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人意料地走访了天津市人力资源发展促进中心,同现场的招聘人员和应聘大学生进行了交谈。同时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警告称,在解决创纪录数量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方面,中国面临一个空前的挑战。他表示,帮助所有高校毕业生找到工作是一项“重要任务”。
分析人士表示,中国领导层已经从阿拉伯之春中意识到,青年失业问题成为一根牵动社会稳定的敏感神经。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时代到4万亿刺激政策,遗留了各种复杂的失业问题。如果这个人群中的大批人心怀不满,他们可能会对中共的统治构成威胁。
青年就业是世界性难题
5月14日,习近平参加了一场高校毕业生招聘会,随后与毕业生、大学生村官等座谈。他勉励当代大学生志存高远、脚踏实地,转变择业观念,同时要求加大对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支持力度,对就业困难毕业生进行帮扶,增强学生就业创业和职业转换能力。
近年来,随着人口的激增、经济结构的迅速变化,失业问题在中国这个发展中大国逐渐变得严峻。而随着高校的迅速扩招,高校教育体制的弊病也渐渐暴露,毕业生的综合素质较以往相比有所下降,大学生也成为失业人口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今年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将达699万人,比2012年增加19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学毕业生最多的一年。从就业工作的重点指标应届毕业生的签约率来看,与去年同比分别呈现下降趋势。“毕业即失业”,这种离中国大学生曾经非常遥远的现象,随着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急速推进,如今似乎已经“司空见惯”了。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做好今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他表示,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关乎经济升级、民生改善和社会稳定。要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障应届毕业生就业水平不降低、有提高。宏观经济在下行,无疑让这一季的毕业生更有了悲壮的感觉。其实回顾以往,每一年的大学生就业都会牵动社会无数敏感的神经。他们就业的不解决,会产生更多的社会矛盾。新一届中国政府早已意识到,阿拉伯之春的根源是羸弱的经济政策和随之带来的就业问题。
发动突尼斯和埃及革命的年轻人中,有很多人失业。官方数据称有30%的年轻人失业,且不论该数据是否准确,但是,这些经济体显然没能吸纳过去数十年的生育潮。2012年,阿拉伯国家的失业率上升到16%。据国际劳工组织预测,2013年全球失业人口将突破2亿,青年失业率高达12%以上,这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问题。
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失业问题
纵观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不难发现,中国所面临的失业问题,不止是青年就业问题,还有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大量失业人员。从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到前任总理温家宝的4万亿刺激政策,遗留了大量失业问题。
计划经济时代,“全面就业”政策的实施造成了企事业单位大量冗员。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对劳动力资源配置和使用实行统一招收、统一调配、统一使用和统一管理的制度,大部分的劳动力是通过行政干预和统配的方式实现就业。“大锅饭”是对分配领域存在的平均主义现象的一种形象比喻和概括。与其相关的说法还有,“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邓小平同志曾经明确指出,“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
这种计划型的就业政策是以牺牲生产效率为代价来换取高的就业率,形成了“一个人的活三个人干”、“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现象。这种建立在绝对平均主义基础上的“大锅饭”制度,严重影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一是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即企业不论经营好坏,工资照发,企业工资总额与经营效果脱节;二是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即在企业内部,职工的工资分配存在严重的平均主义。中国的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使这种国有企事业的隐蔽性失业显性化。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冗员成了下岗失业人员。国有单位职工大约有1.3亿,按市场机制标准衡量,大约有30%的“在职失业者”,即绝对人数在3,000万以上。这些人员虽然表面上看他们有工作,但实际上他们对生产没有作出贡献。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这种隐性失业必然逐渐显现出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与此同时,伴随着新旧体制转轨,经济发展也面临这失业问题的严峻挑战。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从1992年正式向市场经济转变以后,国有、集体企业开始实施“减员增效”,在企业中产生了大批需要安置的富余人员。由于受劳动合同期限、有关就业政策、解除劳动合同要付出成本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和掣肘,企业并不能轻易与富余人员解除劳动关系,因此出现了“下岗”现象。当时国企下岗人数接近岗职工占总下岗人数2/3。据推算,1999年城市失业率为11.7%,失业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富余人员在企业中暂时没有合适的工作安置,处于无岗状态,但仍与企业保持着劳动合同关系,从而成为“下岗职工”。到1998年,国有大中型企业部分职工陆续地强制性下岗,冲击着整个中国。随着国企改革推向纵深,下岗职工人数增加。从1998年开始的七年间,国企裁员累加近3,000万人,裁掉了十分之六的国企人员,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
伴随着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岗工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个专有名词。下岗工人的命运受时代大潮冲击,当他们下岗后,几乎都有着同样的迷惘----文化水平偏低,技术技能偏低,年纪偏大,他们能往哪里去?
