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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治未来或有四轮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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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分析指,评估当前及今后一阶段影响香港政治走势的最大因素,依然是如何摆正“一国”与“两制”关系的问题。一国是“宿主”,中国是香港的“最终宿主”,但香港反对派迟迟不愿回到给香港提供营养和场所的“最终宿主”身上,不愿回到现有的体制内正视现实,形成回归以来伴随香港政制发展每个阶段的最大矛盾。

据中评社5月16日报道,2013年伊始,香港政治就“热”了起来,反对派提早炒作政改议题。1月中,戴耀廷在某报上写文章,率先提出“占领中环”的想法。他提出,泛民动员上万人,特别是由李柱铭、陈方安生和一些大学教授在最繁忙的中环道路上进行“和平集会”,“甘冒坐牢的风险”,吸引全港和全世界的注意,以此争取“真普选”。

其实这十年来,香港政治“变暖”后一直就未“冷”过。评估当前及今后一阶段影响香港政治走势的最大因素,依然是如何摆正“一国”与“两制”关系的问题。一国是“宿主”,中国是香港的“最终宿主”,十六年以前英国扮演的一直只是“中间宿主”,但香港反对派迟迟不愿回到给香港提供营养和场所的“最终宿主”身上,不愿回到现有的体制内正视现实,形成回归以来伴随香港政制发展每个阶段的最大矛盾。现在,香港政制发展又到了面临转折的关键时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乔晓阳3月有关讲话,显示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政府已退无可退,也无路无退。

未来两年,香港各方围绕政制发展问题可能出现四轮交锋。

第一轮交锋,分两个回合。第一回合,反对派抢跑,欲占主动。提出“占中”后,戴耀廷又发表一系列文章,强调占领中环要非暴力,如印度的“圣雄”甘地和美国的马丁路德金的“公民抗命”运动。2月20日公民党在立法会上提出“落实双普选”动议。3月中下旬,陈方安生商讨重组民间“策发会”;民主党等到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投诉香港“2017年特首选举沦为假普选”;反对派立法议员成立“真普选联盟”等。第二个回合,3月24日,乔晓阳明确表态“不接受与中央对抗者出任特首”,反对派必须放弃逢中央政府必反的立场,以实际行动证明不做损害国家、香港利益的事情。中央在“两会”后立即表态,把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的底线讲清楚,确立了主导权。第二轮交锋,各种版本的政改方案酝酿出台。李柱铭先抛后收的方案主要有两点:一是接受按现时选举委员会方式组成提名委员会,以及采“机构”提名,但条件是保证获最多提名票的首5人可成为候选人,再供市民普选;二是提名委员会要有广泛代表性,即由市民普选产生,再提名候选人,供市民投票。

民主党主席刘慧卿称,该党的原则就是提名门坎愈低愈好,她同意若有人拿到3%选民提名便可参选。

公民党党魁梁家杰认为可参照2005年反对派议员《立场书》,获得八分之一的提名便能入闸,按1200名委员计算,150张提名票便可入闸。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院长陈文敏建议只要获120名选举委员会成员提名便可,估计按这建议,应可以容纳2至4名候选人,4名候选人参选特首绝对正常。

戴耀廷表示,如果提名委员会由全港300多万选民组成或由全港选民选出,即使最终特首候选人是由“机构提名”,或需“少数服从多数”,都不是问题。

4月9日,终审法院前常任法官包致金表示,《基本法》已列明特首普选须先由提名委员会作提名,强调须认清香港非独立国家而只是特别行政区的事实,不能期望香港的普选可达独立国家的层次,但可尽力争取最大普选程度。

4月24日,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宣布成立新民间组织“香港2020”推动香港政改,收集社会各界尤其是商界对特首和立法会普选的意见。“香港2020”是由2008年成立的“民间策发会”改组而成,陈表示会在今年提出符合联合国公约和基本法等原则的普选政改方案。

值得关注的是“真普选联盟”普选方案。5月8日,“真普联”提出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的七点初步意见,包括2017年以一人一票方式普选特首。选举制度须保障选民普及而平等的选举权、被选权和提名权;不能接受在正式提名过程中有任何“预选”、“筛选”的机制。不应设任何没有客观标准的参选条件(如“爱国爱港”及“不与中央对抗”,选民在投票时自有判断);争取设立一个由全港选民以一人一票选出、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设立提名委员会的规定,不能确保行政长官的提名程序符合普及和平等的民主原则,长远而言应予废除;任何参选人只须获得1/8提名委员会成员提名,即可进入普选阶段。在任何情况下,不应要求参选人须在任何指定界别或所有界别取得提名;行政长官参选人亦可循下列途径取得参选资格:经由一定比例的选民联署提名,再由提名委员会核实和确认;行政长官普选采取两轮投票制,首轮投票如果有任何候选人赢得过半数有效选票,则当选特首;如没有任何候选人取得过半数选票,则由最高票的两名候选人进入第二轮,第二轮得票多者胜;容许特首有政党背景。

预计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反对派阵营内部会进行统合,拟出主要的一、两个方案,以便在最后阶段与特区政府的方案进行对决。届时,反对派将以政治审查和提名门槛高为靶子,联合其他反对声音,争取在特区政府启动相关咨询之前获得主动权。从目前看来,焦点将集中于特首提名委员会的组成、特首候选人的提名方式以及选举办法。

