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仅与其他众多学者一样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且还曾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他的所谓“现行”，就是他公开或私下明确而尖锐地发表的反对“文化大革命”、斥责毛泽东的若干言论。
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专为整人的政治运动是很有道理，也有事实根据的。其中的一个事实佐证就是：原清华国学院创始人吴宓被关牛棚，大量文稿被查抄，造反派以吴书写全是繁体字为由批斗，吴不服，抗辩：“毛主席诗词也有繁体字，难道他也反党反社会主义？”造反派头目断喝：“毛主席写繁体字是革命的艺术，你写繁体字就是反革命的祸水。”言毕，一脚把吴教授踢昏于台下。
当同一事物，在这场运动中体现在不同人身上，则认识是完全不同，甚至是相反的两个极端之时，只能说，这就是一场以整人为目的的运动。
吴宓（音mi，1894-1978），陕西省泾阳县人。字雨僧、玉衡，笔名余生，中国现代著名西洋文学家、国学大师、诗人。国立东南大学（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教授，1941年当选教育部部聘教授。清华大学国学院创办人之一，学贯中西，融通古今，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著作有《吴宓诗集》、《文学与人生》、《吴宓日记》等。
就是这样一位有才情，有学识的文学家，诗人，却在文革到来时，成为西南师院批斗的大罪人，以种种罪名蹲入“牛棚”，到平梁劳改，受尽苦难。76岁的老人干不动重活，还被架上高台示众，头晕眼花直打哆嗦，被推下来跌断左腿。之后又遭断水断饭之折磨。腿伤稍好，即令打扫厕所。到批林批孔时，吴宓不肯批判孔子，说“没有孔子，中国仍在混沌之中”，并说“宁愿杀头也不批孔”，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吴宓日记续编》中，有关对“文化大革命”的“攻击性”言论，最早见于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２３日。此前，作为四川省政协委员的吴宓到成都参加了四川省政协会议，１２月１０日回到在重庆市北碚区的西南师范学院，但此日之后至２０日前的部分日记在“文革”中被抄走后失去。因此现有记载中已经是在“续讨论”吴晗遭到批判的剧本《海瑞罢官》了。
吴宓在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２３日日记中记载：“下午……在古典文学教研室续讨论吴晗１９６１所作京剧剧本《海瑞罢官》……在讨论时，宓闻诸君之发言，愤怒不服，几欲发作，然能始终隐忍含默，未露形迹，幸耳。”（第七册３１３—３１４页）
从这则日记可知，从这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吴宓就是“愤怒不服”的态度。
１９６６年１月１３日晚间，吴宓应邀至普施泽教授家参加民盟的组织生活（吴宓非民盟盟员，系来宾）：他在日记中记载：“座谈《〈海瑞罢官〉应如何理解？》，宓等四人先各抒己见。宓谓：宓一意恭恪服从，但恒苦不知党政每一运动中之真实意旨所在，然自１９６４春以来，加强阶级斗争，阶级观点，批判吴晗，评斥《海瑞罢官》，只是教我们如何认识历史、文学，即是‘封建社会，地主官僚阶级，从来无一好人，无一好事’，勖我们如是想，如是说而已，云云。……”（第七册３３８页）
姚文元已经把吴晗《海瑞罢官》中写的“退田”、“平冤狱”都说成是影射、攻击现实了，吴宓却毫不顾忌地在１９６６年１月１５日日记中写下他影射、攻击现实的感慨：“晚，久读《石头记》抄家前后若干回，与解放土改等比较，伤心落泪不止。”（第七册３４３页）１９６６年２月１２日古典文学教研组会议上，讨论到“批判继承”时，吴宓在日记中记下他的发言要点：“宓谓，此中有极大困难，宓不敢言。”接着以小字注：“盖谓，今日并不许人用其理智，作真批判。”（第七册３７０页）
