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田国良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上世纪80年代以来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103个副省部级干部中,逾八成受贿,判处死刑、死缓和无期徒刑的约占已判案例的53%。
田国良介绍,他2010年申请了《省部级干部腐败案例研究》科研课题,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103个副省部级(或“享受副部级待遇”)以上领导干部的腐败案例进行剖析,形成调研报告。
数据腐败干部超半被判重刑
调研报告显示,从地区和系统来看,这103个案例,地方占75例,中央国家机关15例,中央银行6例,其它中央国有企业7例。整体看来,经济发达地区高官腐败案发率相对高于欠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中央企业、银行金融系统、铁道系统、公安司法系统以及食品药品监管部门,高官腐败案例相对较多。这说明,谁掌控的公共权力资源多,公共权力运作的空间大,腐败的几率可能越大。
从职务来看,案发前担任副省长(或直辖市副市长、自治区副主席)的居多 (21例),其次是省人大副主任(12例)和省(自治区)政协副主席(7例)。其中,有4例曾属“党和国家领导人”,另有15例曾是正省部级,有3例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有7例曾任中共中央委员(其中1例同时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有13例曾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从性别来看,女性3例,省部级女干部的腐败犯案率低于省部级女干部占同级干部总数的实际比率。
从量刑来看,死刑6例,死缓27例,无期徒刑17例,有期徒刑44例。死刑、死缓和无期徒刑约占已判案例的53%。
从罪名来看,受贿罪居多,89例,其次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11例。其中,一人多罪的28例。
所选案例中,开始任副省部级职务时年龄最小的39岁,开始任职时不到50岁的约占37%。“可见,有相当部分的腐败高官,在比较年轻时就走上了较高领导岗位。年轻得势,或者平步青云,容易失去自我,产生错觉,飘飘然,忘乎所以,目空一切,为所欲为,滑向犯罪。因此,我们建议,要尽可能避免‘火箭’式提拔干部,应按照正常程序,遵循干部成长规律,使干部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稳步前进。”田国良说。
变化涉案金额从几万到上亿
田国良认为,与改革开放前期相比,随着时间推移,高官腐败发生了一些明显变化:平均每例涉案金额由几万、几十万,发展到平均每例过千万,其中最高涉案金额近2亿元;涉案面由主要局限于经济领域,发展到不仅向权力集中、资金密集、利润丰厚、竞争激烈的经济领域各个层面延伸,而且触及司法、组织人事领域。
“作案手段由以‘个体户’的形式单干,发展到出现‘集体腐败’和所谓‘窝案’。”田国良说。
另外,案情由相对简单、透明,发展到云遮雾罩,令人眼花缭乱。量刑从仅有有期徒刑,发展到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缓、死刑。
探因攀比心理“不贪白不贪”
田国良认为,导致一些官员腐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攀比心理。“自以为素质、智商、地位比那些富商高,而人家富了,自己还‘清贫’着,心理不平衡,由此造成了腐败的内在动因。而商人们为保护既得利益和寻求新的利益,自愿或不自愿地将利益的一部分拿来换取权力的保护和支持,由此造成了腐败的外在诱惑。”
另外,腐败官员以为别的领导干部或许也在“收礼”,因此,自己不收白不收,包括一部分“晚节不保”的高官往往觉得自己辛辛苦苦一辈子,到头来仍然两手空空,不划算,因此,在退休之前,抓住机会,能捞一点算一点,作点“弥补”。还有一种侥幸心理。有的腐败高官以为,这种“人情往来”,两头保险,因为都是“一对一”活动,自然十分安全可靠;还有的以为,在自己管辖的一亩三分地界,可以为所欲为,不至于出事。这种侥幸心理的强弱与腐败案件的发案率高低有直接关联。腐败的成本低,而收益高,犯案多,而查处少,致使不少人铤而走险。
支招干部不选有才缺德之人
对于如何防止这种现象,田国良认为,在选拔干部方面,要坚持“以德为先”选拔领导干部,宁可选有德缺才也不选有才缺德之人。
重点监督“一把手”。田国良表示,所选案例中,多数案主作案时,或主要作案时段,都担任着地方或部门党政“一把手”。我们的体制设计,使 “一把手”,特别是地方党政“一把手”的权力很大,容易形成“独立王国”,同时对“一把手”的监督相对较弱,往往是下级不敢监督,上级没法监督,或者说,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中纪委领导同志曾表示,发现许多高级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是建立和完善巡视工作的成效。我们认为,对于‘一把手’,上级机关应该采取定期派巡视组等形式,重点考察,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和反映,其个人报告的内容,应重点核实、公示。”田国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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