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因一党专制备受各界指摘的中共,在舆论管控上的“一言堂”作为也成了贴在其头顶的鲜明标签。尤其是随着以微博为主要平台的新媒体的出现和蓬勃发展,愈发加剧了主流舆论场和网络舆论场的撕裂之况。以至于,“一乱就收”成了当局每遇敏感事件的不二之选。新近发生的宪政讨论,虽则没有实行严苛的网络封锁,但从始至终贯穿的中共“一言堂”却无处遁形,中共依附于大众媒体强行霸占舆论场的痕迹明显。与此同时,经济上推创新理论上仍僵化不前的现实窘境,不仅自违马列强调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也无助于多元价值观的建立。再者说,向来重视“统一思想”的中共,喉舌报刊一片乱局也透露出习近平在此问题上的态度还不明朗。

习近平参加博鳌论坛现场图
习近平“宪政梦”在虚实之间
在党报党刊挑起宪政争执前,围绕宪政展开的讨论不算少。习近平在十八大后不久召开的纪念宪法颁布30周年大会上,还在强调“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在于实施。”依照宪法与宪政的关系,宪法是宪政的基础和前提,宪政是宪法的具体实施。习近平上述言论,很快被学界政界智囊引申为对宪政民主的肯定和推崇。再结合习近平选择重走邓小平南巡路的动作,更是被外界视作奠定了其推行全方位改革的总基调。 时隔不久,同样是在宪政问题上,《南方周末》新年献词“宪政梦 梦之难”被篡改事件,以及《炎黄春秋》同时因大谈宪政惨遭封网处理等,复又让自由派对习近平的宪政梦大失所望。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北京时间5月21日,《求是》旗下的《红旗文稿》以文革的腔调发出彻底否定宪政的雄文,攻击其关键元素属于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以及《环球时报》怒斥宪政是在“兜着圈子否定发展之路”。鉴于《红旗文稿》的中央机关刊物的性质,《环球时报》又是《人民日报》的子报,所以,此两家党的喉舌同声共振攻击宪政,被看作是习近平政治倾向全面走向左倾和保守的有力证据。
此外,最新披露的一篇出自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杨天石的《正确区分两类矛盾,保护和支持人民的改革要求》,将此前盛传的中共“9号文件”中提到的宪政以及“宪政梦”归纳为:宣扬西方宪政民主,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借纪念现行宪法公布30周年,打着“维护宪法”,“依宪治国”的旗号,攻击党的领导凌驾于宪法之上,实质是要否定宪法及其确立的制度和原则,最终实现改旗易帜,把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搬到中国。与《红旗文稿》及《环球时报》说法如出一辙。
实际情况如何?如同人们揣测“习近平为何会这么做”,习近平对宪政的态度究竟为何,也成了当前争论不休却难有定论的谜。有深谙中共政情的分析人士表示,习近平的宪政态度始终徘徊于虚实之间。一方面,他强调宪法实施的重要性,但此宪法与杨晓青、胡锡进等人的宪法并非一回事,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82宪法”;另一方面,他也以最高统帅的身份默许着喉舌报的宪政口水。一虚一实之间,实则暴露出习近平在这个问题上的不确定性。
之所以会产生这种不确定性,也与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危机以及苏联解体的先例须臾不可分。首先是中共执政的合法性问题。战争年代,中共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现如今,当西方国家的多党轮政铺天盖地袭来时,中共一党专政很难继续以经济成就来赢得民心。尤其是中共党内贪污腐败沉疴不断,为民谋利异化为与民争利,干群关系持续紧张,官民鸿沟欲壑难填,更加剧了濒临覆灭的执政合法性。其次是习近平对苏联解体的焦虑。在南巡期间,习近平就曾多次主动谈及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尤其毫不掩饰对前苏联共产党政权倒台的遗憾之情。对此,有媒体解读,习近平的这种遗憾之情已然表明了自身的政治立场,“他显然不是站在选择顺应历史潮流的苏联人民一边,而是站在早在20年前就被历史抛弃的前苏联共产党一边。而且他对苏联解体的解释也没有超出中国共产党常年重复的老套套。”而引发各界热烈讨论的“两个不能否定”,也是习近平此种焦虑的变相延伸。
