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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媒剑指维稳 “稳定压倒一切”思路需破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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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5月20日,中共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发文章思想理论性文章《邓小平讲了两个“压倒一切”》指出,邓小平曾经提到的“稳定压倒一切”强调的是问题的重要性,而不能成为各级党政有关部门解决问题的方法。此文被认为是中共中央对各级地方党政部门以“稳定压倒一切”为宗旨的维稳思路的否定和规劝。事实上,《学习时报》近期已连续刊发多篇文章对中国频发的维稳现象进行解析和批评。分析人士认为,维稳往往产生于官民矛盾的对立和激化。中共此举固然表明了其对官民分化对立的重视和担忧,也为化解维稳压力提供了理论指导,但是这种循循善诱的劝导基本没有落实为具体的和制度性的约束和惩戒,真正能够起到的作用也将十分有限。

“稳定压倒一切”维稳思路需破除

《学习时报》这篇文章指出,邓小平不但多次讲“稳定压倒一切”,还不止一次地讲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建设“压倒一切”,他讲了两个“压倒一切”。“压倒一切”是对政治大局而言,强调的是问题的重要性,而不是讲解决问题的方法。决不应把“压倒一切”理解为可以用“压”的办法解决社会矛盾问题。

分析人士指出,文章里提到的“社会矛盾”其实是指频繁发生于中国社会基层的征地、拆迁、环境污染等问题引发的民间个人或群体对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的抗争,以及随之而来的党政机关的强力维稳。而“稳定压倒一切”就是党政机关负责人在维稳过程中秉承的宗旨、原则和理由。

文章同时指出,邓小平讲“稳定压倒一切”是在1989年到1990年那一段。“这时,中国的现实形势面临着如何保持稳定的问题。他用‘稳定压倒一切’这样的语言来强调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文章随后表示,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建设“压倒一切”,还是“稳定压倒一切”,都是针对特定的形势而言,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正如他自己所说,不能把稳定“强调得过分”。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虽然文章没有明说,但其实“中国的现实形势”指的就是1989年六四前后国内政治局势动荡的局面。在这种时局下,邓小平提出“稳定压倒一切”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性,对于稳定军事镇压学生后的动荡局面和保障中共政权持续执政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过,邓小平可能没有想到的是,“稳定压倒一切”的思路在“六四事件”之后的20余年内一直被地方各级党政部门作为为政准则强力贯彻执行着。不仅如此,治下政局是否“稳定”也成为了中共体制内考核选拔官员的重要政绩指标。

然而,随着社会矛盾的积累和激化,社会民众对地方党政机关的抗争不断增多,规模和强度也日益增大。此前亦曾刊文《群体性事件频发 中国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提到,由于群体性事件愈演愈烈,甚至日益规模化和组织化,甚至有出现某种形式的社会运动乃至革命的可能性。而党政机关面临此种情况基本上一律采取了强力维稳的手段,轻则限制公民个人言行自由,重则派遣数千武警官兵进行压制打击,并且将普通社会民众大量投入劳教场所残酷折磨。如此不仅不利于社会矛盾的解决,反而进一步激化了官民矛盾,并动摇了中共执政合法性。而这种情况又进一步导致中共负责维稳的政法系统班底大量扩充,其运作费用甚至被传超过了军费,形成“社会(官民)矛盾----维稳打压----矛盾激化----维稳力量加强----社会(官民)矛盾加剧”的恶性循环。

以《学习时报》这篇文章的观点看来,邓小平是在中共受到学生和民众的直接质疑,面临执政危机的特定情况下提出“稳定压倒一切”的指示。

而在“六四事件”之后的今天,当时直指中共执政的政治色彩已经褪去,出现的大多是一些社会性问题,或者是民众对地方某个组织机构或个人的抗争。中共党政机关仍然以“稳定压倒一切”的旧方针、旧思路来操作,显然已经不合时宜。而且,其中许多维稳手段已经成为地方党政机关或个人维护个人得益、隐瞒违法违纪行为的工具。因此,“稳定压倒一切”的维稳思维必须破除。中共或欲破维稳困局

有观察人士指出,《学习时报》在此文章之前已经刊发多篇比较深入又切中要害的理论性文章解读维稳困局,并提出许多具有根本性和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曾报道指出,2012年5月份以来,中国各地连发多起影响较大群体性事件。针对此种情形,5月13日,《学习时报》第4版“社会观察”版面连发两篇文章《基层社会矛盾化解需破解三个悖论》、《群体性事件处置理念要做好四个结合》再次剑指中共地方党政部门维稳思维。前文所提三个悖论是指:在基本理念上,维稳与和谐之间相互制约的悖论;在创新模式上,国家政权下沉与基层自主创新难以共赢的导论;在具体手段上,基层矛盾多元变动与应对策略相对固化的悖论。而后文的四个结合则是指:以人为本与依法处置相结合;经济手段与政治认同相结合;快速处置与善后化解相结合;提高能力与强化预警相结合。

而在2013年3月19日,《学习时报》就曾发表文章《专家解读:原有维稳模式为何难以打破》指出,中国的维稳是一个高投入、高消耗、高压力、低效益的“三高一低”的模式。其产生根源在于基层政权作为利益矛盾的一方已经深深卷入与民众的利益矛盾与冲突之中。因此,体制内的行政复议、与司法介入统统失效。民众的权益在体制内得不到保障,而不得不采取体制外的上访等方式进行抗争。同时,这种方式又为上级权力机构所不容,就会加大对下级权力机构的强制性压力。后者便有了理由采用一切非常态的手段强制性地维持稳定,即维稳。

这篇文章中提出的建议和举措也被认为是一种治本之策。文中指出,“一方面要进一步健全完善相关公民参与的制度规定;另一方面更为关键的,是如何将已有的民主制度切实落到实处,避免制度的虚置。必须认识到,在事关政治体制的改革方面,在事关民主制度的建设方面,地方或基层可以试点,也可以有所创新,但重大的整体性制度建设与改革非中央与高层设计与推动不可。”另外,在4月29日,《学习时报》也曾发表文章《以法治思维破解维稳压力》提出,处理“涉稳”行政案件首先要依法行政,并且需要确立官员的法治意识、平衡稳定和法治的关系等。

《学习时报》是由中共党校主办的全党唯一专门讲学习的报纸,其政治观点被认为对中共体制内官员的工作具有较为现实和有效的参考和指导意义。而且,该报道发表的这些文章同时得到人民网、新华网等中共体制内其他媒体的转发。分析人士认为,该报有关维稳的这些分析和建议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共高层欲破解维稳困局的意向,并且有可能对维稳也有着较为深入客观的认识。

不过该分析人士同时指出,《学习时报》在中共党内宣传口的地位和作用仍然难以比拟《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党内机关报。而后者很少提及维稳相关议题。因此,尽管《学习时报》的对维稳的分析、观点和建议都比较具有根本性和针对性,其实际效果可能比较有限。而从该这些文章的发表顺序和议题来看,从“公民参与”和“民主制度”到“三个悖论”,再到“稳定压倒一切”的维稳传统,其指向性越来越小,越来越具体和细化。这也反映了破除地方维稳传统的难度。更重要的是,这些文章所提内容仍然更多的是对体制内官员的规劝,而未能提出具体的制度建设内容,对方党政系统的维稳行为形成有力制约和惩戒。正如该报所说,“原有维稳模式的存在反映了党和国家治理中一些根本性、深层次的难题。这些深层次的难题如果在理念上分析不清、把握不到位,现实中得不到有效解决,要想打破原有维稳模式恐怕并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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