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乃强分析指,土洋之争,表面上是中西文化的碰撞,实际上是治港精英的标准和来源问题。过去15年多的经验,旧精英治港的成绩表十分差劲,这才弄到今天怨气冲天。虽然媒体和反对派天天都把问题算在梁振英头上,并大加讨伐,但他只在位不到一年,问题是旧精英造成的。
刘乃强5月28日于中评社发表评论指出,林行止最近在《信报》的文章指出,香港回归之后的乱局,源于人事上去“洋”增“土”。这是不是真正的原因是另外一回事,但这起码是反对势力论述的核心,和动员的焦点。挥“米字旗”和“龙狮旗”的青年们其实早已大声疾呼,并且得到和应,只是我们大部份人听不懂他们的语言,需要一个好的翻译而已。
土洋之争,表面上是中西文化的碰撞,实际上是香港谁来话事的问题,亦即是治港精英的标准和来源问题。类似的问题并非香港独有,据王绍光兄的分析,“1949年之后就出现了两种精英,一种是跟着共产党打天下的以工农干部为主的新精英,一部分是旧精英,就是过去的资本家和过去的知识分子。”上世纪50年代的“反右”,是新精英夺旧精英的权。
回归之后,开始时只来了一个也算是旧精英一分子的董建华,是旧精英全体过渡,但陈方安生还不忘把他架空,终于落马,但这个“烈士”至今还被旧精英吹捧。继任的是曾荫权,仍然是旧精英的天下。香港有些人生怕“土共”夺权,对此如芒在背,曾荫权任内跟“财外联盟”全面配合,精心部署唐英年这个完全可控的庸才延续这局面。之后曾钰成这个“疑似共产党员”当了立法会主席,因为没有实权,尚可忍受。如今连行政长官也落在另一个“土共”梁振英手中,那还得了!反弹是必然的,而且是既速且猛的。论述几乎一样,反对势力振振有词,是你共产党不守“合约精神”,改变游戏规则。
我既不是共产党员,也没有吃皇粮,纯粹以事论事的看,先不说最后香港谁真正掌权这其实最关键的问题,过去15年多的经验,旧精英治港的成绩表十分差劲,这才弄到今天怨气冲天。虽然媒体和反对派天天都把问题算在梁振英头上,并大加讨伐,但他只在位不到一年,问题是旧精英造成的。而根据爱恩斯坦的说法,问题制造者是无力自行解困的,基于此,也该让贤给新精英了吧。
但是香港没有新精英。按照本来的构想,回归前的预委会、筹委会、港事顾问、区事顾问等,应该是治港新精英的人才库。(申报利益:我并不在这人才库中。)只是刚回归不久,中央便把这好不容易凑合的新精英队伍全部解散,之后死的死、老的老、病的病,其余的投闲置散多年,纵使不是心灰意冷,也早已脱离现实,髀肉复生。梁振英、曾钰成等,算是仅存的硕果了,选择不多,只能凑合。正正因为新精英不存在,梁振英组班才那么困难:他承继大量其实跟他貌合神离的旧精英,和起用一些并不怎样入流的旧精英。虽然如此,旧精英还要打他骂他、拖他阻他。
回头看来,香港的旧精英本来已经被神话化,因而业绩不佳。而发展到今天,旧精英人才库也明显枯竭。不说别的,回归以来,治港班子主要来自政务官员系统,但众所周知,这个系统也呈青黄不接的现象。再下来如继续从这里抽血,公务员的水准便会急速下降。反对势力垄断的媒体、教育、法律、社工等,这里到底有多少政治人才,我们从反对派的政客水平中可见一斑。建制派面临断层,反对派何尝不是?公务员何尝不是?
反对势力的战号是“真普选”,好了,就依他们的方案,能选出谁来?听说她们千方百计要推余若薇。好,就让余若薇当特首吧,她能组什么班子?她能治好香港吗?
所以,问题不是“土”与“洋”斗,也不在于谁胜谁负;首先,并且是最重要的是,谁能治好香港?反对派有足够的人才和能力吗?特别是一旦明显反共反华的政客主政,采取与内地敌视的态度,和隔离的政策,香港能好到那里?香港的出路在那里?能独立吗?能在中国之内完全自治吗?对全世界承诺了二十多年,声称会“维持特区的繁荣和稳定”的中央,对此能坐视不理吗?不用猜了,乔晓阳已经说得很死:不会。中央坚决不会委任一个跟她对抗的人当特首,管你是普选出来的。
精英不论新旧,一句话,就是没有。这才是“港人治港”所面临的真正困境。对此,建设派一早知道,因而有切肤之痛,因为买少见少,只能集中仅有的政治人力资源,并且充份发挥,才能把香港搞好。这才对公务员宽容,并且容忍对反对派绥靖的态度。但是主要是因为反对势力根本不是想搞好香港,只是努力完成他们的私货,他们并不领情,窝里斗不断升温,到今天快要摊牌决战,建制派只有被逼仓促应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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