习近平在宪政问题上的不确定性也不经意被美国副总统拜登当做话柄。后者13日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典礼上因称中国是不能“另类思考”或“自由呼吸”的国度而被留学生抗议道歉。在演讲中,拜登还对习近平做了简要评价----“习近平很强壮聪明,但是对于目前的工作,他自己完全不确定会不会有好结果。”姑且不论拜登的政治动机如何,至少“不确定会不会有好结果”的说辞,给习近平的宪政梦复又蒙上了一层阴影。
以史为鉴,可以正衣冠。在宪政的问题上,从清末的“宪法之治”的覆灭,到武昌起义枪声催发辛亥革命的高潮,再到“百年宪政”,宪法文本不断被翻新,宪政之果却一再难产。至今中共第五代领导集体上台,媒体到学界的宪政呼声还是无时或释。讲求“实干兴邦”的习近平,在宪政问题上时虚时实的态度,一方面消解着其刚刚上任之初以务实、亲民的现代派领袖赢得的民心,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中共理论体系的匮乏之境。尤其在宪政问题上,不仅官方喉舌内讧不断,就连最高领导人都还游离于虚实之间。经济上创新政治上僵化水火难容
曾在《引领中国----习近平必须面对的十大挑战》一文中首先提到了“建立多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之挑战。因为这不仅是回答中国走什么道路的尖锐问题,还将体现中共新领导集体如何认识中国今天的社会形式以及它的意识形态。改革开放的一项重要成果,就是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多元社会。中共至少要面对来自中国传统思想、西方的普世价值、打着毛泽东思想旗号的极左思潮的挑战。对民众来说,社会主义价值观变得模糊不清,他们认为中共代表着专制和八股,由它来发展社会主义价值显得格格不入。
为何要强调建立多元价值观?在经济方面,中国始终在与时俱进求新求异,而且自改革开放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而在政治方面,却始终难逃沉疴,僵化不前诟病不断,还在延续着以往的一贯标准。对中共而言,新时代所需的多元价值观,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更体现在政治方面。如果一味政治上的僵化,即便经济上有再多的成就和创新,两者之间还是很难同声共振,还是水火不容的激烈对冲关系。
要想让社会主义价值观清晰可辨、深入人心,已经被扣上了专制和八股帽子的中共,采取的策略也应该撇弃专制和八股。尤其是随着网络大发展大繁荣,思想舆论的基本盘已经足够大,以往依靠管控媒体传播中央声音,依靠捂盖子来统一思想的做法不再适用。相应地,传播工具不断翻新的同时,民众的创新思维,以及思想活跃程度也随之增强。将现有言论生态放在中国总体发展宏观大局层面来看,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硬件改革,到以社会建设为重点的软件改革,直到延续至今且将在此后很长一段时期持续推进的思想改革,中国历任领导人都在亦步亦趋循着这一轨迹进行顶层设计。
而习近平执政的十年里,最核心的要务就是推进思想改革。思想改革的任务摆在了新一届领导人面前,如何与时俱进地应对之?中共关于采取的策略是屏蔽敏感词和封锁消息,甚至不惜株连无辜的相关消息。继风声鹤唳的“新三反”后,意识形态领域再发强烈地震。被外界称为“九号文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中办发【2013】9号),不仅再次勾连起了人们对高校盛传的“七不讲”的揣度,也使得中共将在意识形态领域有重大举措提上日程,甚至有学者极为恐慌地将其作为“二次文革”的先兆。也正是因为“七不讲”太过火,以至于原本已经下发至地方学习的“9号文件”,也被殃及至封锁之列。
除了意识形态领域连日来的聒噪和争执外,习近平上台后在舆论管控方面也在不断释放着“收紧”的讯号 。首先是强力屏蔽敏感词。按照中共以往的惯例,牵扯国家机密的事项设置网络封锁还情有可原,但这种封锁开始不断拓宽路数,向社会事件蔓延开来。比如对朱令案从严厉管控到脱敏的变化,对京温女子坠楼案大刀阔斧的消息封锁,都是当局者打着“保稳定”旗号在行强力管控的例证。其次是向微博名人开刀。前有陕西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任贤良杀气腾腾的“即使对那些强势媒体、知名网站和名人博主、微博大V,在管理上也必须敢于碰硬,该警告的警告,该禁言的禁言,该关闭的关闭。只要违法违规违纪,就坚决依法处理,决不手软”的战斗檄文,后有“七不讲”在高校盛传期间众多敢言学者纷纷被禁言销号的即成事实,强力舆论管控已然从口头警告走向“实战”。
