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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错放不错判”破坏法治或成权贵护身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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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共十八大及全国两会完成换届以来,以平反冤假错案为切入点的法治建设成为中国政治和社会的重要议题。北京时间5月6日,现任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兼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在法院内部刊物《人民法院报》发表文章《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对各级法院工作作出具体的指导和解释。文中提到的“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等观点引起外界极大争议。

分析人士认为,沈德咏这句话所体现的无罪推定思想虽然被认为是法治精神的重要内容,对于防范冤假错案的确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然而,这一表述仍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对“错放”与“错判”的选择,过于突显“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同时,对“错放”的纵容不仅可能为人为地袒护权贵等既得利益者大开方便之门,对法治建设也会造成极大的破坏。防范冤假错案,根本和现实的途径是司法独立、提高法院职能权限等制度建设。

“错放”即是“错判”

自中共新一届领导集体定盘以来,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成为中国各级司法机关工作的重要内容。然而冤案、错案的平反带来的不仅有迟来的正义,还伴随着得知真相的民众对负责判决案件的司法体系的质疑和批判。沈德咏的文章由于直指在民间引起广泛争议的冤假错案,并且对今后司法机关的工作具有明确的指导意义,因而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文中提到的“要像防范洪水猛兽一样来防范冤假错案,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等论述,在舆论中引起很大争议。

多家体制内媒体在转引和解析时认为“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论”体现了无罪推定,至少是“疑罪从轻”的原则,这是法治精神和尊重人权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法治建设的进步。有支持者甚至主张这一办案原则“应该立法,系统细化完整地写进法律”。不过,也有一些媒体和个人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认为沈德咏对“错放”与“错判”的解读恰恰体现了对法治的破坏,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逻辑悖论。观察人士指出,舆论争议的焦点主要在“错”字上。按照沈德咏“宁错放不错判”的表述,“错放”与“错判”是相互对立的两个选择项。而反对者多认为,二者并非是“二元对立”的关系。实际上,“错放”就是“错判”的一种。如果法院审理不能够明辨是非,而认定有罪之人或组织无罪,这对于原告其实就是一种错判。而且,作为原告与被告的共同依赖的裁决者以及社会公正的守护者,法院不在寻求真相和公正判决上多下功夫,反而以“宁错放不错判”作为思维定势和出发点,只能为出现更多的错放类案件大开方便之门。

有学者认为,“错放”与“错判”其实是基于缺乏足够证据的现实考虑。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被告无罪,二是被告有罪但未收集到相关证据。沈德咏的表述本意是,判其有罪可能伤及无辜,将其释放可能纵容犯罪,两害相较则应取其轻。然而,在这一逻辑无疑突出了法官的能动性,而且法官由一位判决者变为了一位利益权衡者和协调者。如此过于突出人的作用,无疑是中国人治传统的延续,以及对法律权威的亵渎。

践行法治精神,法官只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将证据有无作为审理判决的主要依据。有证据则判决有罪,无证据则判决无罪,而不应过多考虑社会外界利益干扰。即使因此使得有罪之人逍遥法外,或者是无罪之人遭受无妄之灾,只要法官本着惩恶扬善、依法进行、认真负责、穷根究底的态度进行审理判决,就是符合法治精神的,是绝对公正理想的失败,却是现实和程序正义的成功。值得注意的是,严格依法审理、依法办案、依证论罪,就能有效避免冤假错案,尤其是减少将无辜之人判决有罪的现象。

事实上,中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3款对于罪疑从无原则就有着严格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作为中国体制内法律界的权威,沈德咏于“错放”与“错判”中寻求司法公正的做法,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司法界仍然没有体会到法治精神的核心要义。允许“错放”或成为既得利益者的胜利

沈德咏在文章中总结道,“纵观已发现和披露的案件,冤假错案的形成主要与司法作风不正、工作马虎、责任心不强以及追求不正确的政绩观包括破案率、批捕率、起诉率、定罪率等有很大关系。”“法官故意制造冤假错案是极为罕见的,在我国现实情况下,冤假错案往往是奉命行事、放弃原则或者是工作马虎失职的结果。”

沈德咏作为从中国司法体系内部一路升迁至最高法院领导层的人物,对司法内部的问题的归纳也比较具有可信性和说服力。他的表述表明,在中国大量存在的冤假错案其实大多可以避免,其造成主要是由于受到体制内相关组织或人员的干预。同理,不论是沈德咏提到的“错放”还是“错判”,也都与中共体制内问题有脱不开的关系。因此,不论法官对“错放”和“错判”作何种选择,只要体制内问题得不到合理有效解决,法治社会与司法精神都无法实现,冤假错案也难以避免。

