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一般不参与左右争论或左右言论攻伐的，因为大多数的所谓左派、右派，只有是爱国的和有社会责任感的，一般出发点或目的是好的，只不过是对问题的看法和解决方式不同罢了。笔者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大家应该减少无谓的争论和左右对批，腾出时间、精力和财力去更多的造福国家造福社会造福同胞，所以一般不参与左右之争，尽量团结更多人去达到良好的目的和结果。
在正常国家，所谓左派，就是追求公平多一些，主张政府多管一些，对公民权利和自由追求的相对少一些（因为扩大了政府公共权力），还有不少赞成通过公有制的方式实现公平，对社会变革方式多主张激进一些，比如革命；所谓右派，就是追求效率多一些，主张市场多发挥作用，政府的干涉少一些，让公民拥有更多自由权利，多主张起点公平和机制公平，对社会变革多持协商渐进的温和态度，比如改革推进社会进步。但中国对左右的定义和宣传教育太偏颇了，明显是污蔑右派。左右世界观略不一样，方式不一样，结果也不一样，但只要有良好目的，我一般不对任何一方有过多批评。
如在反对计划生育方面，除了维护民族可持续发展之外，右派反对计划生育，开始时多是因为生育是人的自由和基本权利，比如一些律师法律界人士，茅于轼老师反对计划生育也是为了同胞的生育自由、人权和尊严；左派反对计划生育，开始时主要是毛左派为了打击马寅初维护毛泽东声誉。但这两者的结果都是好的，都是在推翻侵犯人权、毁坏民族和国家未来的强制计划生育，尽管原因和目的不完全一样。所以无论左右，我都尽量团结更多的人反对计划生育，尽管一些毛左派为文革等错误唱赞歌让我一直反感，但我一般也不去抨击这些毛左派反对计划生育者的其他做法。
另外还因为，不少毛左派太极端，动不动就破口大骂或动武，根本不讲理，我没有相应的影响力保护自己，也没有茅于轼老师那样敢说绝大部分真话的勇气，尽量少得罪人，所以也并未对他们支持文革等做法进行直接争论，以免大家伤和气。
但最近毛左派大肆攻击一位八十多岁高龄的良心学者茅于轼，甚至发出人身攻击和死亡威胁，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茅于轼老师是我所见到的最有良心和社会责任感的学者，也是我所认识的最为谦逊、平和、勇于担当正义、关心未来和下一代的学者。就是因为他敢于担当、敢于说真话，包括敢公开说党和政府及毛泽东一些不好的地方，所以不受政府欢迎，也得罪了毛左派，以至于遭到一些极端毛左的疯狂攻击。
由于人性的缘故，人自然的都爱听自己认可或听起来很爽的“好话”，一些真理或者真话，其实很多人根本不爱听。由于认知能力有限，什么真正对自己对社会有利，什么又是不利，几乎所有人或多或少的都存在误解：对自己对社会好的却当做不好的，听起来很好实际上却对自己对社会不利的却认为是好的。
由此，社会存在两种让人比较寒心或比较可悲的现象：实际上被人卖了，或自己利益社会利益都受损了，还在叫好；实际上他人真的是在造福自己造福社会，却认为这样富有真知灼见的人是坏人，痛骂他们侮辱他们甚至人身攻击他们。
比如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除了让计生委获得短期利益外，整个民族和国家遭受巨大折磨，人民深受其害。而在宣传反对计划生育思想的人，经常遭受哪些未跳出计划生育错误宣传者的唾骂，甚至遭到严重侮辱（建议阅读笔者的《大国危途》或其他两三本反思计划生育著作看计生委如何忽悠）。实际上，反对计划生育的人不仅是在为民族和国家未来呐喊，也是为骂他们的同胞争取尊严和权利。我反对计划生育四五年来，被骂无数，所以我深知茅于轼老师的苦----明明为同胞争取利益，却不被一些同胞理解，还要遭受他们的侮辱和攻击。
