,并不是每一次都拿得到。”
在上海的一次表演中,伊恩穿着红军装,扭着秧歌,手拿红色的《毛泽东选集》,唱完了《社会主义好》。事后,伊恩承认,《毛泽东选集》里面夹了很多歌词。重庆红歌落幕前,伊恩被重庆一个县城邀请过去唱红歌,受到了当地领导的高规格接待。甚至有公司想跟他签约,在重庆办些小型红歌会。但当重庆红歌落幕后,伊恩再去重庆时,邀请方不允许他唱红歌,而是临时让他唱阿黛尔的歌。可那时的伊恩连阿黛尔是谁都不知道,只好作罢。伊恩不知道红歌还会不会允许唱下去。如果允许的话,他想到西藏、新疆等边区去唱。 “有红歌的任务,准备随时为党唱歌。”他说,“我最大的客户就是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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