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适应毛泽东个人生活习惯的功能要求
毛泽东与其他人不太一样的个人生活习惯主要有：习惯使用蹲式厕所；常常顾不上穿外衣，就从这边的房间去那边的房间。在春暖之前、秋凉以后，只穿睡衣经过没有封闭的走廊，就容易被风吹到受凉感冒，因此要把走廊封闭起来（毛泽东在南方的住所一般不封闭走廊，只有“芦林一号”除外，这大概与该住所位于山上的缘故）；以散步、游泳、跳舞、看电影、打乒乓球为主要休息方式，因此要有宽敞的院落、游泳池（或距离可游泳水域比较近）或舞厅、乒乓球室、电影放映室等。因此为毛泽东安排专用或临时住所的配套建设通常都会努力满足这方面的要求。
比如，这些住所都要有特别宽阔的绿化植被空间，远离尘嚣，宁静安适。接待方为毛泽东本人准备的专用住所和供毛泽东下榻的临时住所都力求达到这一要求。毛泽东曾下榻的上海太原别墅有12650平米院落；上海兴国宾馆有市内独地无二的70000平米花园；成都金牛宾馆占地630余亩；武汉东湖宾馆庭院面积0.83平方公里；江西庐山“芦林一号”占地面积100000平米；上海西郊宾馆占地1160亩，约732，600平方米，环河内400多亩，环河外700亩；绿地面积700亩，约466，200平方米；哈尔滨花园邨占地80000平米；南京东郊国宾馆占地30余万平方米；济南南郊宾馆占地1160亩，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长春南湖宾馆占地面积8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南昌“八二八”宾馆占地面积1000余亩，等等。
相当多的住所还要有方便的游泳条件或可打乒乓球。如丰泽园有紫光阁南室外游泳池、乒乓球室；游泳池、玉泉山一号楼有室内游泳池；松山一号楼和滴水洞可在韶山水库游泳；庐山芦林一号可在芦林湖游泳；梅岭一号有室内游泳池；“八二八”宾馆有乒乓球室等。四、毛泽东对修建住所的态度
毛泽东对为他专门修建或改建的如此众多住所是个什么态度？许多人可能都十分关心。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毛泽东本人尽管入住香山时就养成了独居一处的习惯，但总的来说，在建国初期还是比较注意在住所修建及维修上力求节俭。1958年，在大跃进热潮中情绪亢奋的毛泽东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默认中央及各地有关部门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修建住所的不良风气，甚至自己亲自张口让人在家乡修房子。1970年代前后，除了因战备或其他正当原因盖的房子外，他对有关领导人主动修建或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修建的住所都予以认可，有时还主动让身边工作人员去告诉有关领导人为他修房子。说明这时他的态度与大跃进期间是一致的。
（一）从1949年到1958年。
建国之初因多年战火摧残，满目疮夷，百废待兴，毛泽东的住所也多依托旧宅进行改造维修。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入住香山双清别墅时，它原为慈幼院，毛泽东要来住，因此被迁出。毛泽东入住时只是为它新修了公路，并在旁边挖了一个防空洞。其后入住中南海丰泽园，从1954年以来对菊香书屋进行了多次改造，规模并不太大，如为毛泽东和江青各自修建了蹲式和坐式厕所；对院内房屋走廊加高加宽，用玻璃和木石材料封闭；向东扩展新建了供毛泽东及其身边工作人员活动的乒乓球室；翻修所有建筑的屋顶，屋内装上了硬木地板，安装双层钢窗。对于这些修缮，毛泽东都是同意了的，有时还亲自挑选修缮方案。1954年，江青趁毛泽东离开北京期间提议兴建玉泉山游泳池，引起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为此江青于当年4月20日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承认错误。