吴宓在这里所说的“真批判”，指的是真正的学术批判，而不是毛泽东、姚文元那种所谓的“革命大批判”。可谓是一针见血！
１９６６年２月１９日：“１０—１２古典文学教研组讨论《谢瑶环》，宓最后始作简短之发言，表示宓接受云松文及诸同志发言之见解及主张；但暴露宓极喜悦《谢瑶环》剧中之爱情故事，不嫌其荡（关君斥为淫荡），只觉其美；且此剧文字之工，词藻之美，亦远在《海瑞罢官》以上也。”（第七册３７７页）
“云松文”指《人民日报》２月１日发表的云松《田汉的〈谢瑶环〉是一棵大毒草》。吴宓一方面表示“接受云松文及诸同志发言之见解及主张”，另一方面却又公开赞赏已经被批判为“大毒草”的《谢瑶环》的内容（爱情故事）和艺术（文字、词藻）的“美”。其无畏之态跃然纸上。
１９６６年３月２３日：“１０—１２至文科图书馆读邓之诚编撰《清诗纪事》八卷二册，惜止于康熙中年。然亦可见当时政治受祸之酷，与文字科罪之严。其过程则先松后紧，与近今同。”（第七册３９９页）
这个“与近今同”的评价，把“文化大革命”比之于清代“政治受祸之酷”、“文字科罪之严”的文字狱，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不少文化人还在诚恐诚惶为之欢呼之时，能有这样的洞见，是极具胆识的。
１９６６年４月１４日：“阅《重庆日报》对吴晗批判汇编。实则晗之所论皆宓之所欲言，特宓不涉政治，既无讽刺指责之私愤，亦乏谏辩箴规之愚忠耳。”（第七册４１４页）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２日：“８—６古典及现代文学教研组批判邓拓座谈会，宓首发言，其中赞美中国之王道，又谓古帝王亦有爱民而行善政者，皆不合今之说法。”（第七册４３２页）已经到了举国上下都在大批吴晗，大批“三家村”的时候，吴宓还敢作这样的发言，岂有不当“反革命”之理？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吴宓越来越来越愤恨，他终于忍无可忍地在日记中写下了直接指斥毛泽东的言论。
１９６８年２月２２日：“成君述其家况之艰窘，尤因文化大革命中秩序破坏，长女在南江‘上山下乡’者，因其地骚乱，回家久居，工资未发，口粮为人取占。（贺君一子亦同）。二子初中毕业二载，迄未分发工作，皆闲居在家，故成君钱粮俱缺，赖本组同人济助，每日全家啜粥，杂以青菜，恒不能饱等情……”（第八册３８５页）
吴宓在这段话后面意味深长地写了一句加在括号里的感叹----“然称颂毛主席，毫无怨言”。
吴宓的好友凌道新（历史系“右派”教师）被罚在教师“劳改队”劳动，１９６８年６月１日，凌道新向吴宓诉说了被造反派“苛虐”管制的情形：“全日劳动”，“几次排队举大黑旗，敲锣鼓，游行校内及碚市”，“责令队员跪泥地上，并以钢条锄柄痛打队员若干人次，而新受打尤重且频。……更命新操杖击漆宗棠，怒其击之不重而酷打新焉。”吴宓在日记中记下这段血泪控诉后，怒不可遏地写下了自己的评语：“呜呼，人道何存？公理何在？毛主席应负其责也！”（第八册４６４—４６５页）
1971年，吴宓病重，右目失明，左目白内障严重，就只好让他回重庆养病。
1977年吴宓已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只好让其胞妹吴须曼领回陕西老家终于使他得到了一些兄妹深情的照顾和温馨，吴宓每次吃饭时总要问：“还要请示吗？”吴须曼告诉他说：“'四人帮'已经被打倒了，都不请示了。”有时候夜间，他起床喊，“快开灯，我是吴宓教授，我很饿，给我一碗稀饭喝吧。”延至1978年1月17日病逝老家，终年8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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