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硕鸣梁灵久/即将出刊的《广角镜》刊文指：30年前粉碎“四人帮”，标志着中国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结束；30年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及在他保护伞下的利益集团的快速瓦解，则再次标志着中国一场波澜壮阔的粗放型经济改革运动的结束。众所周知，无论是30年前发生的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运动”，或是近20年来开展的波澜壮阔“经济改革运动”，都有一个共同而奇特的历史现象，即都起源於上海，而又终止於上海。都是由中国的政治领袖在上海点燃“运动星火”，渐次推向全国，最后又因来自上海的政客将其意图推波助澜地发挥到淋漓尽致而走向极端，从而宣告一个时代的终结。
50馀年来，中国社会变迁所表现出的这种历史轮回现象，以及始终萦绕在中国两代核心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晚年脑海中的这种难以抹去的“上海情节”，对於解读历史与现实的中国，认识今天和未来的上海不无助益。这既反映了上海在中国政治、经济发展格局中的独特地位，也折射出上海在引领中国社会发展与变迁中所具有的无法替代的效用与功能。从历史发展的现实轨迹也可看出，上海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历次社会重大变革中地位举足轻重。在中国政治领导人心中，上海虽不是政治权力的中心，但却必定是中国前行的座标。犹如一支乘风破浪的远航舰队，它永远不会扮演“旗舰”的角色，却始终行进在舰队的最前方，承担着引领整个舰队的“导航”角色。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进入了全面经济改革与建设时期，但上海并没有因为是“文革”重灾区而被边缘化，相反在改革开放初期依然承担起了率先发展的重任，树立起新时代的标杆，成为新阶段的榜样。据此可以相信，今天当中国开始迈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决心走科学发展、和谐进步之路时，上海仍然会在未来的深化改革中保持领先地位，并不会因陈良宇的社保贪腐案而悄然隐退。
中国政治老人的“上海情节”
中国的前两代领导核心都有着无法言状的“上海情节”。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代中国领导人，他们虽各自引领不同的时代，一个是政治时代，一个是经济时代，但这两个时代在中国现代史上都留下了足以令全球瞩目的轨迹。同样是这两个伟人，在他们的政治路线推行和政策实施过程中，却不约而同地走出京城南下处於东海之滨的上海“点火”，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又不约而同地大量起用上海干部。无论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时代还是邓小平的经济大运动时代，都对上海寄予厚望，让其承担着引领时代的重要角色，甚至将整个时代的张力与影响力浓缩於这座城市，致使上海成为两位政治领袖的至爱。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他关注和起用的点火者就是当年上海的张春桥和姚文元。由姚文元作为号手首先吹起“文革”的号角，其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评“三家村”等批判文章曾掀起十年“文革”巨浪。“文革”开始后，真正的“夺权”运动也源於上海。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等人在上海率先制造了矛头直指上海市委的“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直至1967年1月初，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身份到上海策划夺权。1月4日，夺了《文汇报》的权，5日，又夺了《解放日报》的权。1月6日，张春桥、姚文元等借全市各造反组织的名义，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批斗了陈丕显、曹荻秋等市委、市府领导人。会后，市委、市府的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权力落到张、姚等人手里。毛泽东对上海造反派的夺权活动表示支持。以后形成的“四人帮”成为1966年至197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形成的一个政治集团的名称。其组成人员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等四人，其中三人是从上海到中央。而文化大革命结束，也就以“四人帮”被粉碎为标志。
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起於八十年代的广东深圳、珠海，但真正对全国改革产生强大幅射力，进而影响市场化改革整体进程的则是邓小平1992年春季南巡之后，由上海浦东大开放大开发开始的。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去了广东深圳、珠海，又来到上海。论述新一轮改革启动的署名“皇甫平”的评论员文章也出之上海人及上海报章。邓小平晚年的时候，几乎每年的春节都在上海度过，至“六四”政治事件之后，中共的总书记、总理都是先后来自上海。