毛泽东把江青的信，批转给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中共中央几位领导人，罗瑞卿、杨尚昆、汪东兴等几位相关的负责人阅看，并明确提出：“为补救计，建造费五亿由我的稿费中支出，游泳池封闭不用。”1958年菊香书屋进行改造工程时，“本来毛泽东是不同意对自己住的房子进行修葺的，身边的人员做了很多工作。他们解释说房子实在是太旧了，长时间没做过整体修理，房顶渗漏，柱子的漆都脱落了，这样将加快古建筑的损毁，必须进行适当的修理，才有利于古建筑的保护。毛泽东这才被说服了”（田恒贵口述，王凡整理《中南海内修缮工程杂忆》，载《文史参考》杂志2010年第16期）。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从外地回来，“发现园内所有的房子都修茸一新，正房向阳一面还新修了一道双夹道走廊，安上双层玻璃。毛泽东大为不悦，因为这样的修缮未得他同意”（香港《文汇报》记者阮纪宏：《张玉凤回忆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但张玉凤说毛泽东因未经其同意而修缮菊香书屋，因此搬到游泳池一事，被专门负责修缮中南海房屋的田恒贵工程师否定了。他说自游泳池修好后，毛泽东十分喜欢，因此时常来住，至于1966年正式搬到游泳池的原因，则是“是因那里的房间都是落地大玻璃窗，比菊香书屋更敞亮”。他同时还纠正了张玉凤的另一个错误说法，即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修建了中南海室内游泳池（事实上还包括旁边的室外游泳池），说毛泽东从稿费中拿出5亿元（旧币，相当于新币5万元）支付的是玉泉山小游泳池的费用。而中南海游泳池项目是由当时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办管理局局长邓典桃批准，中央建筑设计院设计，北京市第五建筑公司负责施工的，田本人参加了游泳池外墙的粉刷、装修，游泳池内部的部分配套项目施工及后来的维修工作（田恒贵口述，王凡整理《中南海内修缮工程杂忆》，载《文史参考》杂志2010年第16期）。
这一时期，各地接待毛泽东多用建筑风格独特、有假山池塘园林之胜的名人旧宅，如天津和平宾馆（即润园，1931年建，安徽寿州孙氏后人孙震方住宅）、北戴河章家楼别墅（1925年建，章瑞亭旧宅）、济南怡静园（原日本驻济南领事馆）、开封河南省军区司令部红楼（1917年建）、长沙蓉园何键旧宅、南岗区颐园街一号（1919年建，波兰籍木材商人葛瓦利斯基私宅）、南京西康宾馆（1946年建，原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旧宅）、青岛迎宾馆（1905年原德国提督府）、庐山美庐别墅（原蒋介石旧宅）、上海兴国宾馆（1934年建，英商太古洋行的大班Swire的私人豪宅）、上海瑞金宾馆东院一号楼、无锡锦园宾馆（荣毅仁伯父荣宗敬1929年建的私家园林）、合肥稻香楼、莫干山别墅、杭州刘庄等。石家庄小白楼所属的平房是新建没几年的建筑，但它原来是保育院，汪东兴看上了它，把孩子们迁走由毛泽东来住，也可算是旧房吧。这些房子虽然格局宏大，环境幽静，毕竟房子老旧，不符合中央领导人居住的需要。如在杭州刘庄，“据当时刘庄警卫汪龙和告诉中新网记者，1953年毛泽东解放后第一次来杭州时就住在刘庄，在汪龙和的记忆里，当时的刘庄按照现在的眼光来看，是破烂不堪的。‘那时候的刘庄只有一层楼，刮风的时候楼板都在响’。”（《81岁少庄主重返杭州刘庄西湖第一名园成国宾馆》）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新建的住所比较少，主要有四处，一是新六所，与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四大常委同等待遇，一家一栋楼；二是北京玉泉山一号楼；三是北戴河别墅，1954年中直机关在北戴河的疗养院修好后，毛泽东入住新建的一号楼；四是1955年中南海修建了室内游泳池，毛泽东喜欢，后来就成为他的住所。
（二）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
