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5月27日刊登了对于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社长田国良的专访。田国良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103个副省部级(或“享受副部级待遇”)以上高官的腐败案例进行过专题研究。这些高官中,在省级机关中担任副职的居多,平均案值过千万,罪名以受贿罪居多,死刑、死缓和无期徒刑占据了一半。田国良称,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现在腐败的案情越来越复杂,而青年官员较早身居高位容易走向腐败。
副职更容易落马,平均案值过千万
从地区和系统来看,这103个案例,地方占75例,中央国家机关15例,中央银行6例,其它中央国有企业7例。经济发达地区高官腐败案发率高于欠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
中央企业、银行金融系统、铁道系统、公安司法系统以及食品药品监管部门,高官腐败案例相对较多。这些部门掌控的公共权力资源多,公共权力运作的空间大。
从职务来看,案发前担任副省长(或直辖市副市长、自治区副主席)的居多(21例),其次是省人大副主任(12例)和省(自治区)政协副主席(7例)。其中,有4例曾属“党和国家领导人”,另有 15例曾是正省部级,有3例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有7例曾任中共中央委员(其中1例同时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有13例曾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从性别来看,女性3例,省部级女官员的腐败犯案率低于省部级女官员占同级干部总数的比率。
从量刑来看,死刑6例,死缓27例,无期徒刑17例,有期徒刑44例。死刑、死缓和无期徒刑约占已判案例的53%。
从罪名来看,受贿罪居多,89例,其次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11例。其中,一人多罪的28例。
这些高官最初的犯罪时间,大都可追溯到上世纪,但是一直“潜而未露”。与改革开放前期相比,高官腐败发生了一些明显变化:平均每例涉案金额由几万、几十万,发展到平均每例过千万,其中最高涉案金额达19573万;涉案面由主要局限于经济领域,发展到不仅向权力集中、资金密集、利润丰厚、竞争激烈的经济领域各个层面延伸,而且触及司法、组织人事领域;作案手段由以“个体户”的形式单干,发展到出现“窝案”;案情由相对简单、透明,发展到错综复杂;量刑从仅有有期徒刑,发展到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缓、死刑。
腐败高官主要有五种犯罪心理
一是攀比心理,自认为素质、地位比富商高,自己比富商穷,心理不平衡。
二是从众心理,以为别的领导干部或许也在收礼,自己不收白不收。
三是弥补心理,一部分“晚节不保”的高官觉得自己辛辛苦苦一辈子,到头来仍然两手空空,因此在退休之前抓住机会,能捞一点算一点。
四是侥幸心理,腐败成本低,收益高,犯案多,查处少,致使不少人铤而走险。
五是迷信心理,一些腐败高官信神仙菩萨,认为有神灵保佑就不会出事。
平步青云容易腐败
田国良表示,腐败高官往往表现出“两面性”,他们人生历程和从政旅途,并不全是阴暗面,青少年时期也曾表现出才干。
一些腐败高官曾经说了许多“反腐”的话。在田国良看来,考察官员难度很大,而“火箭式”提拔与“带病”提拔青年官员具有很大的隐患。在田国良所选案例中,开始任副省部级职务时年龄最小的39岁,开始任职时不到50岁的约占37%。有相当部分的腐败高官,在比较年轻时就获得较高官职,平步青云,容易忘乎所以,走向腐败。
所选案例中,约有63%的案主,在作案之后仍然获得提拔,约有48%的案主,在担任副省部级职务之前就开始了犯罪。中国并没有严密的任前任后审查、审计制度。尽管中国在 1995年就出台了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但操作不到位。多数案主作案时都担任着地方或部门党政“一把手”,下级不敢监督,上级没法监督。
王岐山用治标给治本争取时间
另据《东方早报》5月25日报道,中纪委近期正在进行一系列的内部工作机构改革,加强案件具体查办机构的力量。一位接近中纪委的廉政问题专家透露,具体措施包括在原来具体负责办案的8个纪检监察室基础上,再增加一些新的办案力量,同时也对某些内设机构进行了优化重组。
2013年1月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提出“当前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的反腐思路,5个月来,约谈、巡视、信息公开,中纪委动作频频,其效果也为外界所期待。
广东、上海等地已经开始试点抽查干部申报财产情况。在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一直未能出台的背景下,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被视为初步探索和过渡方案,这一制度设立距今已有16年,但并没有审查,只有等官员被查之后,才由纪委去了解其当时是怎么申报的。此番抽查是对这一制度的执行,广州南海区的抽查比例为15%。
尽管王岐山被外界认为会比他的前任更有作为,但是有评论并不看好王岐山反腐,在不进行体制改革,官本位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只靠这些措施难以遏制腐败的。中国的公车改革遇阻以及普遍的公车私用就是一例。
有网民认为,而青年官员在平步青云中走向腐败并非只是其忘乎所以的问题,他们从提拔到任职都不受民众监督。尽管王岐山提出先以治标为主,为治本争取时间,但仍要看王岐山是否会治本,何时会治本。治本要触动政治体制,如果不治本,中共的反腐就成了无解之结。有评论指出,如果今后几年在治本上仍没有明显起色,中共反腐败的承诺就可能沦为空谈,不仅习近平、王岐山等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展示的反腐形象将大打折扣,中共宣称的制度优越也难以再获得多数民众的认同。
有学者建议,在党内将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分给不同部门行使,党代会决策,党委执行,纪委监督,田国良认为这是一条政治体制改革的新思路。目前,纪委受同级党委书记牵制过多,应让纪委独立行使监督职责,直接对上级和同级党代会负责,而不是对同级党委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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