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伯对我们很随和，从不批评我们，只给讲道理”，在江西出席“朱毛红军井冈山会师85周年”纪念活动的周恩来大侄子周秉钧，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伯伯从不在家人面前摆架子，也不会特意干涉家人私生活，但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周恩来总是选择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周秉钧告诉记者，1971年，在周恩来的劝说下，周秉和(周最小的侄子)及周秉建(周的侄女)脱下军服回到农村。
在今天这个“个性张扬”的时代，这样的选择恐怕令不少人不可思议。要么觉得这样的伟大无法企及，要么觉得这是不是有些缺乏人性，还能不能找到自我的东西。
然而，在周总理的一生之中，只有不停息的奋斗与忙碌，为了建立一个新中国，建设一个新中国，呕心沥血，却从来没有考虑到自己。
周总理逝世之后，当年有的国家驻联合国大使向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提出“凭什么就中国的周恩来能享受下半旗的待遇，而其他国家的不能？”联合国秘书长这样回答他们：你们中间任何一个人只要作到了周的这3点：1，周死后没有留下一分钱的财产；2，周死后无一儿一女；3，不留骨灰。我一定在你们死后降半旗。
其实，这样的概括已经充分说明了，周总理的确完全做到了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
为什么周总理就能总是选择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呢？这需要一种怎样的理想与智慧，这又说明了一个怎样的道理呢？首先，人一定要有远大的志向，不能只是看到自己，而看不到国家、民族和社会。当年周总理还在读中学时，校长问“你们为什么读书？”时，有的说：“为明礼而读书。”有的说：“为做官而读书。”有的说：“为父母而读书。”有的说：“为挣钱而读书。”当问到周恩来的时候，他清晰有力地回答：“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样的志气从小就开始树立，一直到其逝世。
其次，当个人理想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结合起来的时候，就已经找到了个人的真正价值，也可以说是找到了个人的利益，这利益是一种大利益，是一种无形的价值体现。周总理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有限的能力、有限的智慧，发挥得淋漓尽致，令世人敬仰。在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造福的时候，其自己本身不就是一种升华吗？
在今天和平的年代，我们是不是已经忘记了国家未来的忧患，忘记了民族曾经的苦难，我们大声疾呼的时候，是不是可能更多的考虑了个人的利益，总在抱怨我得到了什么，从没有去思考自己付出了什么？不讲为国家、为民族，就只谈谈你为你的父母、身边的亲人，又都付出了多少？
今年五四之际，习总书记在给北大同学回信时提到，“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包括广大青年在内的每个中国人的梦。‘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只有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才能最终成就一番事业。”
“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我们每一个人是渺小的，但当我们把自己置身于国家、民族和社会当中，始终保持敢于担当、勇于探索、乐于奉献的精神，中国梦何愁不能实现，我们每个人的梦就何愁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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