邓小平和毛泽东之间惊人相似的举措是：选择点火和发表重要谈话以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举措，几乎从未出之京城，而总是在远离京城的南方，并且一定离不开上海。或许，京城的政治环境和政治文化形成的阻力很难突破，需要借助外力启动新一轮的突围，两位政治老人都刻意走出京城固有的政治魔块并不出奇，但为什麽都选择了上海，这就值得探讨了。更耐人寻味的是，他们起用上海干部以后，都会被上海干部将他们的路线玩到极至而走向反面，并由此宣告原有时代的结束。在民间也同样，上海出了一个“四人帮”曾令全国上下人人厌恶，而改革开放到现在各地都出了不少腐败干部和贪污案件，但惟独上海出了一个陈良宇和“社保案”，却引起全国的共愤，各地出现的贪腐案再多，但都不及上海出一个大贪官那麽引人注目。
据悉，毛泽东时代，他看好的是上海的工人阶级，在毛泽东的思路中，上海有一支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可以在文化大革命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当时上海的经济在全国的经济中占六分之一，这可能是最关键的因素之一，上海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它在全国的政治地位。从上海的文化、阶级队伍以及它在全国这盘棋中的布局和地位来考虑，都是举足轻重的。
邓小平搞经济建设，提出中国要走市场经济的路，要实现这个目标更离不开上海。这个昔日的十里洋场，留存着太多的市场经济的记忆和痕迹。深圳的开放，起到了影响全国的作用，但却起不到极具影响力的全局性带动和幅射作用。90年代曾有一句口号，讲的是“上海活不了，改革开放就活不了，全国都活不了”，起动上海就是为了走活全国这盘棋。所以，邓小平把改革的重心压在了上海。搞浦东开发开放，不仅上海活了，周边的浙江、江苏活了，整个长三角活了。原来长三角是以乡镇企业为特点的小打小闹，走出浦东模式以后，中国发展的国际定位与目标更明确了。上海的经济实力在全国无可比拟，为邓小平关注上海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和前提。当时上海的经济总量仍占全国经济总量的八分之一，只有六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却有着最高的效率与产出。
中国几十年的发展中，上海有独特的人文地理优势，有独特的政治文化环境和经济地位，他是中国唯一与京城的“皇城根文化”有类似地位且又有明显差异的区域文化。滨临东海、地处长江入海口的上海几乎包容了中国所有的水系特徵：海、江、河、湖、溪等百川汇聚，由此形成的“海派文化”，自然能取各家之长补己之短，形成自己独有的文化特质，上海人以其独具特色的灵敏和精明着称。上海远离京城，租界文化又形成了上海人善於和乐於揣模时代走向的心态，上海人脑子转的快，追求时尚，易接受新事物，这种独特的“海派文化”在中国很难找出第二个来。
中国的粗放型经济大革命，从90年代的上海而起，最后极可能以陈良宇事件而止，盲目追求经济高速发展的状况会因此而改变，中国的改革将会进入一个更为有序和谐发展的新时代。
开始结束粗放型无序化市场改革
应该注意到，陈良宇等贪腐者的跨台，结束的不仅仅是陈良宇之类的特殊利益集团，完全有可能结束的是一个原始的改革时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前无古人，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初期必定靠摸着石头才能过河，但因此付出的改革成本也会日益高涨，它不可避免地注定了前期改革所走的是一条无序和相对粗糙的路。虽然中国已形成市场化经济体制的雏型，但这时的市场化尚缺乏应有的法律基础和制度约束及保障，人们只要放开胆量就可以改革。这种淘金式的改革，犹如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既无序又具有一定程度的掠夺性。
马克思曾说过，和资本主义同时誔生的是它的血腥和残暴。其实，回过头来检讨，中国改革开放所走过的路，虽然没有资本主义早期人吃人，羊吃人那样的残酷，但与资本主义早期圈地运动（美国西部开发、英国的羊吃人）相对应，所产生的两极分化同样伴随着掠夺性。但这种“掠夺”表现出的特徵与方式与西方早期资本主义产生时的现象却截然不同，它表现为中国商人在改革开放的粗放阶段，通过“官商勾结”为主要形式快速聚集起庞大的私人资产并以新型社会阶层为基础形成强势利益集团，对中国弱势群体的既有利益进行掠夺。美国西部开发掠夺的是印地安人，中国粗放型改革中的利益掠夺则表现为一小部分人滥用手中权力，甚至高举以强?弱的权力武器，形成强势集团和弱势群体的一种新的社会对抗，建立在贪腐的官员和不法商人对农民、城镇居民和下岗工人等弱势群体利益进行剥夺的基础之上。
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走得是革命性的粗放型市场化探索之路，其特徵表现为单纯追求GDP高速发展的模式，无论是区域考核、领导政绩、社会发展都围绕着GDP转，这个指标成为整个社会的驱动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连续高速增长，最终产生过热过快与发展极不平衡的后遗症。至1997年“十五”大后，成功的市场化改革经验又迅速向社会层面全面扩展，将市场化引入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领域，导致民生问题日益尖锐。问题越来越突出：一是基本保障问题，包括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就业保障等的缺失；二是社会公平问题，公民的发展机会的不平等，令很多人丧失了权益，在市场竞争中失去竞争力，如受教育的机会问题，市场上创业得不到权力的支持难以成功等等；三是既有利益被剥夺问题，城市动迁剥夺了市民的居住权、下岗剥夺了工作权、农民被剥夺了耕地所有权等，形成了改革开放后的新矛盾日益尖锐。从而，迫使新一届中央另辟蹊径在不断加强宏观调控和改善民生的前提下解决前期改革遗留的严重问题，重新选择科学发展的新途。