在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下，女的要被强制孕检强制上环，男的要被强制结扎；所谓“超生”的在孕妈妈要被拉去强制流产，身为妻子的丈夫和未出世的婴儿爸爸，男人不能保护自己的妻儿安全；421家庭极其脆弱，独子女死亡老后何其凄凉！人性何在？尊严何在？人权何在？
陕西镇坪曾家镇怀孕7月孕妇冯建梅交不起4万元被强制引产，凑不齐钱又没权势和关系的的丈夫邓吉元面对孩子被强制流产、妻子身心受到严重伤害却又无能为力，弱弱的这些告诉外国记者又成了被当地喊打的“卖国贼”。对孕妇和胎儿的人性何在？对男人和父亲的尊严何在？
但由于计划生育几十年的全方位单方宣传教育，使许多人在人口方面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甚至泯灭人性。比如我小时候，老师“教育”我们中国人口太多了，所以需要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大人们经过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认为不计划生育中国将人满为患，中国将一直贫弱下去，甚至最后人吃人。所以那时候，为了避免未来中国人吃人，我强烈支持一胎政策，希望多死一些人，甚至认为死人的事故和灾难是好事。后来回想这些，太可怕了，计划生育洗脑宣传教育竟然可以让人泯灭人性、忘记人权和同胞尊严。
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受到各种官方的偏颇的宣传教育，说难听点那是洗脑，计划生育宣传教育仅仅是其中之一。只不过是，有些人跳出了多数洗脑，有些人跳出了部分洗脑，另外一些人还沉浸在多数洗脑之中，以至于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甚至辱骂攻击哪些反洗脑宣传和为他们争取利益的人，茅于轼老师就是这样一位饱受毛左派攻击的良心学者。真是让人寒心！
最近遭受大规模有组织的攻击后，茅于轼老师在微博中说：“近20年来我致力于扶贫工作，投入家庭储蓄百万多元。帮助了成千上万个穷人。可是最近不断打电话骚扰我的都是语言粗鲁的低收入人士。我得罪他们的是‘廉租房不该有私人厕所’、‘不要为钓鱼岛开战死人’等主张。他们不明白自己的利益到底在哪儿，喜欢听灌米汤式的宣传。这真是我们国家的危险所在。”
经济学可以分析出什么是对自己对社会是真正有利的，而经济学者茅于轼又富有责任感、敢于说真话，把哪些实际上对社会不利或底层不利的但听起来很好的话或政策揭露出来了，说了一些对社会对底层实为有利但一下子让底层难以想得通的实话，由于中国民众受到的洗脑宣传教育太多，平均受教育年限低，经济学知识不够普及，导致许多人难辨是非（建议阅读茅于轼《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加之受毛左派大量“断章取义”和造谣污蔑攻击，所以茅于轼老师成了中国被误解最大的良心学者。
比如为钓鱼岛开战，死的不是富二代，更不是官二代，就是那些没钱没势的普通老百姓的儿子、妻子的丈夫和孩子的父亲去送死。钓鱼岛附近是有点渔业资源和石油，但开战的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又是多大？能保障中国能战胜美日同盟吗？这些损失远远高于那些所谓的资源。实际上，在保障自由国际市场的情况下，获取资源并不需要战争。
在政府保障房方面，茅于轼老师很早就反对经济适用房，一是最需要帮助的穷人买不起房子，穷人也买不起经济适用房，所以经济适用房并不是在帮助最需要住房帮助的穷人；二是作为法治不健全和腐败严重的发展中国家，经济适用房是在帮助不应该接受住房帮助的中高层收入者和贪官，实事证明就是如此。
中国法治不健全，腐败又严重，即便是廉租房，有钱有势的人还是想趁机谋利。怎么办？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和一直对底层同胞忧虑的学者，茅于轼认为应该经济适用房的便利性差一些，比如房子内不建私人厕所而建公共厕所，以防止有钱有势的人抢占弱势底层同胞的利益。但这却成了一些人攻击他的把柄。
