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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中国基层官员升迁机制 六成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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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多位的年轻官员因“火箭提拔”被曝光并引发公众质疑。有分析指出,在中国特色的升迁机制中,干部的晋升,涉及到能力、关系、领导推荐、机遇、资历和群众基础等多种因素。一个干部得到提拔,往往是“合力”的结果,其中60%看关系 40%看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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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媒体公开报道的“火箭提拔”的年轻官员有18人,其中11人被指父母或者其他亲属有官职。2013年春天,湖南湘潭的徐韬以“85后副县长边读书边升官”的身份,在网络上走红。之后,他五年七次换岗的工作履历遭到广泛质疑:工作10个月就被提拔为副科级干部,担任正科职务一年半就晋升副处级,这些升迁是否与其工作能力匹配?

在中国特色的升迁机制中,干部的晋升,涉及到能力、关系、领导推荐、机遇、资历和群众基础等多种因素。一个干部得到提拔,往往是“合力”的结果。曾有一位甘肃贫困县教育局副局长指出,干部提拔60%要看人际关系,40%要看工作成绩。

具体到中国县乡基层政坛,由于政治资源极度稀缺,政治竞争往往更为激烈。事实上,徐韬等人能够轻易获得的“火箭式提拔”,一般干部是想都不敢想。一名基层干部从普通科员晋升到副科长、科长,再一跃跨进县级领导序列,需要经过哪些关口,到底有多艰难?

副科级以上才算领导

36岁的李伟民已经在副科级别上晃悠11年了。1996年,李伟民中专毕业,赶上了最后一批中专毕业生分配。当时家里没钱也不认识什么人,他被分配到了老家所在县的一个偏远乡里,成为乡政府办公室一名办事员。一年后,李伟民升为科员。

1999年,李伟民想回县城,当时他的姐夫和县劳动局局长正好有业务往来,就托局长把李伟民调到了劳动局,“有没有送礼不太清楚,姐夫是刚刚转制的一个厂的一把手”。

2002年县里大换届,李伟民想“进步”。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六年之后,他已经比较成熟,一方面努力工作,另一方面通过各种途径为自己找到了两位“伯乐”。

一位是他在工作期间认识的县委组织部长。有时候部长办公室没外人,他就进去跟领导聊两句。同时,他也在工作中认识了县委副书记,并得到了他的认可。经过种种努力,李伟民成功地当上了副乡长,级别也提高到副科级。

提拔为副科级有两种形式。李伟民是“组织推荐”。“比如乡镇书记就有权力把办公室主任推举为副科,然后通过组织选举正式将他提拔为副科领导。”安徽一位乡镇干部郑淼称,党政办公室是乡镇最接近副科的部门,“一个人要是调到这个部门,大家都有默契,知道组织看重他”。

此外,基层干部还可以通过考试达到副科级。“只要有两年工作经验,最多加个党员身份,这是最快的方式。”郑淼说。严格意义上讲,这种考试叫“遴选”,其中包括笔试即公文写作,大约占整个成绩的30%;面试占40%;另外30%是“单位考察”,也就是群众意见,包括领导和同事对候选人的评价。

2012年,郑淼的一个朋友就通过“遴选”考上邻县一个乡镇党委委员,27岁就成为了副科级。郑淼所在县最年轻的正科----26岁的县团委书记,当年也是工作两年后就考上了团县委副书记,两年后她又被提拔为正书记,从此走上了仕途快车道。

在县级干部序列中,副科级意义重大:提拔为副科级后,干部档案就会从人劳局移到组织部,成为组织部管理的干部。在民间话语体系中,副科以下庞大的股级干部至多算是中层,只有副科级以上才能被称为----“领导干部”。

“火箭干部”引发的公正性焦虑

中国共青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5月16日发文称,有些寸功未立的“火箭干部”,却堂而皇之地跨越组织程序,获得非凡的攀升机会。官员子女进入公务员队伍,甚至被提拔到领导岗位,这本是件很正常的事情----中国古代就很推崇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现代的规章制度虽对领导子女经商等行为出台了相应规定,但对他们的择业也并无硬性规定。

然而,现在公众只要一看到领导干部的子女进入公务员队伍,就不由自主地产生“灰色”联想,认定其中必有“猫儿腻”,原因何在?就在于领导干部为子女“量身定制”岗位,当“助推器”让子女连升几级的情况不断发生。

不可否认,作为官员子女,一旦进入公务员队伍,在中国这种以传统人际关系为主的社会,其父母的人脉资源、关系网络可能会发挥重要作用。一些主要领导的子女,甚至不需要打招呼,其工作和提拔可能也会受到“心照不宣”的关照。

事实上,公众早已对用人不公产生了极大的焦虑,社会上早有打油诗讽刺这种 “裙带风”,说在一些基层地区,由于家族对政府职位的垄断,导致出现 “父子室,夫妻科,侄子打水叔伯喝,孙子开车爷爷坐,兄妹办公桌对桌”,这种不正之风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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