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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大地震 中国社会与政府都要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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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应建立本地救援组织联盟

我们总能在地震(专题)中看到那些无法让人释怀的故事,从汶川到雅安,有远道从深圳广州回到故乡,亲手挖出被瓦砾埋住的亲人,甚至用手挖出自己的父母与姐妹,使他们重见阳光。在洛杉矶大地震(专题)中,也有过这样的故事,一位父亲坚决不放弃,最终救出了自己的孩子,为什么这些人能救出亲人呢,除了关键时刻亲情激发出来的超人力量,还有就是他们对自己住宅与家人的熟悉,他们知道屋里有人,人可能在埋在什么地方。

我们关注这些故事的时候,更多的是被亲情所感染,但更进一步我们应该思考,在地震(专题)救援过程中,对震区的熟悉,极其重要,为什么一些救援者在废墟上不知所措?因为面对一堆堆瓦砾,他们不知道应该在哪儿动手。所以,亲情救援、邻里救助、社区互救、邻县邻市救援,最具效率,这些人不仅很快能抵达目的地,而且在语言上与生活方式上,最能沟通受灾的民众。

现在我们看到的救援力量,一是国家级的救援队,军人,再就是社会志愿组织,以及媒体人,网民,零散的志愿者,汶川大震后,可惜人们没有去评估这些救援力量的绩效,面对震灾或突发的自然灾难,仅有一颗爱心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的是社会协调力量之下,各种力量各司其职,如果爱心者太多,社会车辆反而会阻塞生命通道,如果没有受专业培训,到了灾区可能成为被救援对象。

汶川与雅安,我们都看到总理直接到了一线,李克强总理甚至在村庄里设了临时指挥部,国家总理到一线,其象征意义大于现实价值,国家领导人在一线,应该指挥或协调的是国际救援与军队及其它城市救援力量,让最精锐的力量到受害最严重的地区,而省级领导应该协调本地救援力量与外来救援力量协力,对于受灾不严重的地区,一些中青年人坐以待援,不如将他们组织起来,到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两次大震,我们看到社会力量的强大支持,但本地的党组织力量、共青团力量与妇联、工会力量在哪里呢?这些具有政府职能的组织,在大灾大震面前,动员力量与协调力量没有得到展示,令人遗憾。

这次雅安地震前,有心的人们看到,四川有关部门在当月

18-19号都组织了防震救援演习,学校甚至组织学生学习防震知识,这些演习与学习,不知在地震时起到多大作用?我们希望看到常态的灾难联合互救组织,雅安大震,附近的县市能够自动前往救援,因为这些邻近县市最熟悉道路与地形,如果交通要道被地震破坏,邻近市县甚至可以动用人力资源,解决最迫切需要的粮食与饮水问题。

大震发生后,我们还看到,一些偏远地区的村庄一直没有救援组织前往,村民们举着标牌,上面写着求助文字,他们希望通过媒体网络,向外面的世界传递信息,那么,我们要追问的是,地方政府的地震信息采集,为什么如何滞后?震灾发生后,第一要义是信息采集与发布,哪儿受灾最严重,哪里需要粮食与水,这些信息向外界与政府发布后,政府第一要义是协调救援,需要空中投放的,就空中投放,需要人力救援的,就人力送达,如果当地村庄没有资源,自救是空话,只能依靠政府与社会力量支援。

二、要务实地建立地震预测机构

现在我们应该思考的是:

2008年的汶川大震,这次雅安地震,分级设立的地震局,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如果按照他们认为的那样,灾难性地震是不可能被预测的,那么,还要这样一个庞大的行政机构有什么用处?有了地震局,就有了庞大的行政机构,国家相关的经费必然会用在行政开支上,而难以用在刀刃上,有了这样的行政机构,就有了体制内的专家学者与体制外的专家学者之分,就可能对他们不希望听到的声音、不愿意看到的报告进行屏蔽,有价值的声音与预测,难以被政府决策部门与社会听到、看到。

让我们看这样一组数据:

地震局系统全国员工共23300人,其中退休员工占比40.8%;2011年,地震局支出预算29.08亿,收入预算中76%为中央财政拨款,不到2%为经营收入;2011年,地震局三公支出5770万,公车支出占比63.5%。

2013年,中国地震局的预算支出总额为近40.87亿元,地震预报监测支出近3822万元,地震局员工的住房保障支出达到1.54亿元。

国家在花一笔巨大的经费,不仅在供养一个没有价值的机构,同时还在做一件不利于国民的事情,国家地震局成为阻挡人们正视地震的障碍物。

多震多灾的美国与日本都没有庞大的国家地震局,他们面对地震灾难,采用的完全是科学而务实的态度,既然地震不可能通过常设的庞大政府部门来预测或避防,那么,就用最小的成本,追求尽可能大的价值,日本只是在国土交通省下面设立一个地震与海啸的科室,只是协调相关信息发布。美国也没有国家地震局,地震预报预测研究工作主要是由美国地质勘探局(U.S.Geological Survey)协调,把地震研究协调机构放在地质勘探局,这是最务实而科学的作法,但仅有一个机构是不行的,美国人喜欢权力分立,最重要的研究机构是1991年在南加州大学设立的地震研究中心,来自美国的47个研究机构的600多名科学家参与,资金由美国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和美国地质勘探局联合支持,负责搜集当地与世界各地地震信息,最近媒体热议美国科学家在汶川地震后,对汶川附近地区大震有预测,即由这个中心专家通过论文发表,但在论文发表时郑重说明,只是作为科学研究参考,而不是一次“预报”。

如果科学家进行预测,有理由相信美国某个地域有可能发生地震,则要将信息上报到美国内务部,内务部则启动地震发布系统。科学家的预测也可以是不准确的,但人们只能在最大限度的预防上,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我们要看到的是,日本与美国政府在地震预测上面,尊重科学,而不是尊重行政权威,没有设置庞大的地震局体系,来做无意义的防震工作。

美国政府与日本政府在防震方面还做了些什么,而我们却经常忽略了呢?就是政府对建筑工程的施工与监督,日本海啸之后,许多建筑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建成,因为建筑的防震防灾被提到很高的高度,每一个建筑细节都要进入建筑档案,都要有专业人员签字通过。美国多震的大洛杉矶地区,居民房基本都是木质结构,不允许建高层建筑,自有住宅建设过程中,每一关键结构建筑之时,都要有专业人员来检测,签字通过之后,才可以继续建筑。

而我们现在看到,四川雅安地区一些震后建筑的抗八级地震的校舍,出现开裂现象,无法使用。远在成都的新建居民楼,也因地震余波而造成开裂,数千名业主要求退款退房。问题出在哪儿呢?当然应该追究相当政府监管部门的责任。

政府不应该是一个重视权利建设与行政供养的部门,而应该是一个尽职尽责于无形中的政府,政府不应该过于担忧地震观测预报,而应该把心力用在平时的监管,用在出现问题之后的追责,如果地方政府对公共建筑与民居建设没有任何责任追究制度,每一次灾难都不能成为教训,同一个坑里,还会跌进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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