茅于轼想到这个以房内不建私人厕所来保证穷人利益的注意，实属中国特色的无奈。
其实，我也不赞成茅于轼老师的这个主意，我主张通过财产公开下的人民监督和媒体监督来防止廉租房腐败，这实际上是通过发展民主和媒体自由来实现的，在目前中国实现这些也有很大困难，因为阻碍中国民主发展和实现媒体自由的既得利益集团还很强势。其实，如果中国是媒体自由的民主国家，茅于轼老师绝对不会提出这种不民主之下的无奈主张。
茅于轼老师反对剩余价值和剥削理论，并不是因为这些理论是绝对的错误，因为许多学术理论是不能简单的用对错来衡量。作为一个经济学者和富有责任感的人，茅于轼老师一直追求的是社会利益最大化，而剩余价值和剥削理论，对促进社会长期发展并不树建，各国实践证明恰恰有害，所以茅于轼老师要反对。
作为一个劳动者，你不去私企就业，也会去国有企业就业，那国有企业就不剥削了？实际上，中国的国有企业几乎完全背离了当初的宣传设想，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官僚企业和少数人获益的特权企业，部分阻碍了生产力发展，并事实上拉大了贫富差距，还因为垄断降低了经济社会效率和国民福利，至少存在部分于国于民于社会都不利的现象，这是不能否定的现实。
剩余价值和剥削理论是让普通劳动者有了道德优势，但实践的结果却是获得了道德优势却损失了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和民富国强，因为这样的理论导致反企业家、仇富、平均主义、大锅饭、国有企业过多低效率等问题。而反对剩余价值和剥削理论，建设更好的促进企业家发展的思想舆论与政策环境，让更多人去创业，让更多的人成为企业家，让企业更好的去发展，让更多的企业家和企业去争抢聘用劳动者，这样劳动者有更多收入、更多尊严和更多发展，实现了公平与效率兼顾。
在这种氛围下，物质财富不断提高，精神境界这社会发展下不断发展，更有利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反而更有利于达到共产主义所追求的最终目的。所以茅于轼老师的理论，虽然让穷人失去了那个飘渺的道德优势，但获得了实际利益和社会更好发展，因而茅于轼老师的这样做法是非常负责任的。
同样，在剩余价值和剥削理论统治的中国，在“为富不仁”和“企业家剥削”思想影响下的中国，在社会比较功利主义和势利眼的中国，在偏颇的单方政府宣传影响及控制下社会舆论有些不正常的中国，茅于轼老师所提出的“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仍是非常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其实，茅于轼老师追求的是社会利益最大化，造福的是尽可能所有的人，有利于富人又有利于穷人的事他也做，为穷人追求实际利益的话他也说，一些人只不过是拿“标题党”说事。
穷人没钱，给穷人办事难获利，所以给穷人办事的人更值得赞扬。穷人穷，有道德舆论优势，为穷人说话或者说让穷人听起来好听的话可以赢得赞声一大片，所以在中国为穷人说话不难，难就难在为中国缺乏道德舆论优势的富人说话（这是官方宣传和仇富民族文化相关）。茅于轼老师为富人说话，不是为权贵说话，实际上是为企业家说话，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舆论环境，不仅造福企业家，更是最终要造福广大穷人。
茅于轼老师发起成立天则经济研究所，为社会提供思想和知识的公共产品，让国民、国家和社会获得更多的知识与更正确的思想，价值难以估量。其实，这些公共产品应该国家出资来提供，但这些思想产品危害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所以他们不买账。而作为民众和企业，一般是不投资公共产品的，所以茅于轼老师为天则经济研究所付出了很大牺牲，连自己讲课费收入都倒贴给了天则经济研究所，而自己过得很节俭、清贫。同样，茅于轼老师发起成立人文经济学会，也是为了社会公益和国家发展，即普及经济学知识和人文主义等开启民智、促进社会进步。
