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随着红十字会风波、朱令案被重新翻出、波诡云谲的京温女子坠楼事件等持续发生,网络充斥着的暴戾和不安定因素急剧增加。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统和了诸多网络舆情,得出“社会舆情压力指数正持续高位运行”的结论。而在此之前,以《人民日报》及其旗下的《环球时报》为代表,也曾在民意走向和舆情压力飙升问题上发声,前者的论调是“网络舆情并不等同于现实民意”;后者则持着“舆论不应过度监督”的立场。虽则内容有别,但核心如出一辙,即中国当前的危机已经陷入常态化的漩涡,难以自拔。
民间有一个颇有意味的说法是,看一看央视的《新闻联播》,觉得中国国泰民安一片祥和;再上网刷刷微博,感觉中国到处藏污纳垢冤案四起。套用《中国青年报》御用评论员曹林的说法是,“看微博感觉明天社会就要乱了,去菜市场兜一圈又发现,啥事儿也没有,一百年也不会乱。”虽然前后兼有调侃戏谑的成分,但也道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中国当前两个舆论场错位和鸿沟之严重,微博上充斥着的拆迁悲剧、红会丑闻、人伦惨剧、公款吃喝、公车私用、群体性事件,乃至城管打人、企业污染等元素,将舆情压力一步步抬高。
舆情压力的真实情况如何?按照喻国明等人的权威分析,2012年社会整体运行压力持续增加,压力指数从2009年的46.1上升到2010年的80.9,2011年的83.9,2012年的85.7,社会运行压力始终高位运行,“纾解压力”成为社会稳定之必需。而比之于学院派的数据呈现和综合分析,百度热词以及微博热门搜索则呈现出了更为直观且及时的舆情压力。在百度热词榜单中,官员丑闻、明星绯闻、揭黑等,均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升温;而在微博平台上,虽然存在微博管理方的关键词屏蔽等,但还是能从或隐或显的搜索榜单中看出舆情动向,内容无外乎各色负面新闻。比如在投毒案甚嚣尘上之际,“郭美美死亡”的传言却能异军突起,迅速稳居十大排行榜之首。舆情压力的持续高位运行,也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即如何解决,如何释放这些积聚起来的压力。按照各方的建言献策,之所以网络舆论场会如此明显地暴戾横行,各种谣言满天飞,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渠道的单一化。换句话说,想通过正规渠道上访的,不是被关进黑监狱,就是投诉无门,所以只好借由网络来引起关注。想要讨薪的,不是吃了闭门羹,就是遭到暴力打压,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模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腔调来召开讨薪发布会的视频。不得不说,注意力效力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与民众对多样化宣泄情绪通道的呼吁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当局每逢敏感事件必定采取的一揽子舆论管控措施。比如对朱令案从禁制到脱敏的变化,对京温女子坠楼事件大范围地信息屏蔽,无一例外地延续了以往惯用的言论封锁之策。短期看来,这一强力管控遏制了流言蜚语的散播,但从长期来看,好比是一个压力锅,压力累积到一定程度时爆发的威力更难以预期。
《环球时报》曾刊发一篇题为《舆论过度监督是个伪命题》的评论,虽然呈明了舆论不适当监督带来的诸多问题,但却隐蔽了为何舆论监督过度的根由所在。中青报则争锋相对,在驳斥舆论民意的不当作为后,开始进一步思考为何没有更多的宣泄渠道满足民众需求。这也应该成为当局考虑的一个问题:如何缓解飙升的舆情压力,如何让危机走出常态化,不是单方面强力管控就能一蹴而就的。让事件不再因当局的强力管控而变得愈加敏感,给民众提供更多的宣泄压力的出口,才是长久之策。
新华社在评朱令案时“漠视舆情三缄其口更易生矛盾”的说辞,更好地向相关部门提了个醒。毕竟,在朱令案及京温女子坠楼案之前,这方面的教训已经汗牛充栋。比如2008年“瓮安事件”、2009年“石首事件”、2012年“泸州事件”等,都是由一起普通自杀事件或者刑事案件引发数百人集体“散步”,最后发酵成群体性事件,给地方政府带来极大被动,其中一个重要教训就是传统封闭的办案模式难以为继。缺乏与家属开诚布公的沟通,缺少对舆论关切的充分回应,极易使“小道消息”满天飞,酿成群众不满情绪“井喷”。
一边是中国民众的不满情绪高温不降,一边则是众多西方媒体拿着中国的人权和言论自由说事。很明显的一个现象是,中国每每发生恶性事件,比如2012年的最大政治丑闻薄熙来事件,以及每年“六四”纪念日期间,甚至于红会风波以及朱令案中,西方媒体的相关报道中均会言及“中共当局已经封锁了相关消息”。言外之意是,当局只要封锁了消息,其中必定藏有见不得人的猫腻。针对此,当局与其以一句“西方抹黑中国”回击,倒不如从一开始就避免落下话柄。按照更官方的说法则是,“应当对娱乐化节目、网络上吐口水等行为持一种相对宽松和开明的态度,不“关闭”已经有限的社会安全阀,同时进一步完善这类安全阀机制,通过构建更多的社会安全阀来缓解日趋紧张的社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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