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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回到“陈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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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至今,一直存在着如何选择发展道路题的纠结。

一条是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理论指导下的“激进式”发展道路,一条是陈云“鸟笼子经济理论”指导下的“稳步式”发展道路。

众所周知,文革后决策和掌控中国政治及经济形势的有两个主要人物人,一个是邓小平,另一个是陈云。两个人在政治上存在分歧,在经济指导上各唱各的调。

陈云虽然在资历上比邓小平老的多(陈云当选中央委员比邓小平早15年,政治局委员早11年,常委早12年,中央副主席早9年),由于文革后邓小平掌握军权,比陈云更有权势,陈云在很多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上有心无力。

陈云的“鸟笼子经济理论”,是把社会主义制度比作鸟,把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运行方式比作笼子里的鸟儿,鸟儿在鸟笼里可以任其自由飞翔,但不可以飞出鸟笼子。因此,陈云被当成改革的保守派。当时保守派包括周恩来的秘书宋平,陈云的秘书姚依林,刘少奇的秘书邓立群。

邓小平不懂经济众所周知,他想当然地以为只要改革就行,至于如何改革和改革的后果他不作考虑。同时他的身旁围绕着一群所谓的“智囊团”,包括政治领域的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吴冷西,经济领域的杜润生、厉以宁、温元凯、吴敬琏、茅以轼、张维迎、周其仁等。

一方面政治改革方面依重的是一群保守的老官僚文人,另一方面经济领域很多都是“海外派”。这种土洋结合,传统与保守的混搭势必造成中国的改革政策不伦不类。而倚重智囊、丢开人大和政府机构的决策模式,极大地破坏了国家的组织纪律和决策程序,使改革中的决策变得随意和混乱。很多的改革没有进行认真的决策和规划,一些涉及到民生和重大利益的政策调整,常常是来自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在办公室的想当然,没有相关权力机构的批准和追认。

虽然陈云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发展方略在邓小平活着的时候并没有占据主流,但他的经济思想一直被传承。这种传承来自于行政权力,形成了陈云-姚依林-朱镕基-王歧山-马凯的权力链条。由于宋平对胡锦涛、温家宝有知遇之恩,所以陈云派官员一直在中央主政经济,形成了对邓小平冒进式改革的牵制。

事实上中国在很长时期内的经济实权都掌握在陈云派系手里。1979年7月,陈云的秘书姚依林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经济工作。此后,他还兼任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主持编制和组织实施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第七、第八个五年计划。也就在这个时候,他支持了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开设中国股市,后来推荐他1991年进入国务院担任副总理。而朱镕基重用了姚依林的女婿王歧山及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任上配养的一大批金融官员,使他的改革思路没有断裂。

在朱镕基卸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后,把位置交给了戴相龙、王歧山和周小川。戴相龙后来到天津市当市长,王歧山后来成为主管经济的副总理,而周小川则一直掌控对中国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至今达11年。王歧山离开国务院后,又把接力棒交到了马凯手里。

目前中国经济管理舞台上的大腕几乎全是这个班底,包括尚福林(原证监会主席,现银监会主席)、刘明康(银监会主席)、吴晓灵(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郭树清(证监会主席)、马凯(副总理)、楼继伟(财政部长)等。在国务院主管经济副总理中,只有温家宝的2003-2008年期间没有陈云系重要人物掌舵。

陈云在发展上属于小心慢行,在把握住方向的基础上,希望通过有效的设计,综合各方面的因素,平稳发展经济。

事实上胡温执政十年期间,中国的改革基本停步不前。

而是进入转方式调结构的历史时期,与陈云系官员把持中国经济领域权力是分不开的。

转方式就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从重视“总量”到强调“人均”。就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增长到集约型增长,从低级经济结构到高级、优化的经济结构,从单纯的经济增长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不仅包括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涉及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消费行为、文化、人与人的关系等各个方面。

调结构就是通过调整国民经济各组成部分的地位和相互比例关系,使其更加合理化、高级化,适应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结构的调整,不仅包括宏观上社会总需求结构、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等,也包括微观上企业组织结构、产品结构的调转方式。

之所以采取转方式调结构,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冒进式改革,虽然出现了经济上的暂时繁荣,许多结构性和系统性的问题不断暴露出来,使经济发展难以为继。尤其是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经济存在极大的差距。资源缺乏、环境污染、企业后劲不足等问题矛盾突出。社会上两极分化和社会分配不均,腐败、权贵经济、买官卖官的权力寻租,以及新生的地主、资产阶级、权贵阶层形成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在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下,稍有不慎就可能引起社会动乱。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不得不停下来进行检讨反思,修正错误。