第三轮交锋,反对派组织抗争活动,一是大规模群众运动。如继续按照戴耀廷所提出的“万人模式”,进行所谓万人集会宣誓、万人商讨会,以大规模群众运动壮声势。二是出动所谓“大律师公会”、大学政治学教授等专业形象较强的人士,在法律层面、政治学理论等层面进行抗辩。三是民主党何俊仁辞职,引出所谓“变相公投”,就反对派的方案与政府的方案进行“民意表决”,以民意支持来压特区政府,逼中央政府同意反对派的方案。四是引进国际压力,营造国际高度关注香港政改的声势,对中央与特区政府形成外部压力。全国人大常委会可能以“立法解释牌”对决反对派的“变相公投牌”,以2004年释法的模式,对《基本法》第45条进行立法解释,明确普选必须通过提名委员会整体提名。第四轮交锋,政改方案在立法会表决,反对派利用提出修正案、拉布、辩论等方式,最大程度地提出自己的要求。从前两次政改来看,政府提出的方案往往通过社会讨论后,求同存异,会有部分修改,然后提交立法会表决。如果反对派内部对于香港民主发展的进程以及政改方案通不通过存不同看法,部分反对派议员在投票时投赞成票,从而使得方案能在立法会获三分之二通过,香港民主进程向前迈进一步。如果未获通过,将面临一系列的善后问题。

各个势力的交锋集中表现在“六个阵地”上:

政治阵地。关于特首2017年的普选,乔晓阳讲话已经点明中央的底线,即对抗中央的人不能当选特首。必须在这一底线的基础上进行相关讨论。在讨论过程中,无论是谁提出的方案,无论何种方案,都有一个不断沟通的过程,去芜存菁,进而作出合法且理性讨论。

政治是妥协的艺术,在如何妥协、何时妥协等问题上中央和特区政府应保持开放和灵活,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要确保中央和特区政府的主动权、主导权。

法律阵地。普选办法要符合《基本法》及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关决定。强调“循序渐进”实现普选的过程,先进行选举权的普及而平等,再进一步商讨提名权和被选举权的普及而平等。普选的推进是一个配套工程,需要循序渐进,稳步推进。

舆论阵地。“占中”事件的出现如果没有中右翼媒体的持续炒作不会声势如此浩大。近年社会运动中出现了激进化趋势,其背后的民意基础、民意动向尤值得注意。可从强调传媒公信力与社会责任等入手,放大理性声音,主要是让中央和特区政府的声音传出去。中央的“晓之以理”能让反对派听进去,特区政府的“动之以情”能让市民感受到。民意民生阵地。近年香港与内地之间围绕住房、医疗、教育等资源出现一些摩擦和矛盾。这是两地发展不平衡情况下的正常现象。内地存在问题,香港自身也存在准备不足、没有更好地发展新机遇等问题,需要双方本着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地态度协商解决。避免情绪化言论,尤其是警惕这些矛盾被外力所用,造成对内地和香港都不利的后果。

经济金融阵地。“占中”还仅是一个概念,没有付诸实施,就已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形象造成不利影响。随着“占中”事件的进一步发展,其对香港金融、经济的巨大破坏力必将进一步显现。尤其值得警惕的是,这一事件是否表明这类“以瘫痪香港经济金融”的激进手段会呈上升趋势,如果是,那么就不止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建设将沦为空谈,香港的繁荣稳定势将难以为继。

防范外部势力干预。十八大报告提到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干预香港。在美国高调重返亚太的大背景下,香港的政制发展如果僵持不下,香港问题“国际化”的可能性现实存在。目前,围绕香港政改问题,美、英、联合国机构等均表示关注。国际压力的介入将使香港问题变得更为棘手,是西方势力和香港激进反对派乐见的。

基于以上形势和判断,因应香港政治形势变化,总结过往经验教训,涉港研究的阶段性工作需要提上议事日程。

有必要梳理回归以来几次政改讨论过程中各方交锋的情况。总结反对派在不同阶段、不同阵地的诉求、抗争手段与策略、各派的整合与内斗等规律,评估效果。总结特区政府在配合中央政府、协调建制派、回应反对派等方面的经验及不足。为中央、特区政府、建制派形成合力,在不同层面、不同阶段、不同阵地掌握政改主导权、稳步有效推进政改,提供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深度分析与现实解答。

努力放大政改的理性声音。政改之争实际上是民心、民意之争。分析历次政改中的舆论环境、舆情与民情的契合度及对政改的影响,拟定特区政府在政改各阶段的舆情管理策略,特别是把中央惠港政策与特区政府惠民措施,转化为支持特首与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的“正能量”,争取民心,放大理性声音,孤立激进势力。回顾和总结“一国两制”下“井水”、“河水”与“海水”的关系,正本清源,寻求共识,实现多赢。香港既是中国主权管辖下的特区,又实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具有“一体两面”的特征。传统研究多从“一国”范畴下“井水不犯河水”来定位“两制”,对香港因制度与西方存在的联系、互动及影响认识不足。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海水”对香港的影响逐步加深。主观上,西方加强了染指香港事务,向中国的崛起施加反作用力。客观上,香港不可避免要受国际大环境影响。

为此,需要客观分析外部因素对内地、香港关系的影响;评估美国及西方等外部势力对香港普选取态、干预动向和底线,研判其可能扮演的角色和作用,做好风险管理,趋利避害,确保中央及特区政府政改主导权,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持香港长期的繁荣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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