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年学潮那会儿，我其实已经毕业两年多了，在A市的一个企业从事技术工作。
和现在大学毕业生们争先恐后向着『北上广』不一样，那个时候『成绩最优秀』者保送出国，『思想最成熟』者选择留校等着未来当团委书记或者分配到部委做跟班，而『最有热情、有“理想”』的大学毕业生则想去的是经济特区，其次是沿海开放城市，A市正是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十四沿海城市之一。大批满怀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大学生们争取“分配”到了这个城市，而A市当时相对闭塞，民众的观念也偏保守。理想与现实的落差让我们这些新踏入社会的毕业生们感到失望与寂寥，于是有几位“好事之徒”学习少年毛泽东，发出“招友启示”，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果然很快聚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大学毕业生，大家常常在周末聚会，谈天说地，相互激励。虽然在A市的大学毕业生挺多，但每个大学的却很少，除了当地的电大毕业生外，没有一所学校有十名以上的毕业生，不可能像现在各地都有自己的校友会，于是有人提议撇开门户之见，成立一个大学毕业生的联合组织。我们还模仿早期的共产党制定了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 低者为：联谊大学毕业生，互通信息、相互帮助；搞科技开发、帮助农民和渔民们先富裕起来；最高纲领则是为A市的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献计献策，将来大家可以参政议政，实现远大理想—当时确实是这么想的。
作为该组织的发起者之一，我考虑到如何使之发展顺利，还是去试探能否挂靠到市团委—大学里所有的组织都是这样的嘛。和市团委的领导一沟通，他们挺开放，认为是好事情，承诺不参与同学会的管理，如果我们有需要的话还可以免费使用团委的会议场地，以及以市团委的名义向各区县的科协介绍我们参与当地的科普工作。这样，我们的组织筹备顺利，发展迅速，两年功夫就成为一个拥有近150名大学毕业生的联盟，下设有科技部—主要搞科普、挣钱；学术部（名字给忘记了）--为市民免费提供培训课程，主要是英语；文娱部则是组织大家一起郊游、和当地驻军联谊等各种文娱活动；还有一个经济管理研究会，重点做些A市经济发展的研究，为市政府的发展、计划以及决策提供咨询。
后来这个组织的骨干们出现分化，有些人希望借此平台被市委组织部相中混进第三梯队，也有人利用该组织的科技部下乡挣钱、琢磨搞产业；当然，也有一些朋友通过我们文娱部的活动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但像我这样的『不安分者』们则常聚集研讨天下大事。那个时代，正是美国总统里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与天主教教宗保罗约翰二世联手颠覆共产主义世界的时候，由于苏联与东欧政治禁锢、经济凋敝，以及我们感受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情况，大家认为共产主义试验在全球业已失败，中国必须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学习资本主义，实现政治经济的顺利转型。因此，这三位自由世界的领袖绝对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尤其是里根总统的演讲，略带沙哑的男低音、鼓动性的用词和娓娓道来的演讲方式让我们崇拜不已，我们常常将他的演讲从美国之音录下来，再整理翻译成中文，在会员中分享。当然，我们也从在大学读研的同学中弄到方励之、刘宾雁等人的讲话复印传阅。这样，在“国际间的大气候”和“中国的小气候”合力下，86学潮终于发生了。
其实86学潮发起的原因、地点与领头人等本来和远隔千里的A市无关，只是当初通过同学的联系、外电的报道，得知合肥的中国科大发起了学生抗议人大选举不公的示威活动，正在蔓延到华东、甚至影响到北京。于是我们几位好友做出决定，在年底派几位同学分别赴上海与北京观摩、顺带“声援”学潮。去上海的同学住在交大，和《新上院》编辑部的某同学混在一起，听闻了江泽民与交大学生辩论的唇枪舌剑，目睹了翁史烈校长在校门口声嘶力竭劝阻学生冲出校园的场景—翁校长在劝阻无效的情况下哀叹：“同学们，我要对你们的家长负责呀！”；而去北京的那位老兄W君，因为在三角地发表“过激”了演讲，87年初被国家安全机关的人一路跟踪回A市，并抄家了。其实也没有发现什么与『境外敌对势力』勾结的罪状，但政府对于任何有异端思想的人都是不会放过的，结果W君的工作没啦，被遣送回原籍。我也受到一些影响—那个年代大家都有雷锋叔叔的好习惯—每天写日记，幻想有朝一日成为英雄，大家可以在其日记中发现英雄成长的思想轨迹。“要命的”是W君在日记中有许多类似『某月某日晚，与XX聊《新唯识论》、吴言来访、竟夜畅谈。』或者『与XX访吴言，争论梁氏之东西方哲学，吴言煮海虹置酒，欢饮达旦』的证据……反正无论密度与频次，我们都是W君的同党。于是我和另外一个朋友被牵连（当时我们并不知晓自己被国安挂号了）。
一日，单位的党委书记亲自找我谈话：“小吴，这里的生活习惯吗？”
我受宠若惊：“挺好的，科室的同事对我挺关心。我现在很习惯的。”
“那想老家吗？”
“有些，但领导对我这么关心，我得好好工作。”我依旧怀着感激的心态回答书记的“关心”。书记显然有些失望，便直截了当对我说：“小吴，我们考虑到你一个南方人在这里生活不便，已经决定帮助你调动回老家省城；当然，你要考研究生的话，我们也支持你，给你两个月的带薪假期复习。”
这时我听出书记的意思了，即无论如何，请我离开。但我还是很执着道：“我考研究生吧！那你们也开放所有的同事都可以考研？”—这几年我们单位一直是不允许考研的，即使工作满三年的大学毕业生，为此我们曾经集体请愿过。
“不行！”书记斩钉截铁地说：“小吴，你要理解这是对你的特殊照顾，这里就你一个南方人。”
这次谈话后，我从在市政府工作的同学了解到一二，他暗示我“能走就走吧，这座城市你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于是，我暂时放下了“心系天下”的伟大情怀，回到现实，开始漫长的严冬复习，最后考上研究生，于87年秋离开A市。
后来离开前才知道大概的情况—即我们几位被国安的挂号了，单位也害怕，请神不易送神也难。于是党委会决定无论如何—考研或借调--也要将我弄走，免得将来生事麻烦。得知这个消息，我平生第一次感到了后怕。文革时候父母被『办学习班』等折磨时，我还没甚印象，被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盯上，他们可以左右你的人生一辈子！ 是否在我的档案里记上了一笔？我不知道。但我清楚如果今后要质疑强权，必须首先想好自己是否准备让年迈的父母为你垂泪，是否准备牺牲自己的自由、甚至生命，否则就“夹着尾巴做人”—应该是做“猪”吧！所以在89年的学潮中，我虽然开始“蠢蠢欲动”，但519后我便谨言慎行了。有时自嘲，咱做一只在思想上特立独行的猪。
……
因为自己胆小，至今都没有成为一位反党反政府的『持不同政见者』。正因为这样，我对于那些不惜自己的自由与生命敢于向强权挑战的人，总是心怀敬佩、心存感激—正因社会上有这样的人，那些当权者们才有所忌惮，我们的生活空间才不显得那么逼仄。有时听人质疑或攻击某某『持不同政见者』是为“求名利而钻营”、或者为“政治投机”时，我就想说：您提着脑袋去试试，让我来崇拜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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