从茅于轼老师一生尤其是近三十年来的作为来看，从我与茅于轼老师交往中所触觉到的他的修为和高度社会担当来看，一些朋友把茅于轼老师称为“绅士”小了，称为“君子”也小了，因为英国的绅士和一般的君子也远比不上茅于轼老师的修为、担当和境界。也许一些宗教人士，比如佛教高僧，可以跟茅于轼老师的品德修为相比，但他们务实造福社会的能力却远无法和茅于轼老师相比。所以，应该称茅于轼老师为“贤者”，而且是在中国被误解最大的“贤者”。
从大的方面来说，茅于轼老师创造、传播有利于造福人民和社会发展的思想，为同胞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为历史说真话，开启民智，推动中国发展进步，这是无上大德。从小的方面来说，茅于轼身体力行造福社会，实践与人快乐与己快乐等应该广泛普及的优秀理念，为人谦虚，关怀年轻人，以自己言行影响他人，把自己奖金、讲课费等捐出做公益，是我目前在中国所知道的最值得敬佩的楷模。
茅于轼老师是理工科出身，到了中年才开始研究经济学的，因为他认识到促进中国富强最需要他学习经济学，这不仅令年轻人值得学习，也是广大中年人的楷模。其实，我喜欢上经济学，原因是和茅于轼老师一样的。大概是我读初中时，从阅读报纸杂志中感到经济发展对国家富强具有决定作用，我应该学习经济学。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无缘经济学科班学习，只是业余看了一些经济学的书。在西安的陕西省图书馆翻看经济学类书籍时，发现茅于轼老师的讲的很通俗易懂，所以知道了有位名称茅于轼的学者，那时还不甚了解，更不知道这位学者在经济学界中处于什么位置。
在2008年11月初，我在网上偶然看到一个帖子，说超低生育率将导致中国人口大崩溃，中华民族在超低生育率之下很快沦落为一个又老又小的民族，这个信息对我来说犹如五雷轰顶----我从小以振兴中华为己任，以强我中国为理想，人口要崩溃的消息让我感到坚持十几年的理想要破灭了。我那时当今发誓，我要拯救我们的民族，我要写一本书改变中国的人口思想。其实那时我对学术或写书还一窍不通，对人口根本不了解也不太感兴趣，经济学知识也积累不足，但强大的信念和改变民族命运的使命让我在2009年6月中旬就写完了初稿（也就是笔者新出版的《大国危途----民族兴衰与人口政策再思考》），当然那时书稿问题也非常多。由于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中国又没有出版自由，所以找出版社到处碰壁，非常令我失望。
到2010年，为了方便出版和书的传播，感觉应该找学者写序和推荐语，我在网上到处找学者的电子邮件，然后发邮件给他们请求帮忙写序和推荐语。我找了很多学者电子邮件，也发了很多电子邮件，几乎可以说是到处求爷爷告奶奶了，没有人理会我。但唯独一位年长的学者给我回复了，回复电子邮件一点没有架势，而且最后给我这位当时23岁的年少轻狂者的结语是“茅于轼敬上”----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让我非常惭愧。或许是年轻气盛，或许是因为父母都是小学未毕业因而无人告知什么是礼敬，发现自己太缺乏谦逊和尊重他人了。
2011年1月的第二次的考研，上2010年的一样，由于数学英语基础不好，加之反对计划生育等耗费了我太多精力，我知道会考不上。那时对未来非常担忧，对于未来怎么走非常模糊，我又在网上联系不少学者，看看能否去跟他们做助手什么的，然后跟着学习。但结果如上次一样，仍旧没有人回复我，除了茅于轼老师。茅于轼老师答应可以推荐我到天则经济研究所，但他无权决定，说自己也需要找助理，可以到他家接受“面试”。