毛泽东反对改建、修缮住所的态度随着“大跃进”的到来发生了明显变化。几年来在杭州刘庄和武汉东湖下榻的经历，使他逐渐形成了固定的住所审美观念。他喜爱古朴庄重的中国传统样式的高大平房，同时还要吸收外国建筑保暖防寒的特点，安装高大宽敞的玻璃窗。他喜爱气势宏大的北方皇家园林气派，即使点缀着掩映在浓荫翠林中的亭台楼台阁，也绝非“螺丝壳里做道场”。如杭州刘庄1954年改建为国宾馆时，“将昔日的韩庄、杨庄、康庄、范庄揽于其内，面积达36万平方米”（《百度百科·刘庄》），更巧借诺大一片西湖浩瀚水面景观，远非昔日刘氏私家园林可比。
1958年，毛泽东主动要求家乡领导为自己盖房子。中国官场的规则是，高级领导人通常不会对个人生活问题发表意见，多靠家属和工作人员对其想法的领会和揣摩，出面替他张罗，提要求。只要他不明确表示反对，就是赞成。不知什么缘故，毛泽东的家属和工作人员当时并没有领会他的意思，只好自己张口。1959年毛泽东在滴水洞口的韶山水库游泳，对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小舟，咯个地方很安静，我退休后，在这儿搭个茅棚给我住住好吗？”1960年5月，毛泽东回长沙，与新任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再次谈起韶山有个滴水洞，这个地方很好（《毛泽东生活档案》下卷，第817页）。于是张平化去考察滴水洞，“二O三”工程马上开工了。第一位接受请求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毕竟是个书呆子，为毛泽东盖的松山一号格局小气，仅有550平米，又吵，毛泽东要在滴水洞盖房子的话，已经是在委婉批评他了。接替他的张平化就很会来事儿，一盖就盖个大的，滴水洞一、二、三号主体建筑面积共3638.62平方米，还仅仅是一期工程，二期、三期工程因为经济困难没有上马。毛泽东对滴水洞别墅很满意。1966年6月18日他回韶山，“抬眼望着葱绿的群山，高兴地说：‘这个洞子天生一半，人工一半，怕是花了不少钱哪！既然修了，就要管理好，不要破坏了’。”（张耀祠《张耀祠回忆录----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第86页）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各地领导人在1958年及其后数年间掀起一股“大盖楼堂馆所”之风，纷纷赶建供毛泽东居住的别墅。这里面有毛泽东本人主动要求盖的，如松山一号和滴水洞；有在风景区专门为毛泽东盖的，如庐山芦林一号别墅和北戴河小别墅等；数量最多的是各地纷纷为毛泽东等中央主要领导人在省会城市或风景区城市所建的国宾馆别墅。
（三）七十年代前后。
这一时期全国各地的毛泽东住所基本建设完毕，他无论走到哪里都不愁没有符合其要求的住所。此时为他盖新住所的理由也由“巡视”各地的需要变为其他。如为了战备指挥的需要，修建湖北咸宁“131工程”特一号别墅；为毛泽东专列停车时休息的需要，修建浙江金华“601工程”别墅、南昌“八二八”宾馆，上海“一O一”住所；还有的是因为感到原先为毛泽东修的房子已经比较旧了，需要改善条件，升级换代，修新房子，如在北京新修官园住所，在广州新修南湖别墅。修官园住所是在1967年前后，此时毛泽东已移居游泳池，而游泳池刚刚盖了十一二年，应该算是七成新；修广州南湖住所是在1971年，原先供毛泽东使用的广州小岛和鸡颈坑住所都是1950年代中期或更晚些时候修建的，房龄最长不超过15年。如今要“鸟枪换炮”，它们就显得落伍了。以同样的理由，后来又在中南海修建了“二O二”住所。
毛泽东本人对这时修房子是个什么态度？从有关南昌“八二八”住所、北京官园和广州南湖的材料中不难看出。据程世清回忆，1970年9月6日夜里11时，他去毛泽东的芦林一号办公室见毛泽东，毛泽东说准备与白天发生激烈冲突的林彪谈一谈，程告诉毛泽东，省革委在南昌郊区为毛泽东盖了一所房子，不大，是平房，省军区为林彪也盖了一所，是不是都在南昌休息休息谈一谈再走。毛泽东同意了（马社香《庐山档案----毛泽东与名人在庐山》，第229页）。北京官园别墅是由汪东兴与周恩来商议修建的。修好后，毛泽东不愿意去看房子，走到半路又回来了，后来也没有去住。