由此可见，以陈良宇贪腐利益集团的瓦解为标志，终结了中国改革开放第一阶段，即初步市场化的过程，也可说是改革的初级阶段的结束。改革开放至今，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已基本完成，但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的步履才刚刚迈出，这个时代基本完成了经济体制的市场建构，而刚刚通过的《物权法》，则反映出中国改革第一阶段的积极成果，从财产认同到对新生的中产阶层的认同是中国共产党借助改革从理念到制度的新突破。资产阶级革命所宣导的自由权、生命权和财产权，终於使中国在法律层面获得了确认，其社会意义远远超出对个人物产所有的肯定，意味着一个全新时代的出现。同时也宣告了，中国改革在先，制度法制建设滞后的无序化改革的结束。如果说，20多年来的粗放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以GDP的连续高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狂热换来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以牺牲了社会公平、正义、公正为代价，是社会财富向小部分人集聚的“原始式结累”，那麽，下一步改革开放将进入以制度法治建设为先导，以民主和谐为追求目标的，更为有序、更为科学的发展轨迹。
上海仍然是榜样但绝不是惟一
无序化改革的结束并不是改革的结束，中国的改革开放是长期的任务，更是需要几代人去努力接力的事业。一个改革时代的结束，接下来将进入以制度建设为基础的社会有序化改革时代，这需要制度和法规的不断完善与深化。今天中国正在创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似乎又可能从上海起步。去年，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参加“全国两会”上海小组讨论时就对上海提出了“四个率先”的要求，希望上海在新的社会转型时期继续走在全国的前例。从毛泽东60年代看中上海点燃“文革”之火；邓小平90年代看中上海抓住机遇搞市场改革；胡锦涛寄语上海率先构建“和谐社会”，可以看出，作为共和国的“长子”，上海依然充满希望，具有不可比拟的先导优势。
为什麽都选择上海，因为这儿有中国人可以追逐的梦想，上海溶入国际的历史、上海的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筑成了伟大事业的基石，都使得上海有条件优先於其它城市或区域率先发展。中国在“文革”最乱的年代，上海依然保持着中国式的稳定和经济的增长。中国一讲改革开放上海又可以走在前列，如今，中国宣导科学发展，建构和谐社会，上海自有它扎实的基础，这是上海历史与现实决定的。
去年两会期间，国家主席胡锦涛主政后第一次来到两会上海代表团会场，与上海的代表们共商国事，国家主席胡锦涛走进人民大会堂上海厅，重要的象徵意义是，在“十一五”规划的实施中，中央对上海仍寄于厚望。在中国迈向新的建设时期，胡锦涛对上海提出的“四个率先”，要求上海率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率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率先推进改革开放、率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胡锦涛是希望上海可以和中国现代史中历次社会深刻变化一样，走在中国全面富裕时代的最前沿。
今天，胡锦涛在“上海”讲改革，指出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事实上，中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虽然与当年邓小平讲改革一样，改革方向的基本思路没变，但仔细分析，今天的改革内函与当年已不可同日而语。1992年邓小平在广东讲的是“要不要改革”，胡锦涛在上海讲的是如何“深化改革”。胡锦涛看的很清楚，从政治经济文化的环境来讲，上海是最有条件可以走在前例的。
改革需要勇气，但进一步深化改革更需要以法制、科技、文明理念为基石，今天中国的发展需要创造持续增长的条件，需要构筑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这些因素与条件毫无疑问上海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曾经被称为冒险家乐园的上海，较早引入了西方的文明、文化，作为中国近代以来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加上江浙等省及长三角的烘托，上海作为全国的上海，其对中国内地的幅射带动能力会更强。胡锦涛对上海提出“四个率先”的要求，其实是瞄准了中国未来发展的新目标。虽然上海出了一个陈良宇，但在时代转折前夕被清除，不是坏事，这反而能使上海发展的环境更纯净，引领时代转折的潜能更有效地释放。
自然，三十年后走入新一轮的轮回，中国改革开放走出粗放型，朝向精细化发展，制度化建设所日益体现的制度效应和法律保障足以制衡上海领导干部中不断重复出现的弊端，需要重点关注的是，上海的领导干部要注重自身建设，上海的未来仍然会不断创新及辉煌，但绝不应成为上海干部自傲的资本，上海是全国的上海，上海的干部也要心系全国，成为中央决策的坚定执行者、中国深化改革的制度建设者、和谐社会的缔造者。
最后还需要强调，今天的中国到了全面发展的新时期新阶段，胡锦涛曾讲，上海是全国的上海，上海要承担起对全国发展的历史责任，上海只有溶入到全国去，才能更好更快地发展。但必须注意吸取历史的教训，全国只看上海，上海一家独大的时代早已过去。深入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应该是全方位的多元化发展，上海不仅仅是一座“孤岛式的城市”，其优势是由长三角甚至全国诸多省市和地区综合力量汇聚而成的，过去是如此，今后也必定如此，更何况中国未来的发展还有珠三角、环勃海湾、西部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区域的整体联动。因此，在中国未来深化改革的进程中，上海可以而且仍应继续发挥其积极的示?作用，但绝不会是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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