中共之所以冒天下之大不韪强烈管控舆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竭力扭转被网络舆论场分释威权的局面。因为对中共宣传的体系来说,最在意的是如何重新占据舆论场的领导地位。站稳了舆论场的主导地位,也就部分地代表着继续执政有了合法性,也可以借此巩固政权,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当前采取的“一言堂”也好,通过销号禁言强行霸占舆论地位也罢,通过控制媒体来达至目的的方法和方式显然是不足取的。短期来看,效果显著,主流舆论场和网络舆论场一片祥和之音。但民众对当局的不满和愤懑长期累加起来,杀伤力或将不可限量。“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
中共舆论管控的渊源可追溯到文化大革命年代。在“文革”期间,深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之苦,上至国家主席,下到普通老百姓,被诬陷、打击甚至被剥夺生命者不计其数。因此,今天的人们对于滥用“言论自由”而侵犯他人权利与荣誉的行为备感痛恨。毛泽东在《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论及言论自由时表示,“领导我们的国家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办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这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此段论述归结为毛泽东的一句话,便是----“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
延续至邓小平时代,最为经典表述一句表述是“七嘴八舌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鸦雀无声”。这一点,与中国作家鲁迅针砭时弊的“看客”,以及作家王小波倾注了其对中国民众命运关注的杂文----《沉默的大多数》有异曲同工之妙。但邓小平对“七嘴八舌”的鼓励,却因为1989年发生于北京天安门的“六四”政治风波宣告破产。
与此同时,中共强力维稳的治理思路也在这一阶段有了雏形。
如果说毛、邓时代民众对言论自由的需求还处于萌芽阶段,那么到了江时代,尤其是胡锦涛执政的十年,民众的表达诉求以及对执政层的期望值无疑进入了快速成长阶段。尤其是随着网络高新技术的大发展大繁荣,以及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必然会随之而起的大辩论,使得民众日益增长的表达需求和期望值远远超过了国家基于客观规律取得的进步。换言之,执政层的维稳思路还停留在一对一的回应上,而民众对言论自由的期望值已经上升至另一个波峰。虽然相较于此前,言论自由的空间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开放,但政府还需要在管理手法上更加与时俱进。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早已将中国拉入“舆论管制”的黑名单,并以此为口实打压中国,作为遏制中国不断崛起的一个筹码。站在西方国家的立场来看,可能出于自身意识形态的考量,也可能有“和平演变”的目的和通盘考虑。对中国而言,随着人权与法治思想的健全,个人言论自由得到了越来越充分的尊重,但是中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对思想市场进行严格的管制。也就是说,在保障民众言论自由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是方法论的问题。抛开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和和平演变之说,单从方法论和效果论上来讲,不纯粹依靠政治上的“一竿子打死”,而是更多地依靠文化等软性渗透来达到效果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潜移默化的价值观重建。
拿美国来说,政府之所以能在舆论场上占据很高的地位,靠的不是控制媒体,而是从更深层次的建立多元价值观着手。长此以往,即便美国的企业家、资本家不一定都占据他们拥有的媒体,但是整个社会上的媒体的导向的声音都向它的价值取向去倾斜的。所以,对中共而言,如何占据舆论场领导地位,方式和方法尤为重要。以往自认为合理且有效的强行霸占舆论场领导地位的做法,已经过时。这不仅是中共在舆论场管理上面临的突出问题和严峻挑战,也是决定其未来的关键砝码。再者说,一味地钳制言论自由,每遇敏感问题就强力打压的做法,真的有必要吗?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反过来,不让人说话,反倒容易诱发更多的不稳定因素,长此以往,撼动中共执政根基,也未尝不可能。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