首先是稳住政治。虽然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胡温政权垢病之一,却是一种无奈之举。因为经济发展问题已经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如果进行政治上的变革,容易造成社会不稳定。其次是开始改变过去那种一切向钱看的破坏性经济发展模式,提出科学发展观,为经济发展指明方向。三是为江泽民时期还账。农村取消农业税,城市对居民实行最低生活保障以及提高对环境保护的力度。四是提出和谐社会理念,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可持续发展,稳定政局和凝聚民心。五是进行吏治整治,转变政府职能。

经过近十年的修正和转方向调结构 ,中国经济运行开始筑底企稳。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压力明显降低,投资增长开始稳定,资金回流加快。消费增长稳中略升,进出口趋于平稳。工业增长开始回升,民生改善有了进步。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中央十八大做出经济转型和顶层设计的重启改革思路。

经济转型又叫经济转轨,是指一种经济运行状态转向另一种经济运行状态。它的前提是过去的经济动行状态已经不适应经济发展,而要重新变轨,走新的道路。经济转型是经济体制的更新,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经济结构的提升,是支柱产业的替换,是国民经济体制和结构发生的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顶层设计指的是不同于邓小平的自下而上的“摸着石头过河”,而是自上而下的“系统谋划”。是从人民的最高利益出发,站在国家的层面,对制约我国未来改革发展的全局性、关键性问题进行顶层判断,提出解决的整体思路和框架,以此作为规范各类具体改革的标杆,作为制定具体改革政策的依据,从而最大限度地化解改革的阻力,降低改革的风险,确保改革的顺利推进。

显然,无论是经济转型还是顶层设计,都是在前阶段转方向调结构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次重新定位和启航。

经济转型的最大难题是体制的创新和社会秩序的建立。

这种体制创新不仅仅是经济体制,还涉及到政治体制。市场经济与中国政治体制不协调的矛盾,必然会导致互相制约和被动。而社会秩序涉及到社会公平和利益分配,在市场化利益主体已经成熟和既得利益集团形成的情况下,如何培育和引导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念的社会秩序,实现从传统社会主义向现代社会主义的成功转型,是一场比转方向调结构更为艰巨的任务。

中国之所以出现改革理论与改革实践的脱节,与邓小平“激进派”智囊团改革思想与陈云“稳步派”改革路线的争斗是分不开的。双方都想掌握改革的主动权,想使中国的社会发展按照自己的路子走。

显然,胡温执政十年是陈云派占了上风。转方向和调结构明显是针对前期改革路线的修正和改变,邓小平的激进式改革理论家们被边缘化,只能站在墙外扔石头发牢骚。

以吴敬琏为首的邓小平经济学家智囊团至今不承认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问题,而是把这些问题推到了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和没有按照他们设定的路线图走,坚决要求重启改革。

以陈云体系为代表的“稳步派”则认为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了深水区,前几年坚决致力于转方向调结构,现在又要进行转型和强化顶层设计。正因为此,十八大把重启改革和实行经济发展转型及顶层设计作为了后续发展的方向,既照顾了“激进派”的情绪,又使经济发展更符合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

在2013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吴敬琏提出,中国政府在土地差价上赚取了“最低的估计30万亿。”。30万亿不是个小数目,如果把改革开放以来卖国企、卖资源和货币贬值以及内外债的钱全算上去,中国的经济发展成果又能剩下多少。而吴敬琏以此指责别人并没有道理,这些问题的产生正是以他为首的智囊们策划的结果。

同样在这次会议上,经济学家张维迎向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发问:“发改委全名叫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但是为何我们观察到发改委过去十年只关注发展,不太关注改革?”而朱之鑫的回答是:“发改委还要在实践中来摸索改革的办法。因为中国有中国的特色,中国有中国的道路,完全照搬是不行的。中国的改革是不是没有做,这一点也值得探讨”。

显然,曾经主导改革的邓小平智囊们没有检讨精神,而是把许多问题推到了执行者身上,从而开始发难。一方要求继续邓小平式的冒进改革,另一方要走稳步发展的陈云道路,这是两派争斗的焦点。

鉴于邓小平的“激进改革派”智囊们都是行将入土的老人,新的经济理论家还没有有份量的人物。而陈云的“保守改革派”目前掌握着行政权力,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决策能够施加更大更直接的影响。所以,中国目前是陈云派得势。他们目前面临的不是邓小平“智囊”们的“杂音”,而是由邓小平改革获益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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