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台共”及其外围组织逐渐走向全面瓦解的过程中，上从高层领导人蔡孝干（“省工委”书记）、陈泽民（“省工委”副书记兼高雄市工作委员会书记）、洪幼樵（“省工委”宣传部长）等，下至各市各行业“工委”及基层成员，变节者、自首者，即所谓“转向者”的大量涌现，也是触目惊心的，大概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还罕有其匹。
1949年，李登辉与曾文惠结婚照
有关早期政治案件的最重要纪录《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已成为当下每一位研究台湾政治史的人必读的资料。书中，那份档案文号“44901-444048”的文件，在对“台湾省工委”案的综合检讨中，直指：……共匪各级组织基础与忠实程度，均不够坚强，一经破获追捕，即全面动摇，终至瓦解……
这一几近洪水雪崩般瓦解的速度，连蔡孝干本人也感到震惊。再度落网后，他不禁感慨：政治局势，真的是变幻莫测，早三五个月，还信心爆棚，以为解放军必将挟席卷大陆的余威，迅速解放台湾，新政权的成立指日可待，“怎么忽然间，我们的组织说垮就垮了！”
“转向者”中，不太为大陆读者所知的，便是李登辉了。
李登辉，1923年生，台北县三芝乡人。父亲李金龙任职刑事警察，职务调动频繁，虽随父亲不断地搬家和转学，但李登辉有机会接受了完整的教育。在淡水中学，他几乎各科成绩都排名第一。随后考上台北高等学校。1943年9月，从该校毕业，同年10月，他进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农学部农业经济系就读。期间，他日后在自己的著作中这样回忆：“大学时期，我遍读马克思及恩格斯的著作，对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也曾深加钻研，反复读过好几遍。”
三年后，他回到故土，1947年“二二八事件”发生时，他正是台湾大学二年级的学生。
“二二八事件”中，李登辉一度参加谢雪红组织的反政府活动，当他的同学、“二二八”活跃分子陈炳基遭学校开除又被通缉，他将其带到自己三芝乡的老家源兴居躲起来。“或许有人会问，当时我在哪里？事实上，当时我也是被镇压的对象之一……生为台湾人，既对台湾的未来充满使命感，也对学习农业政策怀抱着满腔热诚，正值年轻的我，怎么可能在当时的情况下，还不问世事，闭门苦读？”
在台北，李登辉借住川端町（今台北市古亭街一带）的水利会宿舍，他为自己的房间取了一个很有共产主义意味的名字“普罗寮”。在台大，他结识了正在台大法学院学习的中共地下党员吴克泰，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有一次李登辉把他父亲当过刑事警察、同曾文惠的父亲是同事、关系非常要好等这些家事隐私都说给吴克泰听。还有一次，李登辉一高兴，把曾文惠的父亲曾允诺他等曾家两个姐妹长大后，由他任选一个为妻的事情也告诉了吴克泰，李登辉还犹豫地说，只是他还没有决定要娶哪一个。他们在一起也经常讨论时事问题，吴克泰说虽然李登辉是自己的学长，但他没有架子，在探讨有关中国国内的问题时，吴克泰的一些观点，李登辉都能理解并且接受。吴克泰说，当时李登辉给他留下的印象比较厚道，肯用功读书，做事认真。
看到是水到渠成的时候了，吴克泰便萌发了发展他加入中共组织的念头。当吴克泰把自己的想法给他的上级张志忠汇报后，张志忠表示同意。于是，1946年9月的一天，吴克泰同李登辉认真地谈起了想发展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动机，李登辉表示愿意加入。根据要求，他还写了一份自传。自传上交张志忠没多久，很快就批准李登辉入党，并规定吴克泰同李登辉单线联系。此后，他们基本上每星期都在李登辉家里见一次面，谈谈当前形势，交流一下思想，算是过组织生活。李登辉的党费每月都是由吴克泰转交组织，中共的一些纲领性文件和宣传刊物都是由吴克泰转交给他。
李登辉入党后，除了每周一次的组织生活，组织上没有交给他什么具体的任务。不久，北京发生了美军强奸沉崇案件，全国很多大学举行了示威游行，抗议美军的暴行。当然台湾也不例外。1947年1月9日，台湾爆发了中学以上的学校基本上全部参加的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抗议游行，吴克泰是这次游行的组织、领导者之一。当时他还兼任《人民导报》、《自由报》、《中外日报》的记者。游行之前，尽管有国民党竭力阻挠，威胁恐吓，但当天仍有一万多人在新公园开大会并走向大街。当时国民党当局三令五申不许学生参加，形势比较紧张。
为了保存力量，中共地下党员是可以不参加这次活动的，但当台大学生游行队伍走到新公园附近的时侯，吴克泰一下看到正手臂高举、呼喊口号的李登辉，他不像本地人的一米八几的高个子，在游行队伍里犹如挺拔的钻天杨一样醒目……这次游行共印发了三万份传单，传单的文稿是由外省的几个同学起草的，当时李登辉看后评价说写得不够好，不够入情入理。吴克泰就对个别不满意的字句进行了修改，有一句话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吴怕台湾的民众看不懂，想改一下，被一个外省籍的同学周自强阻止，说这句话是中国的成语，很重要，不要改。为了让台北市民都能够看懂，吴克泰还把文稿译成日文，印在背面。当时国民党从大陆派去两个师大肆镇压，全岛血雨腥风。为了避免损失，最后，游行在大家“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美军滚回去”的高呼声中结束。