修建广州南湖别墅是汪东兴亲自向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交待的任务。毛泽东事先知不知道此事？迟泽厚认为是知道的。“1971年8月，毛泽东离京乘火车南下，向一些‘诸侯’‘吹风’，挖林彪的‘墙脚’。8月底，在长沙接见广州军区和粤、桂、湘三省区主要领导人丁盛、刘兴元、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等人。接见过程中，丁盛曾郑重其事地向毛泽东报告：‘主席，给您新修的房子很快就可以入住了，盼望您到广州过冬。’毛泽东只是简单地说：‘好嘛。’并未感到诧异，更没再往下问。这表明毛泽东是知道此事的”。后来周恩来曾传达毛泽东本人的话：“主席让我给大家打个招呼。主席说：广州的房子，是我叫东兴负责修的。过去，我在广州白云山有一栋房子（按：即鸡颈坑），但是，以后住了外宾，才叫东兴另外选址再修一栋。房子是按我的要求设计施工的。’周恩来接着说：‘主席讲到这里，我还插了一句：那里的房子，我去看过了。我住的房子，也是按我的意见修的’。”（《南湖“行宫”修建记》）
毛泽东无论是否事前有所暗示或知晓，事后住或者不住，都没有怪罪亲自操办此事的汪东兴，没有让他像1950年代前期的江青一样写检讨，甚至连批评几句的情形都没有，其政治地位反而越来越高，官越做越大，当上了党的副主席。
毛泽东是个率性而为的人。起码在个人日常生活中，并不是怎么说，自己就怎么做的。就拿吃穿来说，1968至1976年担任毛泽东生活管理员的吴连登说，主席告诉他：“现在的四菜一汤已不错了，还要吃什么山珍海味，我们国家还比较穷，有些贫困地区的人民还吃不饱饭呢，什么时候使全国人民都能吃上四菜一汤，那就好了。”一次吃饭时，有几粒饭掉在桌子上，主席马上捡起来吃，在一边的工作人员说：“主席不要吃了。”主席反问道：“你们知道大米怎么来的？农民们很辛苦，粮食来得不容易呀，我们不能浪费。”(《四菜一汤已不错了》)可实际上，1950年代他的早餐通常为6个菜，中餐和晚餐为6个菜到8个菜一个汤。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为蒜泥、辣椒等小菜加上“六菜一汤”（其中两道为试吃菜）。除了因为健康原因受医生限制，或出于政治原因于1060年9、10月到1961年4月间宣布“不吃肉”以外，平时对红烧肉、鱼、“叫花子”鸡等情有独钟（参见卸甲一书生《毛泽东餐桌上的“四菜一汤”真相》）。毛泽东的卫士周福明曾回忆说：“1963年初夏的一天，我来到中南海服务处取衣服。洗衣房的同志对我讲：‘小周，给主席换换新的吧，你看这件睡衣，洗的时候，睡衣从水里也实在不好往外提，弄不好就被拽坏了。’……几天之后，我陪主席吃晚饭。对面的主席正穿着这件睡衣坐在床上，他手上的木筷子伸向菜盘夹起菜往嘴里放，我趁机对主席说：“主席，这件睡衣今年该换换了吧？”我期待着主席的回答。主席显出漫不经心的样子，他一边吃一边说：“现在国家不是很困难吗？我看再补一补就行了嘛。”我一想到把睡衣拿到洗衣房去洗，洗衣房的同志提的意见时，就小声地嘀咕了一句：“您是主席。”“噢，我是主席，主席的睡衣就不能补一补吗？”（《主席的衣服就不能补吗》）与这番感人至深的话语相对应的事实是：在中南海有关人员在“清理毛泽东遗物时，发现长的、短的、厚的、薄的，好的、破的各色各样的睡衣有20多件，夏天穿薄的，其他时候穿稍厚的，再觉冷时，便套上厚棉毛假袖、护膝套，或披条毛巾”。这些睡衣包括冬天穿的带绒睡衣；春秋穿的苜薯棉夹睡衣（其中补丁最多的是1950年代王子清师傅为毛泽东缝制的，见《毛泽东遗物事典·补了73个补丁的木薯棉睡衣》）；夏天穿的仿绸或东方呢睡衣（参见亓莉《毛泽东晚年生活琐记》）；白色真丝睡衣，1958年冬由周庆祥缝制（《毛泽东在上海》第242页）。毛泽东喜欢穿打了几十个补丁的旧睡衣，同时也从来没有说过“不要再做新睡衣了”这样的话。于是，他一直在穿带补丁的旧睡衣，有关方面也一直在给他做新睡衣。
只有在为他盖房子这件事儿上，毛泽东从来没有说过要艰苦朴素，勤俭节约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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