所以2011年1月中旬到北京后，我第一遇见和拜访的学者就是茅于轼老师。刚一进门，就发现茅于轼老师竟然来迎接我这个没有任何身份的农村年轻人。
那时北京室外还非常冷，到了茅于轼老师家里就感到暖气太热了，他让我就在自己家里一样脱掉过热的衣服，就像自己小孩一样，让我受宠若惊。
由于茅于轼老师听觉不太好了，所以赵阿姨就在旁边做“翻译”，大概在他家里谈了一个小时。由于我不仅数学和英语基础不好，经济学水平也低，实在无法做他的助理。临走时他送我两本经济学的书，也是非常通俗易懂的，嘱咐我多学习经济学，出门时还走到门旁告诉我怎样打开外门，因为我是农村出来的没有开过那样的门。
这次到茅于轼老师家里，让我看到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可以如此尊重一个陌生没有任何身份的年轻人，这让我学到应该尊重他人，不论是否认识、有什么样的身份地位。虽然我也主张人人平等、都应该受到尊重，但跟茅于轼老师相比，我是差的太远了，只能敬仰、学习。
第二次见茅于轼老师，是2013年1月底在香山饭店。之前我到他的关门弟子段绍译老师听了一下午课，段绍译老师告诉我第二天天则经济研究所在香山饭店开年度学术总结会议，我以为是可以公开的，想去听，就打电话问茅于轼老师是否可以去。实际上，这是内部会议，我是不能去的，但茅于轼老师没有说我不可以去，还告诉了我地址。第二天早上才知道这是内部会议，所以暂且和段绍译老师的学生聊天，到中午饭时再一起吃饭。
吃饭时，赵阿姨和段绍译老师讲了茅于轼老师的一些故事。一次，段绍译老师和茅于轼老师在宁波吃饭，剩下的菜没舍得扔掉，就打包了，出门碰到乞丐正好送给乞丐了。赵阿姨说茅于轼老师生活很简朴，很注重环保和资源节约，要为下一代人和未来人着想。在超市买灌装饮料时，茅于轼老师反而挑包装受损一些的。这些包装受损的，质量并不差，但因包装受损就卖不掉了，这是社会资源损失，销售者也受损，所以茅于轼老师就买下包装受损的。
在吃饭时，我明显的看到茅于轼老师手脚不太利索了，我看着他慢慢的用力把餐巾纸撕开，然后把一张餐巾纸分开几次用。说实话，我是第一次见到有人在饭店这样使用餐巾纸的，也是目前为止唯一的一次。饭店餐巾纸不是自家的，很少有人珍惜。但茅于轼老师是例外，一贯的习惯性的遵守着他节俭、节约资源和为他人着想的原则。我很敬佩，也非常的惭愧，茅于轼老师的人格就像一座高山，我只能仰望，力求自己多向贤者学习。
虽然茅于轼老师的观点我并不全部认同，但他的人格、他的自省、他的坦荡、他的责任感、他的光明磊落、他的担当精神，是我所遇到的人中最高尚最伟大最谦逊的。反观极端的毛左派，对自己或毛泽东的错误一再掩盖、辩解和赞美，毫无自知之明和自省精神，动不动就骂人，动不动就扣屎帽子，再不行就出手伤人，无论妇孺老幼一概不放过，这是什么德行？发疯起来把哪些中华民族美德和人性抛得一干二净，还对受害者扣上屎帽子，赞美自己糟蹋他人的行为是如何光明正大、如有正义有理，还有什么人性？在这世界上我暂时找不出还有比这更不知廉耻的人了。
而茅于轼老师，一直在人格上尊重这些人辱骂、污蔑和攻击他的人，甚至还保护他们说话的权利，实际中还为他们创造了利益。如此反差，毛左派不应当有点反思自己吗？自己的行为不是让全国人民看到自己的无耻吗？如此烂的跟随者，这不是败坏你们崇拜的毛主席形象吗？
这次毛左派大张旗鼓的在长沙街头辱骂茅于轼老师，甚至给参加打着条幅“散步”的人“工钱”，显然这是有组织有预谋有背后力量支持的。这背后什么目的？大家应该可以看明白一二的。同时也说明，文革的力量还是存在的，有些人要折腾要闹事，或有意借助文革力量达到他们的目的。实际上，这些毛左自己在败坏自己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形象，是损人损己的愚蠢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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