法官可以奉命“错判”,也可以奉命“错放”。而中国的现实情况则是,被错判的往往是社会底层民众,而被错放的往往是所有大量社会资源的有权、有钱、有背景的既得利益者。在“宁错放不错判”的操作手法指导下,如果被告通过某种方式向办案人员施加影响,由于错判要承担更重的社会甚至是政治责任,“宁放不判”就更容易成为法官们的现实选择。其具体做法包括不负责任地任意减少指控、无罪释放,甚至是消极避案等。由此来看,“宁错放不错判”其实是降低了既得利益者的违法犯罪的成本。

另外,沈德咏“宁错放不错判”的指示可能会鼓励了各级法院“错放”行为,而忽略了法官作为仲裁者的责任、作用和使命。在当前中国社会矛盾对立不断加剧,民众对正当权益的索求日趋强烈的背景下,法院的对既得利益者的纵容只会进一步增多和激化这些矛盾,不仅不利于中国法治建设,也会增加更多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更需司法独立的制度建设

有观点认为,在西方法治国家的政治架构中,法院地位独立而超然,甚至与作为执法机关的政府和立法机关的议会并驾齐驱。这是法院作为法律和社会正义守护者最重要的条件。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的法院都处于中国政治建设的边缘地位。即使是在今天,各级法院的运行还要受到同级公安机关劳教制度的干扰、检察机关的分权、政法系统的领导,在其上还有中共中央的统一指示。事实上,在中共的集权制度下,法院与其他政治机构都成为了利益共同体,这成为其独立、公正、依法审判所面临的最大障碍,也为冤假错案的产生提供了适宜的体制环境。

沈德咏在文章中多次提到法院审理过程中面临的“压力”,不过他提到的“压力”多是指来自体制外的民众、舆论和媒体等对事件的关注给法院所造成的“压力”。其实,体制内同样可以向法院施加更直接的压力,甚至是干预正常司法程序。这些都是中国司法案件中的常见现象,其存在也有着“合理”的制度基础。

有司法界人士指出,一般案件经过公安和检察机关逮捕、调查、先期审理,甚至是刑讯逼供后,起诉到了法院。

此时不论被告有无罪行,公安与检察机关当然都希望法院能够判刑。由于公安、检察、法院在政法系统统一领导下互为一体,内部人员往往是同事关系,甚至有可能存在某种利益关系,程序上游就会对下游形成压力。不仅如此,对于民告官等牵扯到体制内人员的案件,原告与被告都有极有可能运用体制内的关系向法院施加压力,甚至是直接干预。在此情况下,不论是沈德咏提到的“错判”还是“错放”,都极易发生。另外,有观点认指出,沈德咏这篇文章其实是他身为法院领导向下级的一项公告和劝戒。沈德咏认为,虽然河南赵作海、浙江张高平叔侄等冤案错在法院,不过由于法院作出了疑罪从轻,即本可判死刑却作了留有余地的判决,因而是功大于过。这种说辞与中共认定“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为探索而非罪过,认毛泽东功大于过的做法一脉相承,都体现了对体制的辩护。因此,依靠中共体制内人士进行点的突破,而不是从制度上着手,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司法问题,“错判”与“错放”也都难以避免。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及最高法院院长周强都曾强调,“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而法院无疑是守卫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不过,由中国的现实情况以及沈德咏上文提到的论述来看,正是身为公正守护者的司法体系自身,往往成为实现公平正义的阻碍。因此,防范冤假错案,最重要和根本的应当是从当前的政治体制和司法运行体系入手。

分析人士认为,防范冤假错案,最重要和根本的途径还是建立保障司法独立的制度,使法院等司法机关的人事任命和司法程序运行独立于其他组织机构之外,并杜绝其干预和影响。此外,还需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法院的权限和地位,弱化政法系统的领导,取消劳教制度,减少纪委、检察机关等职责交叉,甚至可以考虑将其归入法院体系,这些都是中国法治建设的应有之义。

在此基础上,法院体系才能有践行法治精神的客观环境,并且逐渐专业化和纯洁化,成为守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坚实保障,也更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而冤假错案的减少也就顺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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