此后，李登辉还参加了“二二八”运动。在这之后，党的活动暂时停止。此时，遭到通缉的吴克泰来到了上海，这期间就没再跟李登辉联系。当年8月下旬，吴再返回台湾，任台北“市工委”委员，“学工委”书记。没多久，“省工委”书记蔡孝干告诉他，李登辉要求退党，要他去了解一下情况，争取把李登辉留住。
在李登辉的女友曾文惠家，吴终于找到了李登辉。问李为何要退党，李回答说党内不纯，有人有野心。并表示退党后，一定会保守党的秘密，同时也要求组织为他的这段历史保守秘密。吴克泰看其去意已决，没有多说什么，回去后马上报告了蔡孝乾，蔡一脸勃怒之色，但只好被同意了。
退党后，“普罗寮”里仍不时有左翼青年出没。来得最勤的是陈炳基、林如堉、李苍降、李熏山四人。其中，陈炳基、李熏山，已是中共地下党员，不过李登辉不知道而已。四人有意成立一个组织，吸引进步青年从事社会运动。组织名称沿用毛泽东当时正侃侃而谈的“新民主主义”，以“新民主同志会”命名。作为发起人之一，李登辉也参加了该会。在陈炳基、李熏山的工作下，同志会的几个人一起要求集体加入中共，且定有彼此保守秘密的君子协定。刚退党不久的李登辉，不便明说，也不好反对，只好随大流再次办了入党手续……李登辉很少参加“新民主同志会”的活动。让当事者记住的仅是，1948年“二二八事件”周年纪念前夕，当时“新民主同志会”发起人每人草拟一份《告台湾同胞书》，最后由组织决定圈选一篇对外散发。
五人里，自视马列的书读得最多，又是唯一喝了洋墨水回来的李登辉，自认为自己写得最好，可组织上选定的是李熏山的文章。他颇有些无奈地将此文邮寄到各公家机关及公司行号，并在台湾大学内张贴。这是李登辉最后一次参与“台共”及“新民主同志会”的活动。
同年夏，李登辉退出共产党。他此次的理由是，自觉并不适合党组织的活动。自己是学经济学的，有兴趣从学术的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却不是对共产党的政治活动有兴趣。他又一次承诺，对“台共”和“新民主同志会”的一切事务，日后均绝对守口如瓶，“同志”不再做了，还会维持“朋友”情分。
两段在“台共”的经历，李登辉的“红色岁月”，加起来还不足两年。
笔者忘记在哪里看到过这样一种说法：
尽管李登辉这类从日本回台湾的“台共”成员，和岛上的大多数共产党党员，在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想法上基本一致，但彼此之间，仍存在着某种复杂微妙的差异。有过日本经验或受过日本文化影响的“台共”成员，多是高级知识分子，如郭琇琮这般坚忍、谦和又具包容性的人不多，多的是自认受过西方先进教育，平日自视甚高，举手投足之间，不免有些骄矜，骨子里瞧不起从大陆派来台湾、或本土草根阶层里冒出来的“领导”，看他们没有文化，缺乏素质，彼此在政治理念上也多有歧异，共处日久愈难弥合。双方的尖锐冲突自然与日俱增，李登辉一类人与“红色革命”分道扬镳，只是早晚的事情。
当年“新民主同志会”的五名发起人里，李苍降、林如堉遇害，陈炳基、李熏山坐了多年牢狱。1950年，二进二出共产党的李登辉，主动办理了自新手续。此后，受到政治监控，最长一次被情治部门连续审查七天。二十年后，在其“农复会”上司沈宗瀚的力邀之下，李登辉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蒋彦士的推荐下，引起蒋经国的注意。1972年为蒋延揽入阁，任“政务委员”，至此投身政界，为国民党新生代台籍政客骨干人物。两人第一次见面时，蒋经国告诉眼前这个面有忐忑不安之色的中年人：你的有关材料已经烧了，以后没有这回事了，好好做事吧。
众所周知，“好好做事”的李登辉，最后坐进了年轻时他和许多左翼青年立志要推翻的这个政党的“总统府”……
审查李登辉时，谷正文虽已卸下长达十七年的保密局侦防组长职务，转调由原保密局改制为情报局的督察室主任，但仍有机会参与讯问李登辉，并对这位从美国回来的农业经济学硕士留下了深刻印象：
讯问当时，牛树坤坐在办公桌后面，我坐在桌旁待客沙发上，李登辉则恭谨地端坐在门边木椅上。这位农复会技正，长型脸孔，是一个典型戽斗。他剪了一款短而整齐的西装头，鼻上架着一副细金边近视眼镜，穿着撩起半截袖子的白衬衫，整个外型，显露出几分风流俊俏。
从他的眼神、仪态及应讯时的简洁回答中，可强烈感受到相当浓厚的绅士气味。不过，我却同时认为，像他这种外表过于拘谨、个性处处流露出过分雕琢痕迹的青年，对事情不会有太大的热情，对问题也不会有独特的见解，所以不可能在共党组织中有大作为。
在应讯中，李登辉以很诚恳的态度，坦承了参加中共在台地下活动的经过，他说：“那是一个青年学生的错误，请你们给我机会悔改。”
结案前，李登辉被暂置在调查局新店休养所（调查局处分失职人员的禁闭所），与当时的苗栗调查站站长翁文维同房。李登辉在休养所大约待了四个月，才由他的顶头上司、农复会主委沈宗翰与秘书长蒋彦士出面将他领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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