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美讲述了江青以“文艺哨兵”名义，登上政治舞台的曲折经过。
为了理解王光美的叙述，这里须对历史背景作些介绍。
自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与中央一线领导集体，对文艺与意识形态领域实行何种政策，出现了鲜明而深刻的分歧。
1962年4月，刘少奇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以中央的名义批转中宣部“文艺八条”，提倡文艺题材和风格多样化，反对党包办文艺。文艺界众人欢呼，要把这“八条”刻在石碑上。
1962年12月，毛泽东根据江青的提醒，对文艺界发出警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了。有点西风压倒东风。”
1963年9月，毛泽东再次发出警告：“唱戏，净是老的，帝王将相，家院丫头，……那个东西不行。”“要推陈出新”。 可是，刘少奇等一线领导人在鼓励现代戏的同时，并未封杀传统剧目。文化领域的多样化政策，和一线领导人制定的政治、经济宽松政策一样，继续在全国推行着。 正是在毛泽东越来越感觉失落的1963年，江青以第一夫人的特殊身份闯入文坛，开始向中央一线领导发难。江青曾在上海向王光美挑明：“主席不好说的话，由我来说。说对了是主席的，说错了是我江青的。”说穿了，毛泽东推出江青插手文艺，既是一种可进可退的党内斗争手段，也可涉及价值观念等大问题。王光美一边回忆，一边对记者说：“江青从此以后抓文艺，抓什么对‘封资修’的批判，搞现代样板戏。”由于江青在抓样板戏时，对文艺界批评既多且厉，“中央就听了江青的汇报。少奇找她谈了，问她究竟有什么意见。因为，文艺是很复杂的事。但她没怎么说话。后来，中央在怀仁堂开会，请江青出席。”刘少奇与江青单独谈了些什么，没有留下记录。王光美只知道，刘少奇那次批评了江青，在上海与王光美谈文艺界各种问题是不负责任，以后要注意。
刘少奇于1964年1月主持的“中央文艺工作会议”，留有不少史料。
虽然在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又根据江青提供的材料，对文艺界作了异常严厉的批示，指责文艺界的社会主义改造“成效甚微”，并怒声质问：“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文艺，……岂非咄咄怪事。”但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把毛急于解决的“主义之争”，降格表述为“就是颂古非今的问题，还有颂洋非中的问题”，并再三赞扬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周扬的“意见好”。周扬的意见是什么呢？周扬强调：文艺界的问题大多数是认识问题；“大跃进”时期领导文艺的方式简单粗暴，现在不能仿效。江青在会上当即反驳：“资产阶级对我们的东西更粗暴！”可是，几乎没有人理睬江青。邓小平在发言中明确表态：我完全同意少奇、周扬的讲话。这样一来，文艺界就只需改进工作，而没有掀起批判风暴。 正当毛泽东对刘、邓等人公然庇护暴露出“大问题”的文艺界颇为不悦之时，一个戏剧性的事件发生了。1964年2月3日，距刘少奇主持“中央文艺会议”恰好一个月。中国剧协举行千人迎春晚会。会前发函希望来宾讲究服饰，女宾以裙子为宜。场内不设政治标语。谐趣节目则有男演员穿芭蕾舞短裙跳《天鹅湖》，梁、祝拥抱等。舞会里称呼“女士们、先生们”，还跳美国水手舞、伦巴……《解放军报》编辑顾工，本着“战士的责任感”，向中央揭发了“文艺界的糜烂风气”。 此事顿时激起天威震怒。毛泽东于2月13日（大年初一）亲自发话：“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轰下乡，……不下去就不开饭。毛泽东并于6月26日，对江青严厉指责文艺界“对我们的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的讲话，异常罕见地亲笔批示：“讲得好。” 6月27日，毛泽东在江青提供的中宣部整风报告草稿上，以他特有的尖刻语言砸下重锤：文联各协会“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毛泽东以“最近几年”积累的感受指出，文艺界如不改造，“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吸附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发动政变的舆论基地。王光美对毛泽东“六二七文艺批示”（史称“第二个文艺批示”），并未多加评论，只是告诉我，毛泽东那时还有一条“在文艺界培养新的知名人士”的指示。这样，就使江青萌生了她自己来当“新的知名人士”的野心。
王光美的叙述主线，依然建立在江青的政治表现上。她说：“1964年夏天，江青听主席说，要培养一些新的知名人士，她从此就抢着出风头。她想冲。” 王光美说，江青在文艺界“冲”的时候，最重要的“发挥”是：一、经康生、张春桥协助，终于在上海搞成了对京剧《海瑞罢官》的影射批判，成为“文革”第一声。二、由于批《海瑞罢官》磕磕碰碰，又取得林彪支持，搞出了为“文革”鸣锣开道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
有记者问王光美：你们完全不知道，江青在上海秘密策划批判《海瑞罢官》吗？姚文元在上海写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下简称《评〈海罢〉》），长达八个月，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不少领导都知道这事。 王光美的回答十分明确：“我们这里完全不知道。”记者接着问：《评〈海罢〉》发表后，少奇还是不知道毛主席发表这篇文章是为了发动“文革”么？ 王光美回答得很干脆：“少奇他不知道。岂止他不知道，彭真就讲过，他也不知道。”王光美对彭真的特殊身份作了说明：彭真那时不仅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他在总书记休息时，代总书记工作。”彭真属于坐镇中央书记处的一线前沿人物，密切协助刘少奇、邓小平处理中央常务。彭真不知道《评〈海罢〉》的策划与撰写，就等于中央一线及其前沿机构，都被蒙在鼓里了。这既说明《评〈海罢〉》的炮制过程十分神秘反常、完全瞒着中央领导集体；也说明刘少奇等一线领导，确实没有对毛泽东采取“安装窃听器”、“安插特务”等秘密手段，反而习惯于使用既有的制度化程序。 所以，彭真、陆定一等人便把《评〈海罢〉》“视为”与毛无关之事，进行着“合法”抵制。当毛得知彭、陆命令中央和北京各大报不转载《评〈海罢〉》时，大发雷霆，怒斥中宣部、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历史地看，毛泽东批准发表《评〈海罢〉》，是企图挑起一场政治批判，借此扭转“七千人大会”后，刘少奇等人否定“三面红旗”的“修正主义”路线，并杜绝翻庐山会议的案，以触动“党内走资派”及其社会基础的大“整风”，重新确立毛的旗帜与地位。如果中央一线顺从，这场“整风”就和缓些；否则，就激烈些。
总之，毛泽东绝非在发表《评〈海罢〉》时，就已考虑发动惊天动地的、“自下而上”的”文革”运动。 有记者冒昧地再次追问：刘少奇主席应该多少知道“文革”要爆发吧？ 王光美的口气十分肯定：“少奇他不会知道的呀。‘文革’来了以后，才有‘文革’的。”王光美的意思是，‘文革’并非是预先酝酿好的一场运动，而是突然发生的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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