当时政府有针对性地启动了下岗工人再就业工程,铺设下岗再就业绿色通道,出台一系列扶持下岗工人就业的优惠政策,发放下岗职工最低生活保障。 1998年下半年,国家提出了下岗职工100%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100%确保基本生活的要求。随后,有关部门接连发出一系列文件,对下岗职工进中心、保生活、再就业等问题制定了具体的政策和措施。尽管如此,仍无法解决短期内出现的大量失业人员。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变,导致劳动力的需求量减少,劳动力的素质要求明显提高。面临当前的社会就业状况,下岗失业人员由于受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制约,再就业越来越困难,下岗职工的再就业率越来越低,失业人员的失业周期也越来越长,逐渐形成一批基本生活难保、再就业十分困难的困难群体。
根据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资料表明,1995年全年新就业人员720万,年未登记的失业人数为520万;2004年全中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总数为657万人。至2008年6月底,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总数仍有1,342万人,规模非常庞大。再从中国近10年的失业率看,自2000年以来城镇失业率总在3.1-4.2%之间徘徊。
2008年年底,中国沿海地区出现了2,000多万农民工失掉就业机会。
在全球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启动了4万亿元人民币积极财政政策,希望以此拉动需求、消费以及解决就业难题。在2009年第一季度的时候就开始恢复增长,整个2009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9.2%,2010年达到10.4%,2011年增长率仍然高达9.6%。根据分析人士的计算,只考虑建筑工程投资,4万亿投资带动的建筑工程类项目性就业约为5,000万人,项目建成后可创造生产性就业岗位约为560万人。有数据显示,2009-2011年间4万亿投资可分别带动就业1433万人、3017万人和2202万人。
然而此举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分析师表示,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就是在消化当时刺激政策的后遗症。中国经济去年增长7.8%,这是13年来的最慢增速。继去年末季增长回升至7.9%以后,今年首季中国经济增长再度放缓至7.7%。
工业化过程中的结构性失业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低迷和教育脱节,就业已经成为全球经济面临的难题。尽管9月美国失业率意外降至7.8%,创近四年最低水平,但就此认为美国就业市场实现逆转恐怕为时过早。金融危机对全球就业市场的冲击远比对经济的冲击更为持久,而各国经济创造就业的能力也受到重创。全球经济“无就业复苏”和“无就业增长”广泛存在,由于后危机阶段产业结构调整而导致的“结构性失业”,以及由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或者生产效率提升而导致劳动要素相对过剩所形成的“替代性失业”将是“无就业复苏”最主要的特点。
可以说,“无就业复苏”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经济尤其是发达经济体面临的最大挑战。然而,从更深层次讲,高失业也绝不仅仅是一次经济衰退的影响。事实上,美国当前面临的不仅仅是周期性失业,更是多年来实体经济“转移”导致“去工业化”带来的结构性失业。
美国的结构性失业起始于本世纪初全球化浪潮,加剧于经济大衰退。本世纪初至2007年12月大衰退开始时,美国企业为优化利用全球资源和提高竞争力,加速产业外移和服务外包的步伐。由于缺乏足够规模的新兴产业来吸收那些被削减下来的美国工人,结构性失业开始出现。本世纪以来,美国劳动力规模净扩张为1,300多万人,而就业人数净流失100万人。
特别是伴随着美国第二、第三产业结构的演变,美国就业结构及其劳动力的配置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三十年间,美国就业人数增长最快的行业,如金融保险地产、商业服务、信息服务、医疗教育等均属服务业,而随着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由30%以上降到20%左右,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一直处于下降通道。制造业所需的非技能劳动力越来越少,对高技能工人的需求越来越大,技能缺口进一步推高了美国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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